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袁正光：教育的功能、目的与价值定位
-----2009年5月30日下午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三次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徐景安：
创建中国新文化离不开创建中国的新教育。教育改革问题十分复杂，非常重要，所以准备开三个半天。今天下午，讨论教育的功能、目的与价值定位。东平教授为教育改革做了多年的研究，是著名的教育专家，他的论文已经发给大家了。
我对当今中国的教育有三个基本的判断，供大家讨论。
第一，是落后的、失败的、残忍的教育。其落后表现在财政的教育投入比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在于教育的理念、内容、方法是落后的。既不如重德的传统教育，也不如重才的西方教育。其失败表现在培养出来的人不适用，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不能怪罪经济危机，此前已有60%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是中国的经济、社会不需要大学生，而是大学生不适用，还侈谈什么培养大师级人才！我们的教育以在校生的数量和规模为成就，不追求教育的品质和质量，如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合格，这能是成绩吗？其失败更在于整个教育氛围的毒化和堕落，邪气压倒正气。作为殿堂、学府、正义、良知的大学丑闻不断，更不用侈谈什么国际一流的大学。今天中国教育界以追求权势与牟利成为主流，究竟还有多少人把心思花在办教育、做学问上？其残忍是中国的学校成为一架架冷酷的考试机器，起淘汰、筛选学生的作用，学生的天性泯灭、人格扭曲、身心摧残、追求误导。天不亮起床，天黑做作业，背着沉重的书包，没有童年、没有乐趣、没有自由，他们的人权以教育的理由被剥夺，连同他们的父母、老师一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可是教育部长却津津乐道，没有一点歉疚与不安。我挑战一下教育部，敢不敢发问卷调查一下，有多少学生满意、多少家长满意、多少教师满意？
第二，在拨乱反正中倒退，在改革开放中逆行。文革结束以后，来了一场拨乱反正。经济领域要不要搞经济？要搞经济。搞什么样的经济？搞市场经济，而不是退回到计划经济。而中国的教育呢？拨乱反正停留在要不要教育？要教育。要什么样的教育？这个问题没有讨论，就向五十年代教育回归。经济领域在改革开放中前行，教育领域却在考试第一、分数第一的应试道路上越走越远，且没有改革的迹象。
第三，集中浓缩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弊端。改革教育涉及到理念、制度一系列根本问题，任何实质性推进都不可避免触动体制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教育领域成为当今中国最顽固的堡垒，可以说积弊丛生、积重难返。
下面请原中科普研究所所长袁正光发言。
袁正光：
从文化背景（包括观念和制度背景）来看，存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教育。一种是“人本位”的教育，一种是“君本位”的教育。前者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以儿童为中心，后者以君王为本，以权力为中心，以教育者为中心。比如，我们叫科普。在西方国家或者民主国家，叫公众了解科学或者叫大众科学。就是说，公众拥有知道、了解科学的权利，以公众为中心。科普，则是自上而下，我向你普及，以普及者为中心，居高临下。大众科学，公众了解科学，以人为本。从文化根源而言，一个是“人本位”，一个是“君本位”（“官本位”、“权本位”。本位，就是中心的意思）。我曾经想，科普研究所，应改成科学传播研究所，不是科普，而是传播。是平等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由此，看出我们的教育。我们处在一个充满等级文化的国家，教育也是自上而下的，不平等的。
最近这几年，我常在一些大学办的培训班，给中学校长讲课，算是业余爱好。早在10多年前，中央教科所约我——据说一共约了二十几位专家——为教育部召开的教育工作会写一组关于教改的文章并汇编成专辑。最后，我的那一篇文章，据说是讨论了多次，最后还是不敢放进那个专辑。为此还向我表示歉意。我说，你们不用道歉，因为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能放进去，只是想给他们看一看。那篇文章，就有那么一段话：文艺复兴以来，出现的现代教育，以学生为中心，以发现和开发为目的，以培养创造型人才为宗旨；而我们的教育，仍然以教育者为中心，以灌输和控制为目的，以培养服从型人才为宗旨。他们当然接受不了。
我本身是师范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又在师范大学做了十多年的教育工作。后来又调共青团中央做青年工作，紧接着又做了十多年的科技教育和科普研究工作。我认为，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好教育目标的问题。无论是过去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还是现在的培养什么什么样的劳动者，什么什么样的接班人，什么什么样的人才，都不对。教育的根本目标，我赞成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的提法。教育的目标，在于充分发展人格，加强对人权、对人的基本自由之尊重。我不知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时候，是不是弄清楚了人本位是怎么提出来的？是针对什么提出来的？是谁提出的？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主题思想，最响亮的一句话就是：“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这是从感性，从艺术的角度发出来的呼声。但是，从理性的角度，第一个提出人本位的人，是牛顿的好朋友约翰·洛克。我们中国人，差不多人人都学过牛顿的三大定律，但是在我们的教育中，却几乎没有让我们的学生学过约翰·洛克的三大定律，关于人类社会的三大定律。牛顿是剑桥的，约翰·洛克是牛津的，但是他们两个同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是很好的朋友，莫逆之交。我从事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叫STS，即“科学、技术与社会”。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牛顿的三大定律，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近代科学诞生的伟大的意义，是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事物是有规律的观念，这叫科学观念。
