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与文字狱
关键词：历史研究 文字狱 隆庆开关 以史为镜 历史心理学
唐太宗失去魏征时，痛哭并流着眼泪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从此，作为研究历史的重要性的依据，“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传承了1300多年。
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人在研究历史，评点历史并写下历史供后人评点与借鉴。这不能不提到一个“历史心理学”的概念。
常规的“历史心理学”是指从心理学的视角对个体和群体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以验证和构建心理学理论的一门学科。历史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可分为心理传记学、群体历史心理和心理变迁三个领域，研究方法与技术上的进展、历史资料的电子化和共享以及一些知名心理学家的参与研究，使历史心理学的发展呈现出广阔前景。
本文所提到的历史心理学与以上所提到的概念不同，是指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去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进行分析，从这个方法不仅可以了解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有哪些客观与主观因素在影响，而且可以了解有哪些个性在影响一个历史人物的决策。
另外研究历史的时候，什么该说与什么不该说都要过一下脑子，看是否会给自己带来灾祸或者意外损失。
但毕竟研究历史是为当今服务的。
任何一个皇帝都“一言九鼎”，都享受至高无上的独裁权利，一句话或者一个念头就可以把一个无辜的人（甚至在忠臣清官）投入监狱甚至杀掉抄家灭了九族，甚至宽宏大度的汉武大帝都免不了由于在一个“叛将”的评价上跟自己意见相左，而将史官太史迁施以宫刑，既然如此，那么还有哪个独裁的统治者会对史官的言论宽容，又有谁会不惧怕于这种淫威呢！
因此在“以史为镜”的过程中，势必会承受来源于现实世界的压力。那种压力从媒体舆论到政策导向、再到心理压力，辅之以国家机器对身体的摧残与对家族的迫害。
这样的事情，从秦代的焚六国书、坑方士，到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酷吏，再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与八股，到晚清的时候依然在延续，历史的评论与记述被严格地限定在被主流允许的基调之上。
因此，但任何时候，历史都是被扭曲着呈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字狱“现象。
当提到文字狱的时候，世人总是习惯性地想到清政府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其实在每个朝代（只要是一元化的政治格局，没有一个在野党与执政党相抗衡）都有文字狱，即使执政者没有达到像明朝的锦衣卫和东厂、西厂，滥用国家机器对异己学说进行镇压的程度，实行媒体封杀，学者之间在学术自由的名义之下的互相诋毁也足够让人焦头滥额的了。
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时刻存在。
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时候；
当媒体动辄以屏蔽、封杀的方式来规范民间言论的时候；
当学者们由于某些顾虑而不敢畅所欲言，或者是欲言又止的时候；
当专家虽然没有点破，余音留给公众去延续，公众均报以意味深长的理解性微笑的时候；
当一切政策都不是以百姓的生活品质以及基本权利的保障，而仅仅是从便于国家控制的角度进行恩赐的时候；
当对政府的任何态度，在任者的任何言论都没有反对者的声音见诸主流媒体的时候；
——文字狱存在的大环境就没有本质的改变。
而大环境没变，舆论中的复杂因素就没有变。我们就很难去真实评价历史并留下真实的历史供后世评价。
文字狱体现统治者在舆论上的强大压力与至高无上的垄断地位，以及下属臣民对统治者在客观上的绝对服从与主观上的心理畏惧。
学者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研究历史？是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去做考证吗？
通常喜欢历史的人大体上都有浓厚的责任感。尤其是以《二十五史》为代表的正史更给后世提供了正史研究的蓝本。
从史籍中做研究，理清脉络并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对历史人物的功过进行客观评说，这些通常所说的历史研究的内容，原本就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从前人文献、现时局限以及自身顾虑和倾向性等角度而言，历史越悠久的东西，以讹传讹的因素越多，不可信赖的东西就越多。因此，要还原历史真相，怕也是有相当的难度的。
