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百三博客周之三
充满魅力的中国股市
谢百三
1992年1月19日起，上海市的各家银行、储蓄所、信用社、证券公司业务部前都贴出了令人注目的海报，向人们推销一种绿底金边的“股票认购证”，每份收费30元。海报上写明：要买1992年原始股票．就得凭这份“认购证”，在公证处监督下摇号，中签者方可购买。打开这一式三联的“认购证”，人们又惊讶地看到上边赫然印着几句警言：“股市风险莫测，敬请入市谨慎”以及“未中签者，除扣除工本费外，其余全部支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这份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股票认购证”，在它刚面市时，竟受到了上海1000多万人民中99％以上的人的冷遇。各销售点前．人们嘲笑着那些多买了几张的人为“傻瓜”。银行推销员也悄悄地劝人们别买，说：“能中几张？”就像几百万人在开会、游行，从飞机上掉下来几块糖，谁能中彩？甚至连大名鼎鼎的股票专家杨百万——杨怀定都坚决不买，他认为这是在变相募捐。
当时，作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作为几年来一直热情支持、宣传股份制的我，当时几次来到银行门口，作了一些调查。当我想到在美国留学的同学来信提到，大洋彼岸每年的收入不过2万美元，但买股票的收入往往可达到10万美元，尤其是他说过一句话：“不懂股市的人就不能算经济学家”，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我。我想，要了解中国的股份制和中国经济，就非得买股票不可。随后，我又到几个销售点，看到买的人实在太少了，而卖出的号码最高仅190多万号。这时，我心里突然亮了一下，买的人越少，中签的概率越大，认购证就越有价值。最后一天下午，我拿出存款的几分之一买了一些股票认购证；同时我又打电话给我的两位老同学，劝他们买，结果他们中的一人听了我的话买了10张。说句心里话，以这么贵的价格买“认购证”，我心中也有些不安，但反过来一想，中不了的话，就捐给“福利基金会”了，“学了一次雷锋”。这样，我的心也就安定下来。
后边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2月1日，上海各大报纸宣布，此次共售出207.76万份认购证，比预计的少很多，“认购证”的中签率比原先高出几倍。未买“认购证”的精明的上海人慌了，不顾有关禁令，黑市炒卖这份认购证，从2月份的30元，炒到3月份的300元，又炒到5月份的1400元，价格上升厂46倍（实际上即使1400元买下，到后来也是合算的）。
我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一下子中了十几个签。这样，我除了将储蓄全部投入买股票外，还向亲友借了些钱买这些原始股。随着原始股的一家家上市，我一次次将股票卖出，所借的钱已全部还清，同时还有了一定增收。记得1992年7月1日，受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之邀，要去岛城讲学，担心在讲学中股市下跌，我和朋友一起去抛“二纺机”股票。在人山人海的文化广场中，我们听了10分钟行情报告，就不贪心地、很知趣地写了一个较低卖出价——258.8元（谐音“让我发发”）就走了。半小时后，我们惊喜地从160问询小姐处获悉，股票已全部卖掉了。第二天．我兴冲冲地去交割、算账、取款，映入眼帘的数字竟是“259.3元”成交价，扣掉8‰的税费，我实际拿回的钱是30867元；而在2月份，我为买这120股“二纺机”股票交给企业的仅4560元，即4560元变成了3万元，这才5个月啊！望着这么一大堆人民币，我这个工作才五六年的“穷副教授”，即高兴又惊讶，毫无思想准备。
像我这样去买认购证的教师在高校中不多；而像我这样的上海、深圳股民却是很多。一个个发财的故事，像神话一般在上海、在华东、在华南、在全国传开了，掀起了中国股市一次次的狂潮，演出了一幕幕的喜剧，当然后来也造成了不少人的痛苦，流泪，甚至牺牲…。
毛泽东曾批准关闭上海证券交易所
其实，早在本世纪初，中国就有过股市。20年代初，蒋介石就在虞洽卿、戴季陶、张静江这些帮派头脑的带领下一起炒过股票，赚过一笔大钱。当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在外滩附近九江路上的一幢八层高楼里．号称为远东最大交易所。据平襟亚老先生回忆，当时的证交所内“人如蚁集，中间拍板，台下经纪人、场务员等伸臂喊嚷，一片喧声，有如雷震。开始哄抬，只听得买进之声万马奔腾……到第二盘开拍时忽听一片卖出之声，趋势便一泻而下，愈泻而吐者愈多，竟然狂泻……获利者狂笑，丧资者暗泣。一些投机狂人，眼睛发红，额汗雨下，如吃死人之疯狂。更有前盘吃进，二盘吐不出之失败者立于一旁掩面发抖。彼等大都为靠薪水生活之小市民，被引诱来投机，受此巨大损失，如何得了！所以都呆在那里，回不得家。假使明天再跌，只有死路一条——跳黄浦江。”平老先生对上海股市的高度投机性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而其实质，他不便多言，那就是蒋、宋、孔、陈与黑社会势力勾结在一起，用超经济的手段控制着股票行情，在大起大落中赚取大批小市民的利润。自然，作为股市，其中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些共性，它也是存在的。但是，当时股市的大的得益者，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即问题的实质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成了“四大家族”剥削人民的工具。这当然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其采取坚决的取缔措施。