约翰·洛克说，自然界如此有规律，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如此有序，人类社会为什么如此混乱？人类社会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规律？他发现，人类社会之所以混乱不堪，不是因为没有规律，而是因为规律没有被遵循。于是，他着手研究社会的规律。当初，十七世纪的英国，社会混乱不堪，之所以如此，之所以规律没有被遵循，因为仍然建立在一个陈旧的传统观念基础之上。这个传统观念就是“君本位”。其实，三四百年以前，东方和西方的主流文化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君本位，他们叫国王，我们叫皇帝。我们是董仲舒，儒家提出来的，君王至高无上，因为君权神授。他们是产生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上帝创造了人，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被打下人间来赎罪，谁来管理他们呢？君王。所以当时的基本观念，君权是神授的，他们的神是上帝，我们的神是天。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发现了问题，改了。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我们这个社会最喜欢的就是“坚持”。动辄就坚持这，坚持那，你怎么能进步？怎么能发展？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上半部分，翻译成中文大约十万字、一百页。我反复看了，其实就是一句话：我翻遍了《圣经》，上帝从来没有授予任何人君王的称号，君权神授是骗人的话。他提出，人才是社会的中心。我经常爱说一句话：如同哥白尼把颠倒的地心说颠倒过来，建立了日心说的新观念，约翰·洛克则把颠倒的君本位颠倒过来，建立了人本位的新观念。这两个颠倒，也就是两个观念的转变，把人类带进了新的时代。现代文化的核心就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人本位是针对君本位而言的。不知道我们领导同志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直接摧毁、颠覆君本位的。你不能既要君本位，又要人本位！不破不立嘛！他这篇文章，政府论的上半部，实际上是1680年发表的，八年以后，1688年英国就从原来的君主制转向君主立宪，开启了人类社会走向民主的新纪元。这就是人类民主的开始。所以人本位是针对君本位而言的，如果你不改变君本位，现在已经演变成官本位、权本位，那么人本位就只能是说说而已。像现在总理说的，我们的政府是服务的，他也只是说说而已，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现在权力之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的意思是，这个文化大背景，这个观念和制度大背景的问题不解决，教育的问题，难以解决。当然，研究研究，讨论讨论，触动触动，还是很必要的。
我们说，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培养合格的公民，也可以。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叫合格的公民？现在我很担心，搞公民教育，一“联系实际”，一“中国化”，把公民的概念念歪了。市场经济的经，已经念歪了；股份制的经，也已经念歪了；素质教育的经，也念歪了；公民教育的经，再念歪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又成了政治教育的翻版。将来中国再也找不到什么好词了，那就麻烦了。最好用教育本身的内涵、概念来解决教育问题。那么，我就觉得联合国这个提法是对的，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人格。
为此，我提出人格素质，现代人的四大人格素质：
第一，科学素质。认知和处理客观世界的素质，理性的素质，讲事实、讲规律、讲原理，它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真。
第二，艺术素质。即情感素质，认知和处理情感世界的素质，感性的素质，讲感觉、将情感、讲形象，它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美。
第三，信仰素质。认知和处理心灵世界（超现实的）素质，悟性的素质，讲约定、将虔诚，它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善。
第四，人文素质。认知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素质，融理性、感性、悟性于一身，而又不混用，讲真诚、讲诚信，它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爱。
真、善、美、爱，这四个字，我们基础教育是要在孩子们心中播下这四颗种子。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假、丑、恶、恨，肆意横行，非常值得忧虑。我常说，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两个素质大破坏，是最大的危机。两个素质，一个是国土素质，一个是国民素质。
最近，针对金融危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位教授写了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他首先提出，叫什么是进步？八个字：“苦难减少、幸福增加。”然后他又提出，什么是幸福？他认为，人际关系质量是幸福的泉源。人际关系质量包括家庭、单位和社区。第三层意思是，在英国和美国，六十年代，60%以上的成年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相信的”。现在这个数据降到了只有30%，他说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人际关系质量为条件的。