毕竟在历朝历代，只要是由人进行独裁式的统治，就不会允许对前朝的统治者歌功颂德，因此史学家的笔从来都是有选择性的，不管是在叙述上还是在评价上，都不一定遵从历史事实；而在民间则是野史纵横，虽然在言论的自由度上没有限制，但禁得起推敲的很少，更是不足为凭。
——但这就是搞史学研究的从古至今所面对的客观现状。
当我们嘲笑前人留下的史籍文献不敢客观地说出真话的时候，不要忘记，相对于后世，我们也是前辈，难道我们就能够避免上文提到的那些局限性，得到的都是后世的鲜花与掌声，而不是西红柿和鸡蛋吗？
对前朝的谴责与嘲笑，并不能必然给我们带来高大或者更睿智，而是在树立另一种表率，让后世者更多地效仿我们，以谴责代替敬仰，以挑剔代替包容。
研究历史，不应该仅局限于还原历史的真相，而更应该是去多问一些为什么。引入一些历史心理学的手段。
虽然我们很难理解古人所面对的复杂状况，更难以去做出跨越时空的决策，但更多的是：为什么我们不从宽容的心态，以尊敬为原则去给予古人应有的仰慕？毕竟古往今来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任何人会做出无缘无故的选择与取舍。
我们会去怨恨以往的那些朝代的君主以及那些忠臣良相们，或生活腐化堕落，或统治穷兵黩武，或表面休养生息，实质上是盘剥百姓；或因循守旧，一次次地错过了与国际接轨的机遇，让后世由于闭关锁国而承受落后挨打的痛苦与劫难，或者那些改良派，那些对传统抱残守缺的文人士大夫，都由于思想消极而遭遇后世新思想者的批判。
任何新思想都是建立在对旧思想的批判基础上，从而显示出自己的激进与价值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终究会被后面的力量推倒，景遇惨些的，还要被后面的人任意践踏，out与in之间的关系，就如时尚界的循环，如果说时尚界的流行趋势，十多年就一个周遭，那么思想界的循环，大体是以百年为循环周期的。
研究历史的核心是要看那些历史人物为什么要那么决策。当我们对前人重新评判的时候，就意味着对那些为了某一个信仰而流血牺牲的人，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所起到的作用重新进行反思。
以我们现在引以为自豪的改革开放的国策为例：
“隆庆开关”是明代继郑和下西洋之后对外关系中又一重大事件，标志着明朝的对外交往从官府层面转向民间层面。隆庆皇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由此，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曾经为官方独占的海外贸易，日渐衰微，逐步让位给更加具有活力和发展前途的民间海外贸易，这是郑和下西洋所意想不到的更为深广的效应。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据说，自1572 年“隆庆开关”到1644 年明朝灭亡，这70 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 涌入中国，共计约3.53 亿两（保守估计，目前重新估计约为5亿两）。并且全球2/3 的贸易与中国有关。中国差一点也就迈进资本主义了。
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掠夺的白银几乎都通过贸易的形式最终流入了中国。
假如没有嘉靖倭患，就不会有明朝中期的早期海禁，但毕竟是随后就出现了“隆庆开关”，但任何时候，口子一开，再想封堵就是不可能的了。即使到了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暂时性闭关锁国，都难以抵挡外族的入侵，所以每次都是中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被外族以自由通商为名，而扣开了国门。
当今的决策者、学者与芸芸众生，难道真的比历史上的那些君王某臣要聪明很多，圣贤很多吗？或者是我们在考虑取舍的时候，标准发生了转变？
外族扣关，难道真的是给我们送来了发展机遇吗？是看着我们暂时落后而给我们送来先进的思想与有利的武器和跨时代的技术吗？哪里有送上门的美事，天上掉的馅饼呢！
中国曾经有过多次开放的机会，外族时刻想扣开中国的国门。难道不是自身利益的驱使吗？不管是隆庆开关，还是辛亥革命，每次开放对我们都是一次对传统与固有的东西的反叛过程，无非是做出积极与消极、推进与拖后腿的站队。
每个人都希望流传于世或者流芳千古，如果说当今世界就是古时的后世，在当今空间上流行于世就相当于古代的流芳千古了。
有人说，我们不要死抱着中国史不放，而需要学习的是世界史，这个要说也很有道理。
很多事情都值得深入研究，拿世界其他国家的东西与中国的相比，比如比较文学、比较文明、比较经济、比较军事、比较政治等等。
——我们从来都不拒绝学习，关键是学习什么，以什么心态去学习。学习了之后，抛弃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贾春宝
2009年6月30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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