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发1万元人民币的政治经济学解

　　——终止这场经济大萧条的方法论

　　文/崔长林

　　大家知道，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表现为购买力的相对不足；假如有一种方法可解决购买力的相对不足，那么，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就会马上终止。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于是，便有人问了，就算上述“道理”成立，那谁又能保证这种方法不会衍生出其它问题？比如社会公平问题、市场机制问题、通货膨胀问题、财政赤子问题等等。笔者以为，如果定期、定量、均衡地向每一位“中国人”或“地球人”派送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或“世界货币”的话，不仅不会衍生出上述问题，而且还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论。如果要问为什么？我的回答是，因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是由相对意义上的生产过剩造成

　　大家知道，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经济体均存在着相对意义上的生产过剩。什么叫相对意义上的生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现实意义上的购买力低于现实意义上的生产力；换言之也就是说，现实意义上的生产力大于现实意义上的购买力。什么意思？就是说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生产力过剩而是由于人们手里暂时没有购买这些商品的钱罢了。比如产生于美国的这场次贷危机，就表现在这一点。

　　诚然，造成这种相对意义上的、生产过剩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一点是谁都无法否定的，那就是、同样是相对意义上的资本过剩。如果有人把相对意义上的资本过剩理解为相对意义上的投资过剩也可以，因为资本的意义就在于增殖，而投资又是实现资本增殖的唯一途径。当然，如果有人把资本过剩、投资过剩理解为生产过剩、商品过剩也可以，因为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资本投入最终都要通过商品生产的方式来实现。

　　这样也就造成了，资本越是过剩就越需要投入，投入越是增加就越是生产过剩的商品物资，而生产出的商品越是过剩，社会的购买力就会越会降低。当然，上述也都是相对意义上的了。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种相对意义上的过剩？笔者以为，根本原因是由于，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资本增殖都需要通过降低绝对购买力实现。什么意思？就是说资本越增殖就越需要降低绝对意义上的购买力，否则资本就不能实现其增殖。

　　什么叫降低绝对意义上而不是相对意义上的购买力？简单地说就是，资本的增殖是企业通过降低销售成本换来的，而任何一个资本家、企业经营者都不会干将利润（资本的前身）分给消费者的勾当。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企业经营者做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企业经营者同样做不到，因为那样做的直接后果，等于是让资本失去其增殖本质。试问，一个不能体现资本本质的企业、国家其经济能发展起来吗？

　　当然是发展不起来的了。于是，在上述前提下，资本越过剩就越需要投资，越投资生产就越过剩，生产越过剩消费就越是相对不足，消费越是相对不足其资本就越是过剩，形成恶性循环。再于是，在上述相对生产过剩的前提下，因资本、投资、生产、商品过剩而引起的各种经济危机便不期而至。更于是，便有一些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提出“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论点的可能。其实，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无奈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崇拜者的短视

　　对于上述之经济怪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曾经认为，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现在看来，不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存在上述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解决不掉。也就是说，只要搞企业、只要从事商品生产、只要试图实现资本增殖，恐怕都解决不掉上述矛盾——尤其是当一个国家进入到饱和经济时代、生产过剩阶段时。如此，是否可以说，这是一个谁人都解决不掉的矛盾？

　　否。笔者以为，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都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制度的更新，上述经济社会矛盾势必最终能得到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那一定是由于其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存在缺陷，而解决的方法，无疑须通过制度更新。可惜的是，就是这么简单的、已经被早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经济学家论证过原理，而我们一些所谓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愣是认识不到。这就难免不令人感到费解——尤其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也认识不到时。

　　奴隶社会为何能取代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为何能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为何能取代封建主义社会？毫无疑问，一定是由于后一种经济社会制度比前一种经济社会制度更优越，能解决前一种社会制度解决不掉的经济社会矛盾。而令人遗憾的是，就是这么点浅显易懂的道理，一些所谓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们愣是不敢承认。更令人费解的是，包括成思危、张维迎在内的经济学家，竟然也陷入上述经济之悖论里。

　　说什么，解决经济危机的唯一方法就是投资。他们根据什么？他们的根据的是，经济危机是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而只有投资才能够对现存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于是，扩大投资就成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和政府的经济对策，似乎只有通过投资也才能解决上述经济社会矛盾，而把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抛到九霄云外了。无疑，他们是“资本拜物教”教徒！

　　难道除了投资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难道他们不知道生产过剩的根源是资本的过剩投入？难道他们不知道只能改变生产结构而不能解决消费不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难道他们不知道消费若不能绝对增加就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难道他们不知道只有“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矛盾？难道他们就不知道经济社会要想得到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分配上入手？

