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念活动，也像很多的政治活动一样，喷涌速成了很多的快餐产品，而一阵风刮过之后，能给观众留下深刻记忆和广泛思索的片子却很少。做者本就无心做，不过是在完成任务而已；观者也难有心看，因为，稍微用点心思，就会觉得这些片子大都很单调、很肤浅、很幼稚，像是演给小孩子们看的儿戏。其中，由北京电视台拍摄并在去年底的北京卫视黄金时段播出的《北京记忆》就是这类快餐片中的一个样板。这部纪录片共有十六集，作为这三十年亲历者的我，很想从中看出对这个时代的总结和思索，也因此，我耐着性子一集一集地看了十集；可是，看完了十集之后，我就再也看不下去了。这十集平铺了十条线，每集说人们生活的一个方面，衣食住行等等；但是，看过之后，给我的印象是，编导要说的话，其实并不用花那么长的篇幅来绕着说，归根结底也就一句话：这三十年比前三十年要好得多！至于为什么会出现“一党两制”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大不一样，编导有意回避了；编导只希望我们觉得现在比以前好，由此，让我们说一些感恩戴德的话，至此，片子歌功颂德的目的也就达到了。问题是：一个成年人的脑子，很难做到别人怎么引自己就怎么想，他会往开里想、往广里想、往深里想。

　　首先，很容易就想到的一点是，如果说现在比以前好，由此就来歌颂的话，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世界各国每朝每代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思路来歌颂当局呢？我倒想不出世界上哪个国家是三十年后比三十年前还要贫困的；把社会总在不断进步的再常识不过的问题，当成是当局的丰功伟绩来赞颂，不但不能使当局由此得到荣耀，反而由于这吹捧和赞美太廉价，让世人感到好笑。再者说，一个政党在这六十年里，前后三十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这本身是很值得反思的！有人完全不考虑叙述上的逻辑，居然把三十年前，人们常有的“忆苦思甜”的思路照搬了过来。要知道，那甜指的是现在的政党，那苦，指的是过去的政党；而现在旧瓶装新酒，人们不禁要想了：这苦是在控诉谁呢？这甜又是在比较谁而言呢？

　　我觉得，这三十年里，中国社会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进步的同时，在某些方面的变化还太小了，也就是说：这三十年，我们有经验，但不全是经验；我们有教训，也不全是教训。能一分为二地正确看待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比一味地歌功颂德，单一的唱花好月圆，要来得更加冷静、更加理智、更加深刻也更加大气。我们从小经常被教育的一句话虽然很直白，但用到这儿却很准确：“优点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这三十年的优点很多，多得说不过来；这三十年的缺点不少，也不可能一下子都说到。我就在此文中说一个方面吧：这三十年来，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是“拨乱反正”，可是，我们是不是在各个方面都认真地反思，又认真地去纠错了呢？很遗憾，我认为没有，我明显感到的是：三十年前的话，三十年后还在说；三十年前的歌，三十年后还在唱；三十年前的戏，三十年后还在演；三十年前的事，三十年后还在做。

　　前三十年，我们经常说到一个词“解放”；这三十年，我们依然非常习惯地说着“解放”。我们把新中国取代旧中国的改朝换代称为解放；也就是说，前朝是人间地狱，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当朝将百姓们从那地狱中解救出来了，中国老百姓由此获救了，被解放了。此说是不是准确呢？近几年来，反映旧中国时代的文艺作品很多，仅就得到官方认可并在官方电视台合法播出的电视剧，甚至是在官方主持下获奖的电视剧而言，这些电视剧里给我们展示的旧中国的百姓生活，我就完全看不出那个时代是人间地狱。比如《闯关东》和《大染坊》，我们看到《闯关东》里的大地主，充满了正义感和仁爱心；而《大染坊》里的大资本家，是个侠肝义胆、知恩图报的大好人。至于旧中国的灾难，我们在戏里也看到了，但那不是来自于前朝的统治，而是来自于日寇的侵略；在我们现在已经确认了前朝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的时候，再把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百姓的蹂躏，不加区分地算在前朝当局的身上，是不是不够公平呢？既然当局认可了这些电视剧的合法播出，也就认可了戏里的故事主线并没有反动的地方，这样，再去说六十年前的朝代更替是对中国百姓的解放，是不是会显得自相矛盾呢？实际上，世界各国的历朝历代，朝代更替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很少有哪个朝代会说自己对前朝而言是一种解放。