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主席当时同意下令关闭旧证交所的直接原因主要不是“股市”本身．而是旧证交所成了解放初近30万人炒美元、炒银元、炒金条、哄抬物价的黑司令部。一浪高过一浪的物价涨潮，迫使新中国政府下了这个决心。上海在1949年5月27日解放时，100元人民币可换1银元，但在旧上海证交所黄牛头目们的操纵下，竟在10天之后炒到1800元换1银元；随之而来，造成布价涨、煤价涨、米价涨，危及人民生活，危及新生的政权。在这种情况下，6月7日晚，陈毅市长邀请即将离沪攻打四川的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举行华东局紧急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平掉它”。陈毅想到了毛泽东不久前关于把武器拿在手里，考虑一下，再打，不到不得已的时候暂不动手的指示，又迅速将现实的严峻情况及华东局会议的提议向中共中央电话汇报。毛泽东主席反复思考，于12个小时后才亲自回电表示赞成。可见，当时关闭旧证券交易所的重大决策是十分慎重的，是在十分不得已情况下作出的。陈毅在动员会上讲道：“我们是‘先礼后兵’，一再进行说服教育，完全无效。上海人民不能再容忍了。”他指出：“这次行动，要作为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来打。……当然，还要区别对待，讲政策！”
1949年6月10日上午，陈毅命令上海公安局长李士英及公安总队师长刘德胜带两个营的解放军战士和400名便衣警察，分五路出动，突然包围了整座证券大楼，宣布：立即停止一切买卖，不许进出．禁止打电话与外界联系，原地等候讯问和搜查。楼内2000余人全傻了。各组人员迅速进入房间查点。两天一夜中，先后释放了1800名普通商人、小贩，将250名主犯扣押下来。这里有百万、千万富翁的炒币掮客，也有妻要成群的流氓头子。证券大楼外，观看的群众围得里三层外二层，人们拍手称快。“大亨鼠垮台了”，“共产党到底厉害!”6月11日，消息迅速传遍了上海、江浙，传遍了华东各省，影响波及全国，银元从1800元泻到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第三天，大米又跌价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上海人民喜气洋洋。
历史翻过了近40年，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毛泽东批准的查封行动呢？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稳定物价，稳定人民币币值，稳定上海政治局势，这次行动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这与1950年后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是吻合的。令人感到隐隐不安的是，当时的做法还是有点矫枉过正了，人们忘记了1949-1956年，中国还实行了一段国家资本主义与相当一部分的市场经济；人们忘记了，“股市”实际上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它不仅可以为人民的敌人所用，也可以为人民所用；人们忘记了，股市可以筹集资金，可以搞活证券业，可以改善国有企业效益。如果当时在查封、整顿之后，再搞一个社会主义的股市该多好啊！当然，这在当时计划经济主掌一切的50-60年代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股份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关健一仗
“似曾相识燕归来”。历史终于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露出了笑容，股票也开始躲躲闪闪地在人民生活中出现了。