　　只要解决不了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矛盾的就不能说是好主义

　　笔者经过长期、深入地研究后发现，后一种经济社会制度之所以比前一种经济社会先进，主要表现在其分配制度的优越，而任何一种经济社会制度变革，一定是为了改变其分配制度，而不只是为了改变其所有制形式，或者说之所以要改变其所有制形式，是为了改变其分配制度服务的。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愣是认识不到这一点，误以为只要把生产资料收回国有或实现了私有制就能解决矛盾。

　　在资本主义国家难道就不存在国家所有？其实，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有国家所有，在奴隶社会、封建主义同样存在一定形式与意义上的国有制形式。谁能说在奴隶、封建制度下，其财富没有国家成分？难道仅仅由于奴隶主、封建主有财产处置权就要否定其财产的国家度？难道岳飞、郑和等民族英雄不爱国而只爱封建皇帝？难道孙文、张学良只爱资本主义而不爱国家？就不要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分配制未必不如我。

　　如此，笔者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笔者想说明的是，看一种经济社会制度是否优越并不在于他们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而主要表现在其分配制上。也就是说，只要其分配制度能够考虑、代表更广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时，无论其所有制形式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其先进度。比如，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些封建主为了使其人民能够休养生息，也曾经颁布过免税、减赋的政策，因而，其先进度亦不能否认也。

　　如此，笔者又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笔者又想说明的是，看一种经济社会制度是否先进，就要看这种经济社会制度能否更广泛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代表的，无论其实行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制度，这种经济社会制度叫什么名字，我们都应该承认其制度的先进度、优越度，否则，它们就一定是一种落后的、腐朽的经济社会制度。可以肯定地说，经济社会越发展，其分配制就越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当然，分配能否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在于他们怎么说而主要看他们怎么做。而事实上是，在一种先进的分配制度下，就不应该存在所谓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才对。可是，无论是我们中国还是资本主义世界，这个矛盾不仅存在，而且还都十分地突出！如此，笔者再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笔者想说明的是，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解决不了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就不说是一种好主义！

　　私有制、公有制、股份制、集体所有制它们全都是假命题

　　严格地说，此前所爆发的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革命，其目的无一例外地是为了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如此，资本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亦然。于是，笔者又要问“为什么”的问题了。是啊，为什么呢？笔者以为，主要是因为，几乎所有的革命者都把希望寄托在所有制的改变上，误以为，只要能改变了固有的所有制形式，他们就能通过改变后的所有制获得社会财富，误以为所有制是分配的基础。

　　其实他们错了，而且完全错了。错在哪里？错就错在，所有制从来也没有成为过什么分配基础的。请问，奴隶主、封建主什么时候按照生产资料占有量的多少分配过社会财富而不是通过手中掌握的政权来占有社会财富的？资本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什么时候是按照生产资料占有量的多少来分配社会财富而非通过手中掌握的政权来占有社会财富？千万不要以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按生产资料占有量的多少分配社会财富而不是根据销售额、实现利润的多少。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资料无非是一个国家的、税收的工具而已。

　　社会主义公有制、私有制难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税收工具了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请问，什么叫国家？当然是政权的象征，当然是专政的工具；什么叫税收？当然是该种政权、专政的方法，当然是权力与利益进行交换的方式；再问，当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国有制的时候，把其税收分配给了它的人民了吗？难道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公用事业、公共设施、社会福利？还是我们的事业、设施、福利比他们的好？

　　而事实上是，我们的国有制企业向国家纳的税，与个体经济、私有经济相比，还不足1/3。至于说产生于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里的腐败分子，却比产生于个体经济、私有经济腐败分子不知要多多少。那两个逃到美国的人，竟然能够贪污、占有4亿美圆的国家的外汇！以上再次说明，所有制绝对、永远是个假命题，而只有分配制才是、永远是个真命题。至于说“按劳分配”，那就更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假命题了。

　　读者不妨设想，连大学生毕业以后都就不了业，还能谈“按劳分配”的问题吗？一个失去了“劳动”机会的人还能凭“劳动”分配？也就不要说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爆发后，有多少托拉斯倒闭的问题了。

　　人类社会已发展到“均币制”而不是“均田制”的伟大时代

　　为什么说私有制、公有制、股份制、集体所有制等等统统都是假命题而不是真命题？笔者以为，根本原因就在于，无论私有制、公有制还是股份制、集体所制，它们最终都逃脱不了“地球所制”，而对于仍然活在地球上的人来说，没有比能够让他们逐步富裕起来的事情更重要的，这才是颠覆不破的真理呢！