你要在我们中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大多数人是可以相信的”，有多少人赞成？恐怕不是60%，也不是30%，百分之零点几！你看我们北京，家家都安防盗门，户户都装钢铁窗，处处都是保安，假药、假酒，注水肉、有毒食品，真是无处不在。我去年到美国，到孩子那去，我说要买个高压锅、买个电饭锅，在网上订购，送货上门。有一天，孩子说，明天送货，你们在家里等着，结果等了一天，没有人敲门。一直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孩子从门口把高压锅搬进来了。我说不是送货上门吗？怎么没有敲门？孩子说，在美国送货上门，送到门口就走了。这叫路不拾遗！当然不是说美国每个地方都是这样，但是可以说大多数地方都是这样。这是一种文化，不是“典型”，不是个例。是一种普遍的共识。我们每天出门散步，从来不锁门，路上遇到行人，陌生人，见面总是微微一笑，打声招呼。这种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给人一种愉悦感、幸福感。
现代教育是以受教育者为中心，以儿童或者学生为中心。以发现为目的，就是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然后充分把他发挥出来，以培养有意义生活和创新为宗旨。那么我们的传统教育是什么呢？是以教育者为中心，以灌输和控制为目的，以培养求生存和服从人为宗旨。生存，就要索取；生活，才懂得奉献。而且，现在有一种意识，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这是一个非常可怕，对社会极具破坏性的意识。
前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素质教育的再思考。列了一个表：
人格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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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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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和处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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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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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与认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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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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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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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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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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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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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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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逻辑
——晓之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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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清清楚楚，并需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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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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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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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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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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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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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形象