当代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试点的是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一位老师——厉以宁，他对中国经济有入木三分的观察。在1980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及国家劳动人事部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厉以宁老师就提出了“股份制”的思想。当时，有人曾问他：“这么看来，以后中国还会出现股市与证券交易所了？”厉以宁老师坚定地回答：“对，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哈哈——哈哈！！——他的回答引来一片讥笑声。一些年中，不断有人攻击股份制，将它当作经济战线的“自由化”来批，在股份制改革当中，总要间—个姓“社”姓“资”的问题。
然而，厉以宁与中国另外一些力主改革的大经济学家始终坚信中国只有实行股份制，改革才会最终成功。他们对一切来自左的、右的抨击不予理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历史来回答吧。
历史对厉以宁以及一大批支持股份制的经济学家马洪、吴敬琏、萧灼基、童大林、孙尚清等都给了一个满分。因为改革需要股份制，人民需要股份制。
1984年7月，北京天桥商场售卖了当代中国第一张股票，面值1元；同年12月，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向社会出售了上海第一张股票——飞乐音响股份公司股票，面值50元。当时，人们是那么糊里糊涂，将信将疑地买下这一大堆不声不响，不知以后是否会化为灰烬的“纸头”。1993年5月24日，天桥商场股票在上海上市，开价22元。放了9年，投资者获益巨大，也由糊涂变得清醒，由怀疑变为坚定。毕竟10年期的定期存款利息有多少呢？
也是在1984年，在胡耀邦总书记“集资办实业”指示的鼓舞下，深圳郊区万丰村党支部决定集资参股办工业村，32名共产党员带头买了25万元股票，而绝大多数村民仅仅是半信半疑地看看。1985年．每个股东获利20％，这一下子教育了群众。第三年时．这个股份制的村子已筹资达4000万元，办起了17家工厂。从此，深圳出现了很多股份制工业村，它们成了深圳特区的一特，成了富甲一方的富源。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而事实上12月1日，素有“敢为天下先”的深圳人抢先成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但由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是由朱镕基等上海市委市政府支持下成立的；而深圳证券交易所则是民间自发创立的，因此起初它不敢宣布，闪闪烁烁地在这铜牌上挂了一块红布遮着，直到第二年（1991年）4月11日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并于同年7月3 日正式成立。
中国股市开始了艰难而又充满希望的历程。从世界上第一张股票出现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街头，到1862年英国颁布股份公司法，足足用了200多年时间，而中国从厉以宁教授提出股份制到现在，仅花了13年时间。万事开头难，我们现在这个开头比荷兰、英国、美国都好上几十倍。
中国为什么要试行股份制，要试行股市呢？应该说，这是由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滑坡所造成的。请看看中国当时的企业的状况吧。
中国预算内国有企业亏损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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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
1988年 |
1989年 |
199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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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单位数（个） |
39158 |
38480 |
38030 |
377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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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企业数（个） |
4185 |
4712 |
6212 |
118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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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面（%） |
10.69 |
12.25 |
16.33 |
3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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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税总额（亿元） |