　　过去，由于社会生产力欠发达，人民过的日子差点可以理解，谁让那时的生产力发展赶不上社会需求呢？可是，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业已大大地超过了实际需求，并且已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状态的时候，如果再不让我们的人民过上与之相适应的好日子那就不只是有“一般问题”而是一个有“根本问题”的问题了。什么叫有“根本问题”？当然是有“政治问题”，当然“制度问题”，说明我们的政治、制度存在问题！

　　如果说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剩是由于其社会制度造成的，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产生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过剩问题？为什么不能利用“过剩”的“生产”能力来解决、满足、扩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什么宁可给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退税而不给广大的中国人民退点税呢？就连美国、香港、台湾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都想到并且已做到向其人民退税了，而作为社会主义的我们为何做不到？

　　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吗？如果不符合，那问题或者说症结又在哪里呢？笔者以为，问题或症结就在于，在我们中国，存在着大量而非个别的“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龙”的“叶公”，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行动，而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真的快要到来时，他们竟然成为没有思想准备的客人。更不能让人理解的是，在上帝的启示下，就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认识到退税于民的重要性，而我们却不敢做也。

　　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或许有人会说了，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如人家，再说了，如果向每一位中国人发1万元人民币，就等于是13万亿，那不是要让政府增加13万亿人民币的财政赤字？笔者以为，如果有人说这样的话，那只能说明他们什么主义、理论都不是。现在我们先不说13万亿人民币发给人民之后能够极大地扩大消费，富裕人民，企业的设备都能满负荷运转起来，算一下也未必产生财政赤字。

　　向每个中国人定期、定量、均衡派送人民币的政治经济学解

　　面对这场具有世界性的、旷日持久的经济金融危机，是否也应该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论？是的，至少从理论上说应该有，而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笔者经过反复思索，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现状认为，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向每一位“地球人”定期、定量、均衡派送一定数量“世界货币”这件事情了。笔者甚至认为，这种方法可能还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实行“世界货币”的途径，至少有启示意义也。

　　笔者以为，如果向每一位中国人发1万元人民币，不仅不会使中国政府产生所谓的财政赤字，而且还会使其增收。（1）在中国，人民每消费1万元，政府会得到38%—40%的财政税收。（2）13万亿人民币的消费至少可以带动、释放4倍以上的生产力。（3）中国消费市场的扩大还能带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其生产力提高，而世界经济增长又会反过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4）增发13万亿人民币能对冲掉2万亿美圆外汇的缩水。（5）只有得到这1万元人民币的人才最知道该把它花在什么地方，一个相对真实的社会需求必然会呈现在经济学人和管理者的面前。（6）人民币的贬值对中国世界都有利，且能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以上6个方面，可理解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可以肯定，增发13万亿人民币绝不只有经济学意义，也势必会产生想不到的政治学、社会学效果。（1）向每一位中国人发1万元人民币是公平的，因为“人人有份”而不存在所谓“剥削”或“鼓励好逸恶劳者”的问题——不要说“不是人民不热爱劳动而是缺少工作岗位”的问题。（2）对于世界各国来说也是公平的，因为这是个中国人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的过程而外国人更愿意将自己的产品卖给中国，因为他们只有将产品卖给中国时才能获利。（3）这种方法可以彰显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也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体现。（4）每人1万元对于一般家庭都不是一个小数，它可使80%以上的贫困家庭摆脱贫困。（5）它改变不了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性，因为资本主义仍然可以通过商品生产来实现其资本增殖。（6）是人类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均币制”乃“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

　　当然，这种方法也具有扩大化、全球化的意义，因为将货币派送给每一位“地球人”，既可以化解生产过剩，也可以解决“资本增殖与必须得通过降低产品成本成来实现”的经济学悖论。诚然，没有一种可以向每一位“地球人”无偿地派送过剩商品的理由，因为任何一位商品的生产者之所以要从事商品生产都是为了实现其资本增殖。再说，过剩的商品也未必是经济社会及其人民的生产、生活必须，就不要说派送商品有浪费的狭义。如此，该采用什么方法解决既能解决生产过剩，又能实现资本增殖和富裕人民的难题？

　　作为经济学人，笔者常常有这样的一种认为，那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方法；反之也就是说，最有效的方法也就是最简单的方法。而用中国古代哲人老子的话说就是，“天下之难事皆始于易”。

　　关于如何实行“世界货币”，由于将有专门的文章发表，笔者也就不在这里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