——动之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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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象，朦朦胧胧，但凭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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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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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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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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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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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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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约定
——抚之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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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玄机重重，无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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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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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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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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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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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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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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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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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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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提出，科学的理性，艺术的感性，信仰的悟性，不同的世界，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我们国家，要吗不讲科学，要吗又唯科学，以为科学可以说明一切。科学揭示客观世界的秘密，艺术揭示情感世界的秘密，信仰揭示心灵世界的秘密。科学与艺术，科学与信仰，科学与人文，它们的关系始终不清楚，然后各持一端，争论不休。现代社会，没有科学不行，仅有科学也不行。仅有科学素质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艺术素质、信仰素质，以及三者的融合——人文素质。
比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为什么不叫“中央教育研究所”，教育研究不仅仅是科学，还有艺术，还有信仰，还有人文等等。教育研究包括科学，但不仅仅是科学！所以我们的教育研究，始终研究不出好的成果来。又如清华建筑系，你不能叫建筑科学系。建筑，除了科学，还有艺术，当然还有信仰、人文等等。一个好好的中医研究院，要赶时髦，改成中医科学研究院，这一下玩了，中医的丰富内涵被改丢了！
所以，我提出了人格素质的概念，你在认知客观世界的时候，你要讲事实、讲规律、讲原理。这是科学的三个关键词。首先是事实，然后紧接着就是规律。而规律是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原理。但是，科学解决不了情感问题，更解决不了信仰问题。所以仅有科学素质还不够。现在，尤其是很多大学生，科学知识应该说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最缺乏的就是情感素质。情感是一种具有条件反射的心理联系，知识，可以传授，情感教育，无法传授，靠养成，养成教育。爱母亲，爱同学，爱周围的人，博爱。这是一种情怀，一种心态。所以这种情感素质和科学素质是同等重要的。人是从感情到情感，以感生情，这叫感情；以情生感，这叫情感。情，一旦有了情，感觉就不一样。艺术家罗丹说，缺少的不是美，而是发现。情，就是发现美的动力源泉。有了情，发现美的能力，审美的能力，都会增强，就会有一个良好的、健康的审美观。我们说，科学的真，具有普遍性和唯一性，而情感的美则具有特殊性和多元性。有句话，“科学是根据事物的普遍性去处理事物的特殊性，艺术是根据事物的特殊性去处理事物的普遍性。”雨果说：“科学是我们、艺术是我”。我们国家教育对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非常缺失。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旦有了情，你的母亲再穷，她都是非常伟大的。所谓审美疲劳，没有情才会疲劳。美是一种感觉，是审美主体对美因产生的一种愉悦感。夫妻之间互为审美主体，互为美因。当你对审美对象，也就是美因，没有情的时候，多看几眼，也许就烦了，疲劳了，这就是审美疲劳。但是一旦有了情，哪怕是对方一点点缺点，你也觉得很美，很可爱。夫妻之间，日深月久，情深意重，就会越老越有味道。有一次在香港，有一位记者，问我夫妻保鲜的秘密是什么？我说一个字：“情”。
情，情感教育，靠的是养成，靠的是活动。在北美，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婴儿出生后，社区总是定期组织活动，让孩子们和家长们一起，或游玩，或游泳，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这个世界，除了自己，还有他人，只有和他人在一起，才能快乐。这就是开始社会化的过程。
还有科学和宗教，宗教和迷信，我们也总是混为一谈。有人对我说，牛顿、爱因斯坦，缺乏科学精神，到了晚年还相信上帝。我说，不对。牛顿和爱因斯坦从小就相信上帝。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没有什么矛盾。科学是认知和处理客观世界，信仰是认知和处理心灵世界，完全是不同的对象。科学讲事实、讲规律，科学必须证明。信仰是一种心灵的约定，信仰无需证明。这一点，康德也觉得是一个问题，一个理性的批判，一个是实践的批判，一个头顶天空的上帝，一个心灵中的上帝，两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始终弄不清楚。难怪，人家在19世纪，科学刚刚诞生不久，认识还有一个过程。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信仰，是解决心灵世界的问题，科学是解决客观世界的问题，上帝只存在于心灵之中。一个人，有没有信仰，也十分重要。信仰的核心价值观是善。信仰有三大功能：给人寄托，助人宁静，引人向善。当然，如果把信仰用于认知和处理客观世界，那就是迷信，愚昧。科学素质、艺术素质、信仰素质体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就是人文素质。所以，人文素质，既有科学的理性，又有艺术的感性，还有信仰的悟性。什么是悟性，日本的一位佛教大师说：什么叫悟性？我钱包丢了，我就想，因为前世我偷了人家的钱包，现在人家来取了，我还没有来得及给别人送回去，人家自己来取了，还便宜了我。如果，我要偷别人的钱包，我就想，这世我偷人家的，下世人家就会偷我的，还是别干了。这就叫悟性。悟性，说白了，就是找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只要能够让人向善，就可以了。悟性，是不讲道理的。却又很神圣，很高尚。因为它能引人向善。为什么叫悟？就是用逻辑是推不出来的，大量事实也很难归纳出来。也就是说用科学的逻辑演绎和归纳演绎，都无法得出的结论。六能慧祖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说，人文，有理性的人文，有感性的人文，有悟性的人文。
我再转述一下约翰·洛克的三大定律。
第一，人是社会的中心，也就是人本位，或以人为本。
第二，个人利益是治理社会的基础。
第三，任何政府唯一的宗旨是保护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创造财富和享受幸福的自由。
实际上这三大定律，也是加强对人权及其基本自由的尊重。这个人权观念，我们中国更多的把它政治化了。因为集权制度剥夺了人权。但是人权观念有更广泛的意义，这就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基本观念。人权——生命的权利，获得财产的权利，享受自由的权利——既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自己的义务。因为人权，是每个人的权利，也就是说，自己和他人平等地享有同样的权利。正因为是“每个人”的，是人人平等的权利。所以，只有尊重他人的权利，至少不损害他人的权利，才能有自己的权利。人权包括尊重他人的权利，所以潘恩说，人权，既是自己的权利，又是自己的义务。
人权观念的核心，是尊重人，当然就要尊重人的个人利益。可惜，我们长期有一个误会，认为强调个人利益，就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是社会万恶之源。这是天大的误会。其实，无论是17世纪的约翰·洛克，还是18世纪的亚当·斯密，无论是率先迈入现代化的西欧，还是紧跟其后的北美，一再强调个人利益是指“每个人”的个人利益。
关于个人利益的“三大原理”：
第一，“平等原理”。个人利益是“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不是某一个人的。任何一个人都享有同他人平等的个人利益。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在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时，都不得损害他人的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既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自己的义务。
第二，“制约原理”。正因为个人利益是每个人的，所以任何人的个人利益随时受到他人个人利益的制约，以社会为条件。个人只有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为社会做出贡献，才能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且贡献越大，个人利益也越大。这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核心思想，也是市场机制运行原理的精髓。
第三，“多层次原理”。个人利益或者说个人需求是多层次的，包括物质的利益和精神的利益。当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人们又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如获得安全、友爱、尊重，归属感，高成就感，以至自我实现，等等。