　　我们从小就很熟悉一首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歌中唱道：“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妈妈为地主缝一件虎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三十年前我们经常唱这首歌，三十年来我们还是经常唱；不过，三十年前我们唱得时候很感动，三十年来，我们再唱这支歌，更多的就是感叹了。我们会想：妈妈有给地主做虎皮长袍的高超裁缝手艺，在那个自由经济的年代里，怎么会又冷又饿地跌倒在雪地上呢？我们很容易想到：手工做衣服是一件很见功夫的活儿，尤其难在做毛皮衣服；那个时代工业做衣还不发达，衣服更多的要靠裁缝手工来做，有这手艺的人，吃饱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要不怎么会有《上海一家人》里的若男靠裁缝发家的故事呢？再者说，给别人做虎皮长袍，自己就要穿得起虎皮长袍吗？看看现在的农民工吧，盖了无数华丽大厦的农民工，有几个能住得起那样的豪宅呢？不管是六十年前还是六十年后，社会分工、贫富悬殊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在看来，歌里的那种对富有的谴责和对贫寒的同情，显得多么地幼稚！现在很多农民工的子女，唱着这首歌会想了：妈妈现在所讲的故事和过去所讲的故事不是一样吗？如果那是对旧社会的控诉的话，现在，我们又该控诉谁呢？

　　三十年前，中国人最熟悉的戏莫过于样板戏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等，那些对正面人物“高大全”的突出，和对反面人物无所不用其极的丑化，本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灾难；可是，由于它在政治上的价值导向现在并没有过时，因此，这三十年里，样板戏被换了一个现代京剧的标签后，还在不断地上演着，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从舞台上演到了电视屏幕上，从单本戏演成了长篇电视连续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三十年里，中国涌现出的两位最出色的电影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的两部巅峰之作《活着》和《风月》，却被禁演了。我们很疑惑：精美的艺术作品，由于不符合政治宣传的需要，遭到了禁演；而文化垃圾之流的样板戏，却久映不衰！我们要想了，三十年来，我们的价值观念，难道还和三十年前一样吗？

　　三十年前，我们很熟悉的做事方式是搞运动，一场运动来了，轰轰烈烈地做一档事情，运动过了，事情也就不做了。这种运动型思维，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不正常；也就是说，国家没有常规常态的依法行事，这是国家管理水平不科学的表现。可是，这种运动一来动一动的做法，这三十年来，还在延续。北京奥运会前，北京突击做了很多面子上的事，把主要街道上的景观搞得更漂亮了，公交票价也大幅度下调了。我们要想了：难道不办奥运会，我们的城市景观就不能弄得更漂亮了吗？难道不办奥运会，公交为主的理念，就不需要被强化吗？为什么很多便民利民的好事，一定要等奥运会来了才去办呢？明年，上海要开世博会了，这两年，为了世博会，上海也在大搞面子工程，沿街的小区和商铺，被粉刷粉饰了，也为此修了很多路、净了很多路、美了很多路。我们要想了：如果不开世博会，这些事就不做或是要拖很多年才做吗？我们的城市改造，难道一定要等世博会这样的重大活动来了，才抓一抓吗？我们的城市美化，难道一定要等世博会这样的重要活动来了，才推一推吗？如果都是这个思路的话，那北京过了奥运，上海过了世博之后，还要不要大发展呢？其他的城市和地区，没有奥运和世博这样的机遇，还要不要大发展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