1182.06 |
1557.68 |
1558.91 |
1270.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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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亏损总额（亿元） |
26.78 |
63.08 |
136.60 |
286.03 |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1991年正式公布的数据而制。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作为经济支柱的预算内的国有上业企业（大多为大中型企业），其经济效益竟然一年不如一年，亏损面一度竟达到1／3。据了解，这还只是明的，面暗的未能统计上来的亏损企业数还远没加进去。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现象是相当多的外资企业明明不亏损为了少缴税却大呼亏损；而一部分国有企业领导在“官本位”刺激下则千方百计将亏损企业搞成“盈利企业”。实际上，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不止这个比例。
这种情况令人吃惊。中共中央多次指示,要把搞活搞好大中型国有企业当作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不仅把它视为经济问题，而且要视为政治问题。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过不少的治病药方，如承包、租赁、资产经营责任制等等。
它们的效果如何呢？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在4年前就学着农村土地大包干的样子搞起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应该说，—时间确实有搞得很好的，如闻名遐迩的首都钢铁公司。但是，承包的优点．一般二三年后就淡化了。它存在着明显的缺点：首先，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折时期，外部环境变化很多，很难给承包企业定出合理、科学的利税指标；往往是原材料大幅度涨价，企业领导就到上级主管局去“磨”，要求降低利税指标。其次，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由于只承包四年，出现了拼机器、拼设备、拼人才的短期行为。再次，承包后仍有大量企业没有自主权，行政干预频频、长官意志依然严重。最后．绝大多数企业承包后仍是包盈不包亏，即盈利了总经理一定要发奖金，亏损了就赖账，“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国有企业这个“儿子”对国家这位“父亲”脸阴嘴硬心肠软的本性摸得一清二楚。中国搞了这么多年承包，有谁真正因为亏损而被罚过款？因此，承包一轮之后，其弊病就日益显示出来，初期的积极效应终于减退了。
于是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租赁制的方案。结果，除了承包制的弊病外，还多了两个毛病：一是承租者与党政工团的关系大多处理不好；二是它只适合小企业、小商店，对大中型企业不适用。
有些中青年经济学家还提出了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方案，得到中央的认可。国务院决定在重庆、武汉、沈阳试点，但效果也未如人们原来预期的那么好，短期行为也很严重。
几年过去了，虽然包比不包好，但大中型国有企业效益滑坡的局面仍未改变，于是就出现了—个令人难堪的局面，预算内国有企业的明亏到1990年竞高达30％。
这样、很多中央领导和地方政府官员把目光转移到厉以宁教授的股份制观点广。厉以宁教授这位多年来奔波于祖国各地、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地为研究中国改革调研讲学、著书撰文的经济学家．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到1986年春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所有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实现股份化改革。到1990年，厉以宁的主张不仅在中国经济学界成了最强音之一，而且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省、市领导所接受。从小心翼翼地搞试点到充满热情地要求扩大试点，中同的股份制试点从沈阳到上海，越搞越多，越搞越大。到1990年，作为二级市场的深圳、上海股市已初具规模，到1992年春，这两地的股民已达到百万人左右。