人是有意识的，尽管社会上也不乏越富越贪婪者，但多数人都受社会机制的指导，从低层次的需要上升到高层次的需要。
在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一个很深的误解，好像承认个人利益就是承认人都是自私的。把个人利益和自私自利混为一谈。我们应该严格区别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和自私自利的非正当性。
严格区别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和自私自利的非正当性的四大原则：
第一，以损害他们的个人利益来获得自己个人的利益，这叫“自私”，应该受到谴责，严重的还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二，以不损害他人的个人利益来获得自己个人的利益，这叫“正当”，无可指责；
第三，以满足他人的个人利益来获得自己个人的利益，这叫“高尚”。应该得到鼓励。
第四，个人利益从低层次上升到高层次的需求，并且把获得的利益反馈给社会，这叫“伟大”。
在道德教育中，我们应该事实求是地承认个人利益，个人需求。否则是毫无说服力的。但同时又要事实求是地强调个人利益是“每个人”的。他人同我具有同样的、平等的个人利益。只有尊重他人的个人利益，才有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且他人——千百万的他人——的个人利益，形成了一种社会制约机制，使得任何个人都要受社会机制的制约，必须给社会做贡献，才能获得个人利益。
我的第一个小孙子五岁多了，已经上了一年的预备班，今年9月份要正式上小学了。无论在美国，还是加拿大，对孩子的教育，从小就贯穿着四个单词：第一，“嗨！”（Hi），见人一定要打招呼；第二，“谢谢！”（Thank you），人家帮助了我，一定要表示感谢。第三，“对不起”（Sorry）。做错了事，一定要道歉；第四，“分享”（Share），有东西一定要给他人分享。这些都是人文的养成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
9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有一个记者问一位白发苍苍的获奖者，你认为那一个阶段的教育对你最重要？他说：幼儿园。再问：幼儿园的教育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教授回答说：吃饭前要洗手，做错了事要道歉，用完了东西要放还原，有东西吃，一定要分给小伙伴一半。为什么放还原呢？因为你不放还原别人要用，就找不着了，影响了他人。这些，就是素质，心中有他人，为他人着想。这就是人权观念，对人权之尊重。有一位科学家，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周培源的老师，我有一次提起这事，周老很高兴。这位科学家说：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所学的东西都忘光了，还能剩下来的东西。能剩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素质。我们的教育能剩下什么？
我认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发展和完善人格。
徐景安：
教育要以人为本，那么对一个学生来说，本是什么？这也就是教育的功能与目的，我认为：一是教育怎么做人，二是教育怎么做学问。
1932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开学典礼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
1948年6月10日，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发表“论大学教育”的演讲。他说：“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已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他还指出，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让学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有价值的东西有所欣赏，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
归纳起来，就是教人向善的心、爱美的能力、求真的方法。
应该说，三四十年代我国教育家的这些教育理念是正确的。但是，建国以后教育成为政治的工具，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直到今天“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一直受政治的管制。市场经济的开启，教育又为经济利益所驱动，陷入产业化的误区。一是政治化，一是产业化，使得教育功能严重蜕变和异化，成为权力与金钱的工具。
当今教育怎么教育做人？作为正宗、主流依然称为政治思想教育，充斥着政治术语，为学生普遍厌恶。但不管爱听不爱听，教材还是这么编，教师还是这么讲。事实上，当今中国学校的主流已放弃了做人的教育。
正在探索中的是传统教育与公民教育，这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传统教育采取读经的方式，让孩子了解中国文化的经典，扎下中国文化的根基，十分重要。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怎么诠释、解读、引导有待于实践中摸索。我认为，传统文化至少有两点是现代人必须继承和吸取的。
第一、将做什么样的人放在第一位，注重道德、人品。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释、道，尽管主张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人不能放纵自己，人不能做禽兽。儒强调仁义，释强调善行，道强调无为，都是劝导人们提升境界，不要囿于一介私利，而放弃做人的准则。尽管中国古人中“说是仁义道德，做是男盗女娼”的现象大量存在，但始终存在对道德的敬畏、对廉耻的顾忌，“不要让别人戳脊梁骨”一直是民间遗训。但今天的中国人，包括年轻人，无所谓做人、道德、廉耻，不分善恶、是非、对错，实用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盛行。
