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书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正在农村读初中。学校有个小图书室，虽然没有多少藏书，但当时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还是应有尽有。我从上小学一年级起就喜欢看小人书，爱听老师讲故事。上初中后认字多了，理解能力强了，自然而然也就喜欢上看长篇小说了。

说起看长篇小说，还得先从一位语文老师给我们讲长篇小说《红岩》说起。描写祖国解放前夕，革命烈士与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红岩》一出版，就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们这位很擅长讲演的语文老师应全校师生的要求，及时给我们讲述了这篇千古不朽的优秀作品。他像评书演员一样，声情并茂地把这个革命斗争故事讲得栩栩如生。革命烈士许云峰、江姐、小萝卜头的生动形象至今仍活在我的心中。

从那以后，我就对阅读长篇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从图书室借来的第一本书是《林海雪原》。在那段日子里，我满脑子都是林海的苍茫、雪原的晶莹、威虎山的凶险、老爷岭的神秘、少剑波的英明果断、扬子荣的大智大勇……我沉醉在书的世界里，觉得生活是那么充实美好。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我从《保卫延安》、《红日》中感受到了革命战争的残酷和艰辛；从《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中体验到了那个时代的青年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怎样用自己的行动唱响了青春之歌；从《暴风骤雨》、《红旗谱》中看到了土地革命时期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性和与地主阶级殊死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可是，在“文革”期间，这些书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批判。一边是报纸上的口诛笔伐，一边是一捆捆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毒草”被出版，与原版不同的是都一一加了扉页：供大批判用。当时我正在读高中，对这些“大毒草”，我也写过不少批判文章。也正是在这没完没了批判中，我进一步了解了文学创作的结构、意境、主题等知识，以及人物、事件、景物的描写方法，对我后来的业余文学创作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如今，我们的出版业空前兴旺，种类繁多，每本书的印刷、装帧都十分精美。过去出书是作家、学者的事，而今出书已完全放开，只要你有钱，任何有公民权的人都可以出。有人预言，用不了多少年，书将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而被网络和光盘所取代。也许我们会有一种更简约、便捷的阅读方式，但我认为书无论到何时都不会消失。

现在，我仍怀念那些给过我鞭策和鼓励的老书，怀念那些老书给我的充满生活底蕴的滋养。

“三不问”好

某老年报提倡：老年人相见，不妨“约法三章”，即：不问年龄，不问职务，不问待遇。我认为，这“三不问”提的好。

时下，老人们相遇，常常要问：“今年多大年纪了？养老金多少？”问者看似关心对方，可往往适得其反，甚至有时会引起不快。有一次在公园几个老人相遇，其中一位退休老教师问另几位的退休金是多少。一位退休老干部（科级）说，每月1800元；一位退休老工人说，每月800多元；那位从集体企业退休的老工人说，每月不到200元（最低生活费）。几位问退休老教师，他洋洋得意地说，每月2600元。接着，又问起年龄，老教师62岁，老干部65岁，老工人68岁，集体老工人73岁。

几位老人唠着唠着，老干部不高兴了，他说：“我当了十五六年局长，工资还赶不上中学老师！”老工人感慨地说：“我挨了一辈子大累，到老了退休费才800元钱！”那位集体老工人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说：“我是年纪最大，工作最苦，工资最低，还不到老师的十分之一！”这时老教师又提醒一句：“73岁可是个坎儿，你可要多加小心啊！”这位年长者在气头上又听到这么一句话，愤然拂袖而去。于是，大家也都不欢而散。

问职务也会引起一些人的伤感。有些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老同志，离退休后会产生失落感。他们在位时，车接车送，人见人笑，前呼后拥。退下来后，有的老同事、老部下视而不见，有的甚至还说些伤感情的话。所以，一些老同志退下来后，不想出门，不愿见人。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了你又问他的职务，提他过去的风光，就难免让人尴尬了。

为了避免引起别人的伤感和不快，老人们相见时还是“三不问”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