1992年2月底，韩中贸易协会的负责人，发现我的英文版的《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政策与改革》是厉以宁老师写的序言后，惊喜地追出来，让翻译告诉我，几年前，他还在韩国的大学读书时，就非常敬慕厉以宁教授，韩国教授们称他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流派领导之一，中国的“产权学派”的领导。他希望我能转达他对厉老师的敬意．并邀请他共进一次晚餐。经韩国客人的一再邀请，厉以宁教授及夫人何玉春老师和他见了面。那个晚上我印象最深的事，就是刚从深圳回来的厉以宁教授高兴地挥手作了一个动作：“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制改革不可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逆转。”原来他刚从深圳、广州等地调研回来，对深沪两地的有百万人参与的股份制改革充满信心。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在物价改革巳基本成功的情况下，股份制改革的成败实际上就成了中国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
与承包制相比，股份制的优点是不言面喻的：它使经理、厂长再也不会只作三四年的短期考虑了，总经理、厂长、工长们拿出自己的储蓄买股票，下了长期投资的决心，作了与企业同生死共命运的准备。它使得企业的员工、经理、总经理与企业联股联心，血肉相连。上海联毛股份公司一次失火，人们奋力抢救．牵动了干百万股东的心。它使得“婆婆”再也不用去干预和管作“媳妇”了，不用为“放权”、“还权”而争执了。“父亲”与“儿子”、“婆婆”与“媳妇”已心心相印。企业家必须是内行的“明白人”，因为他的上级再也不是厅、局等行政机构，而是每天注视着股市行情变化的千百万毫小留情的股东。如果你不善经营，不尊重股东权益，股东们就会抛股而走，导致你的股价大泻，造成企业声誉大减，并可能导致改组董事会，罢免不称职的经理、厂长。它使得企业更注意与下属工人的关系，使企业必须更具凝聚力、向心力。它将更高层次的商品——企业产权推人市场交易，因而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更趋成熟。中国13亿人民的十几万亿元存款现在有了两个市场，即不仅可去买各种消费品，而且可以投资参加建设。它大大推迟、缓解、消化了中国近年中潜在的一次次通货膨胀危机。因此，无论怎么说，股份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非常重要的主战场，它甚至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书业的生死存亡，因为它正在拯救、振兴中国经济建设的支柱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
能成功吗？——能成功。纵观世界工业化历史，美、英、法、德、日、俄都出现过大型国有（甚至大型私有）企业产权不明，效率不高，缺少活力的问题，使这些国家首脑及企业大伤脑筋。后来，从美国开始，这些国家都在这些大企业实行了股份制试点，而且大多效果甚好。美国逼迫员工买股票、实行股份制，称之为“人民资本主义”；德国也搞，称之为“将雇主与雇员绑在同一辆战车上”；英国在“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连任三届时也大搞国有资产股份化，大大缓解了多年不愈的“英国病”。俄国、日本也这么于。既然西方各工业国家以股份化改革，改善了国有企业扣大型企业的内部管理及效益，中国为何不能仿效呢？中国也可以以问样的方式来完善大中型国有企业。
惊涛骇浪的二级股市
无数次讲习班上都有人提问：“股份制是好，但为什么要搞一个股市？那么多人炒股票，不是很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吗？”、“只搞一级市场多好，风险小，盈利大，企业、个人、同家均得利。”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国外。早在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经济学家——副总理奥塔锡克就提出了用企业内部职工股方式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案。只搞内部股份制，不搞二级市场的股市，就不存在投机与暴利，就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剥削。这也是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相吻合的。