第二、将他人放在重要位置，注重情感、情分。传统文化强调做人，就是摆正自己，正确待人，从孝敬父母做起，爱兄弟、邻里、老师、朋友以至草木、天地……中国古人从人与人的情感中寻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对一味地从物欲的满足中找快乐的现代人，包括年轻人是很值得借鉴的。
但传统文化作为对现代人的教育，有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强调责任忽视权力，强调整体忽视个体，强调克己忽视自由，强调内省忽视外求，这可以补充现代教育的不足，但其本身存有缺陷，不能完全取代现代教育。二是传统文化对道德的敬畏是建立在对祖宗的崇拜，对父母的敬畏上面。要为家族争光，不给父母丢脸，是中国古人最重要的价值目标。孔子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要求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敬畏祖宗、敬畏父母，已不可能了。但传统文化对父母孝的情感，是可以继承的，只要一个人心存良知，对父母的爱，可以作为道德教育的起点。
在政治教育失效的情况下，以公民教育来替代，是很好的做法。
东平教授编了《新公民读本》，讲公民的道德，仁爱、诚信、责任；讲公民的价值观，民主、自由、人权；讲公民的知识与技能，等等，
这本读本，教育部门能接受作为教材吗？
杨东平：
被禁止出版了。
徐景安：
这就是改革的困难，你要以公民教育来替代政治教育，他要把公民教育纳入政治教育。现阶段公民教育也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是公民教育讲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宪法规定的中国公民权力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要求公民承担责任和义务，究竟有多少说服力，能否经得起学生提问？可能会说，你们还是先给领导们进行公民教育吧，这怎么回答？二是民的责任和义务靠什么维系？靠法律，靠舆论，靠道德。西方公民靠宗教，对上帝的敬畏。靠法律，对宪法的敬畏。总统宣誓，不是手扶圣经，就是手扶宪法。今天，中国共产党员入党，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有多少心存真诚？将爱国作为公民教育的内容，没有疑意，但是作为公民教育的核心，是否合适？说到底，是信仰问题，这是德育教育的头号问题，可是整个中国、整个社会都没有解决，又怎么来教育学生？这就回到创建中国新文化的起点，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
信仰是一个人的终极追求，也是一个人的心灵敬畏。能为今天中国人终极追求的、心灵敬畏的是什么？我研究的结论是人生的幸福和对生命的敬畏。“追求幸福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共同追求。”“人有性别、阶层、民族、国籍的差别，对幸福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追求幸福的动机、愿望、目的是一致的。”“为了自己的幸福，要自觉约束自己。”为了自己的幸福，要善、要讲道德。进一步追问，人为什么要追求幸福？这就是对生命的敬畏，人的生命来之不易，不要白活一辈子。以此为逻辑起点，人要敬畏自己的生命、他人的生命、人类的生命；人要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要继承东西方道德文明的结晶：“追求自由与约束自己，拥有权利与承担责任，勇于获取与慷慨付出，外求开拓与内省修行”。这就是我起草的《21世纪幸福宣言》的基本观点。追求幸福与敬畏生命是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所能接受的。若有可能，我也想编一个读本，从“我”出发，怎么认识自己，怎么对待生命，怎么追求幸福，怎么活得有价值，怎么活得有意义？然后怎么对待他人、社会、国家、自然、地球？其中包括怎么对待困难、挫折，怎么对待恋爱、婚姻等，这就是以人为本位，而不是以家庭为本位，以国家为本位。这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首先要认识自己，什么是幸福，怎么追求幸福，然后才是怎么对待他人、社会、国家……我听一个朋友介绍，以色列人编成一本一本书，由浅入深，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让学生看。我想，能不能把这些道理编成一个一个故事，将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审美教育结合起来，将传统教育与公民教育结合起来，这可是巨大的工程。
怎么做学问？教育的功能主要的不是传授知识，知识是海洋，教不了那么多；教的知识未必受用，可能不干这一行；知识可用现代技术搜索，没有必要背。教育主要是培养思维能力和学习研究方法，而当今中国教育传授的是为了应付考试的标准答案、方程公式、解题技巧，都是一辈子无用的死知识。
比如什么是大象，我们的学生要背是食草动物，长鼻、腿粗……西方教育就是让你查资料，大象是什么的知识没有意义，而查大象是什么的方法很有用。
又比如成吉思汗曾经打到欧洲，我们的考试题是成吉思汗帝国的版图。而西方的考试题是，如果成吉思汗没打到欧洲将怎样？我们有标准答案，为了考试。人家没有标准答案，为了启发想象力。
又比如物理课讲抛物线，我们是化时间背公式。西方让学生编组做一个抛物的机器，然后比赛，看谁抛得远，训练了想象能力、动手能力、合作能力。
我外甥女在澳大利亚上小学二年级，每天背着小书包，里面放着糖果、饼干，非常快乐。五六个小孩围一个圈讲故事，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学习倾听别人的讲话、对他人的尊重。可是我们的孩子失去了童年，获得的大都是一辈子无用的知识。
让学生失去快乐、痛苦煎熬十多年的我国教育，是不是把智育搞上去了呢？1999年、2001年统计，在《自然》与《科学》两个杂志发表的论文，六所中国一流大学，共发表20篇文章，哈佛大学是399篇，同属亚洲的东京大学131篇。我们一直以基础教育扎实为荣，但最需要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却很弱。谁都知道，我国的出路在于创新，然而我们的教育让学生创新吗？
归结起来，教育就是教学生做人的ABC、做学问的ABC，可我们的教育恰恰没有这两个功能，就教你如何应付考试，考完就无用。然而，这种教育制度不许改、不能改，说是中国仅剩下的最公平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