半个多世纪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患了一种慢性而又异常诡异的怪疾，那就是“一面倒”。

　　建国甫始，在国际关系上就患了向苏俄一面倒的重症，从此而一发不可收拾：苏俄搞计划经济，我们就摧残城乡民族资本；苏俄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我们就自费充当斯氏炮灰；苏俄人口稀少、为出生率低靡犯愁，中国人口众多，还提倡妇女做光荣妈妈，生他七个八个算是巾帼英雄，谁提倡计划生育则是“马尔萨斯”、不进马厩还关牛棚；苏俄要“赶超”美国、中国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是弄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亦无怨无悔 … …。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当昔日苏俄好不容易良知发现，清算了斯大林主义、搞了点经济改革，中国的一面倒依旧刹不住车，在“义正词严”地连发九评、将苏俄老大哥打成修正主义与社会帝国主义后，以为老大哥已经体无完肤、穷途暮路之时，才发现自己国内已迷信泛滥、内战四起、党政分裂、经济崩溃；在国际上还彻底成为了孤家寡人。一面倒变成了茕茕孓立。

　　在国内政策方面也是一面倒。凡是强调依据中国实情办事、主张发展国民经济、提倡民主政治、重视民生人权的，不是右倾就是右派，不是声名狼籍就是家破人亡；谁怀疑亩产万斤、土窑连钢、胆敢将想法说出口来的，就是“现行反革命”而遭灭顶；百姓已经民不聊生、万马齐喑了，却硬被说成莺歌燕舞、芙蓉朝晖。

　　这一切，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不可复制的人祸；而究其原因，条条都是指向舆论及意识形态的一面倒。正是一面倒遏止了人的良知、扼杀了“对普通事物的常人见解”，才使得错误不断被重复、荒谬失去了理智的遏止而蔓延疯长。

　　文革浩劫一度使国人大彻大悟、也是邓、邦、阳倡导改革运动的一个巨大反作用力。改革冲破一面倒设置的种种禁区、逆转了社会与国家的病态；改革又是对一面倒政策的全面纠正，使国家恢复了理智、萌发了生机、积聚了国力、实现了飞跃。邓、邦、阳时代，是国家与社会民主生态最发达兴旺的时期，邓小平所说：十三大路线一个字都不能改。这汇聚了何等痛切的教训与多么精妙的政治智慧？正是十三大路线，成为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的基石。

　　奇怪的是，在经济发展、资讯发达、传媒繁衍、民智发育起来了的同时，形形色色的禁区又沉渣泛起，对一起事件、一个灾难、一种现象只允许用一种口径表达的毛病又纷纷回潮；宣传只设置言论禁区、不积极建设创造的痼疾又复发了。人们根据常识都不难判断，对任何事件、灾难、社会现象的处置存在着优劣不等的种种解决方案、而合理方案的确认必须经过科学规范的论证；科学规范的论证只能产生于对民意充分汲取、集思广益之后；一面倒的舆论在本质上是用民粹意识取代真实民意、用一家之言覆盖集思广益，其结果无非是将对事件、灾难、社会现象的科学合理处置方案扼杀在酝酿过程之中；危言耸听将被无限放大、务实进取将被不断蚕食。

　　多年来，笔者一直对胡总锦涛在处置驻南使馆被炸、海南军机相撞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静与务实精神深为敬佩，因为它所体现的也就是“对普通事物的常人见解”，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政坛高层，能如此身体力行者确实凤毛麟角。

　　当一个严重影响到某一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稳定的事件与灾难发生后，对其产生的原因、对影响其发展轨迹各种因素的描述是否与整体真实相吻合，不能只有一家说辞、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一家说辞与一种声音将会扭曲事件与灾难的真相或演变方向，将高层与民众的政治预期高度复杂化，将最佳解决方案被提交的可能性归零。哪怕仅仅从执政党自身的利益去看，这种做法都是非常有害、非常不可取的。因为这只能助长施政者用政治高调来掩盖他们怠慢轻政的毛病，增长他们不那么负责任的心态，因为无论由于施政不当引起多大的区域动荡，笃定上面会一并埋单；天塌下来也不要紧，反正上有中央顶着、下有百姓扛着，黑锅则有“敌对势力”背着，他们非但毫发不损、还可获得额外资源，稳操胜算。

　　鉴于中国长期在一面倒的病态中发育起来的民粹意识破坏性极大、建设性极微的状况，笔者向来不看好“大民主”模式；“敌对势力”有破坏行为的固然要依法严惩，但这毕竟是外部作用，伤害往往只在表面；而一面倒的舆论行为由于其与执政主流貌似一体，是从内部起作用，固而对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潜在破坏性范围更广大，程度更深刻、时间更持久；同时，汇聚大量优秀人才与国家资源去构筑一面倒的舆论环境，将放大这种破坏性的三维极限度，与设计这套体系者的原始构想或说辞背道而驰。现在，确实已到了官方智囊与民间智库建立沟通管道、共商国是，为全体公民的福祉排除隐患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