中国一开始也是这样考虑的。1985年，沈阳市就选了几家企业搞内部股和股份制试点。开始反映不错，但后来就不行了。1988年4月，我去北京京西宾馆参加全国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与沈阳市体改委副主任同屋。那天在同主张大搞承包的经济学家杨培新辩论完之后，沈阳这位副主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谢老师，您大力支持股份制，咱沈阳的股票就是发不出去，只卖了一部分就没人要了。您如果要的话，咱们可以8折优惠。”——什么原因？关键是当时沈阳只有股票发行的一级市场，没有可随时交易的二级市场。人们买了几千几万元的股票，只能藏在箱底，万一遇到个天灾人祸、红白喜事，连兑换成现金也不行。私下买卖，它有时甚至跌至原始价以下。同时它还具有银行存款不存在的风险性，只要企业垮台，股票就成了一堆废纸。“流水不腐”，就是说，只有运动，只有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才能保持事物的生命力。没有二级市场的股市无疑是一潭死水，一级市场也会窒息的。
精明的上海人从老—辈股民中知道，股票的生命力在于要有一个允许公开买卖的股巾。他们在1984年12月发行“飞乐音响”股票后，又于第二个月发行了第二种股票，即延中实业股份公司的股票。在此后1年多时间里，这两种服票都未公开上市交易，但出现了民间的私下交易，地点就在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附近的街道里。然而．这种私下交易是长不了的。上海市经济学界、市体改委以及证券业务部的同志很快向当时的江泽民市长反映，希望正式成立允许股票上市的交易市场。江泽民十分关心支持此事，亲自召开座谈会，正式批准“飞乐音响”、“延中实业”两种股票于1986年9月26日上市交易。1988年，静安证券业务部还根据当时上市的6种股票市场成交价格，编制发布了静安股价，同一年又编制了上海股票年报（深圳股市是从1987年开始形成的）。
历史应该记住这些日子：1986年9月26日，新中国当代的股票市场正式形成。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交所成立。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交所在朱镕基市长的支持下，鸣锣成立。
至此，中国真正有了自己的股市。深圳、上海的股市时而如一潭静水，缓缓下滑，无人问津；时而又如狂风巨浪，一浪涨过一浪；时而如黑熊下山，气势汹汹扑压下来；时而又牛角顶人，豪气冲天。
上海的股市沉寂期为1986年9月至1990年5月。从1990年5月到1992年5月21日，上海的股市虽然时涨时跌，但基本上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到5月21日达到1400点，为近6年的最高点。从1992年5月21日到1993年11月，上海股市向下狂泻，直泻到390多点；经过半个月的盘整后，股市又向上猛涨，一直涨到1993年3月，达到1536点；然后又向下滑动，直到1993年4月的926点，以后又直冲1370点；于1993牛5月又在三天之内暴跌了近200点，跌到1110点，又于5月26日跌到967点。到1995年为500点，到1996年12月为1200多点；到1999年5月19日为1050点，这一天，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国出现了持续三年的大牛市，一直涨到2001年6月的2245点，而后又大跌4年，跌到2005年夏的998点。在股权分置改革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刺激下，中国股市今年果然连涨3年，直达6124点。而后又在紧缩货币政策下一路大跌到2008年10月的1600点。在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举措战胜金融危机的激励下，上亿股民又奋不顾身地投入股市；股市又翻身向上，直冲2900点……。
在上海股市处于牛市时，不少股民放鞭炮，普天同庆，举杯祝贺。有人靠股市的盈利办起了商店、饮食店，买下了房地产。而在熊市时也有个别人因想不开，抛下妻儿，悄然离开了人世。
深圳的股市也是几度春秋。1987年发展银行股票上市，人们一度十分冷漠，股票发行计划只完成了49.9％，一些机关只好请共产党员、干部带头认购；1988年12月，万科股票发行，一位厂长给深圳大学一老师送去3000股的认购证（每股1元），被该老师婉言谢绝了。直到1990年3月，“发展银行”分红、拆股，人们发现买下1000股股票（1000元），3年以后居然获利20万元。这个消息轰动了深圳。因此，当“原野”股打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广告出现时，深圳以及珠江三角洲人民的购股热情高涨起来，买“原野”股的队伍排成了长龙。此后，深圳股一路上涨。到1990年6月，发展银行股票已涨到35元，即当年买下1万元“发展股”，现也已是35万元的富翁了。当时，尽管市政府一次次警告市民：股市已涨得十分离谱，不能不注意其风险了，但无人相信。1990年11月17日，市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明令党政下部不能买卖股票；买股票得征印花税等等。1990年11月20 日，股市开始狂泻，“大熊市”真的来到深圳。这一段痛苦的时间，一直维持了近10个月。1990年11月初，以100元买入的“发展银行股”此时已跌到15元。一些股民看着电脑终端哭泣着，有的昏倒在证券交易门市部。而最令人痛心是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王健在“救市会战”上猝然栽倒．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这使深圳人民忧上加忧。直到1991年10月7日，深圳才又突然兴冲冲地步入“牛市”、无数“壮士割腕”的股民，一觉醒来才发现股价大涨了，看不懂了，又一个个欢天喜地地跑去购买股票。于是，又一个春天到来了。1993年5月，深圳股市又一次缓缓下滑到275点，人们又一次陷入了是春天还是秋天的争论之中。（深圳九十年代中到现在的股市走势与上海股市基本上是绒布涨跌的）。股票二级市场真是潮涨潮落，月盈月亏，充满魅力，神奇无比。
