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副主任邵宁7日在京表示，今年1到4月份，央企的营业收入下降9.2%，利润下降36%。同期地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收入下降8.4%，实现利润下降58.1%，这些降幅均超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4月份全国22个地区的工业利润降幅的平均水平。

对于造成国企营业收入和利润双双下降的根本原因，邵宁将之归结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邵宁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很多行业的产能是按照出口20%～30%来配备的，但在目前国际市场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前些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形成的一部分生产能力，对应的需求实际已经不存在。但是，很显然，即使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08年之前，产能过剩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孪生儿，一面是高速增长，一面却是产能过剩。就此而言，国企利润和收入的双降的确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巨大，但产能过剩本身却是一个亟需解决的老问题。

当然，就中国的经济语境而言，产能过剩的原因非常复杂，有产业结构的问题，有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有单纯追求GDP增长而忽视经济质量的问题，亦有融投资体制等深层次的问题。但具体到国企本身，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1到4月份以来国企收入和利润下降的情况，就会发现，所谓的产能过剩，只是一种表象，而深层的原因，只能从国企改革本身找到正确的答案。

我们知道，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确度过了五年的幸福时光，无论是营业收入、利润还是管理，都成为历史上表现最好的时期。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带动力、影响力不愧为中流砥柱。单就利润而言，从2003年至2006年，中央企业利润由3006亿元增加到7547亿元，增长151.1%，而2007年更是创造了利润突破1万亿的。这些成绩，和国资委加强管理，和企业公司治理的加强，和中国入世以后经济的景气都不无关系，国企五年的成绩是辉煌的，的确不容抹杀。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成绩，导致我们在对国有企业本身与市场竞争的关系方面认识出现了偏差，对于国企从一些领域退出和产业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和结构升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国资委成立之初，一直表示要将中央企业调整为30到40家，后来又表示2009年要调整到80到100家，然而，距离目标还很远。

一方面是国企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却是民间投资在国企与外资的挤压下日益萎缩。如果再从资源占有、就业和对GDP增长的贡献而论，占有社会资源60%以上的国有单位，每年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0%，吸纳的劳动力不到20%。而占有资源不到40%的非国有经济，其创造的GDP增长近70%，吸纳的劳动力更是在80%以上。我们看到，央企的利润从总的数额好像增长速度的确很快，但实际上央企利润的80%以上就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不到10家垄断企业，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要么经营困难，要么产能过剩，要么因为因为政策因素每年面临大面积的政策性亏损局面。

就今年１到４月份的经营状况看。即使在国家4万亿的投资主要由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承担的情况下，中央企业的营业收入还下降了９．２％，而利润下降３６％，地方企业实现利润大降５８.１％，更是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在国家大投入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很低。

因此，笔者认为，要真正改变产能过剩的痼疾，就宏观层面而言，一定要放弃“唯GDP增长”的迷信观点，回归科学发展观，下决心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作为重中之重，让宝贵的资源不要再为了单纯的增长而流向过剩的落后的领域；就微观层面而论，必须推动国企改革的二次革命。国企改革多年的历史表明：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革的共识我们一定要坚持，因此，必须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而不是强调任何一个领域做大做强。

除了必须要国家控股的个别领域之外，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应该选择从绝大多数竞争性领域退出；不是必须由国家控股的垄断行业，必须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进入；对于一些经营困难的企业，国家应该成立国企改制基金，承担人员安置等改革的成本，关闭这些企业并不再承担政策性亏损。

因此，各级国资委的使命就是以监管者的身份确保国有产权从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经营性的国有产权应该慢慢地只在基础设施和公益性行业存在，而从其他的竞争性领域高效、公平地退出，并用变现的钱来安置职工，补交社保欠账，让老百姓有一个踏实的未来。而不要再一味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以便启动民间资本，优化经济的微观主体。唯有建立真正的以经济效益为主的市场主体，才能从根子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加速完成国企改革未完成的使命，避免国企改革回到最坏的纳什均衡中去。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