跟股民们说几句心里话
第一句话：股市风险莫测，入市务请谨慎。但是“无论风险有多大，仍要勇敢买一点。”
中国股市的风险是很大的，机会也是很多的。但无论风险多大，我仍然劝大家，拿出存款的一部分，在适当时候买一点股票。主要原因有三点：
（1）改革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期，每年以9％-9.5％的速度增长（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也可达6%-7%），经济增长了，企业效益好了，股票就会增值，股价就会上涨。
（2）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风险有，机会更多。如果总是以传统计划经济眼光来看世界，亦步亦趋，求稳怕险，那么你虽然回避了眼前股市上的风险，却会冒一辈子贫困的风险。看看20多年前那些勇敢地辞掉公职干个体民营企业的人们吧，背水一战，才会死而后生，才会赢得成功。
（3）请记住：买了股票，就等于买了一份资产——机器、厂房、商店或银行柜台。“存银行有可能是保本保息不保值；买股票是不保本，不保息，但能保值。”只要不抛股，或抛后又在低价时买进，这份资产价值永存。
第二句话：买股票要择时、择股。
在确定要买股票的前提下，不要心急．不要焦躁，要静候股市下跌的时候去买。例如，1992年11月，上海股指从1400点跌到392点；1994年7月30日再次达到了325点；2005年7月从四年前的2245点跌到998点；2008年10月又从一年前的6000点跌到1600点。可见买股票一定要选时间，在便宜时去买。一般来说，应该与大多数股民逆着行动：当牛气冲天，连退休工人、农村妇女都挤进证券业务部时；当股市里人潮如涌，人们忘乎一切时；当股价在全面上涨后、暂时下跌，投机家们在一只只选“黑马”炒作时，说明资金总量已经不够了。此时，股价往往已进入最高段了，不应该进市了。反之，当证券业务部门可罗雀，人气惨淡，人们谈股色变，心情悲痛，时闻有人自尽，而股价一跌再跃，又跌不下去，此种情形已维持了2周甚至更长时间时，就可以勇敢地入市了。这和当年深圳买发展股、万科股，上海买认购证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买股票应选择行业前景好、经济效益好、信誉高的股票。效益好的公司十分尊重股东权益，董事长决不做大多数股东不希望做的事．他们既考虑股东们的长远利益，又注重股市的实际情况。当然，要买仍要在股市大势下跌时去买，能买到廉价的，何必急急忙忙买高价的呢？！
第三句话：盈利莫狂喜，亏本莫自杀，一般莫借钱。
中国的股市还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初级股市，宛如一个刚竣工的大水库，正在“哗哗”地往里注水：股票进得（上市）快，资金进得少，股价下跌，股市就变为熊市；相反，资金进得多，股票进得（上市）慢，股价上涨，股市就变为牛市。因此，任何投资者都应切记，赚钱盈利莫狂喜，因为这往往是纸上富贵，并未兑现。即使你一赚点钱就跑，但充满魅力的股市又会将你拉回来再投资。所以，必须时刻保持冷静而清醒的头脑，争取在大熊市到来之前撤出来。此外，一旦高价买进股票，被套住了，如果发现仍处于大跌势之始，就应果断地“割腕”而去。但必须在更低价时补进，否则，就真正亏了。但如果被套得很深，“割腕”损失太大，又坚信自己买的是好股票，那就捂着吧。月亏总有月盈时，中国目前城乡居民存款19万亿元．而社会流通的个人股又不多大小非接近还仅一半，随着更多人的金融意识的觉醒，股市总会从熊转牛的；而且只要你的股票好，每年送配股、分红利，大多数早晚会被解放的。因此，千万千万莫因亏损而自寻短见。上海自杀的几位股民所买的股票，后来均涨了上来，被解放了，人们无不为那几个亡灵惋惜。
最后奉劝各位不要借钱买股票。因为没有一定的证券操作水平，借钱买股票是很危险的。借来的钱多是高利率．对你总有心理压力，总是不敢做空或做长期投资者，买了就想跑，亏了又不敢捂。尤其是不要借证券公司的钱做“信用交易”。上海不少股民辛辛苦苦三四年，一次信用交易就会亏掉“半壁江山”。千万别借钱，千万别透支，遵纪守法，才会财源滚滚。
中国的股市还很年轻——才19年，中国的股民也很年轻，年轻就难免会走些弯路。但是，年轻就有朝气，有活力，就会在实践中走向成熟。中国的股份制改革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取得胜利！
（修改于2009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