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要说说人口学的这些最基本概念，一方面是觉得基础而重要；另一方面又常常被忽视，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
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是指前工业社会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由高位平衡状态（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向后工业社会的低位平衡状态（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过程（见图）。
人口变迁或人口变动（Population Change）从人口学的角度讲，首先是指人口数量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不考虑迁移的条件下，这种变化是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的结果。所以，人口转变中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直接导致一方面是人口数量规模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人口年龄性别结构的变化。
实际上，自人类诞生几百万年以来，世界人口的变化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基本上是波动而相对“稳定”的，自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人口才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人口转变。由此也即自马尔萨斯时代起，人口由不引人注目的“惰性”变量成为了一个世人关注的“活跃”变量。进入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人口转变，人口变量更加“活跃”，而最为剧烈的是日本人口学家黑田俊夫所称的“人口世纪”（1950-2050年）。在这前50年的人口转变中，世界人口经历了人类人口史上的两个人口爆炸顶点，第一个是人口增长率顶点；第二个是世界人口年增长量顶点。世界人口也由1950的25亿增加到了2000年的60亿多。进入21世纪，世界人口增速明显下降，2050年世界人口预计超过90亿，未来世界人口还将出现第三个顶点，即世界人口数量规模的顶点，这个顶点预测将在2200年左右到来，届时世界人口将破纪录地达到100亿左右。
人口转变带来世界人口数量规模迅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果说，20世纪后半叶50年世界人口变迁主要表现为人口规模的变化上，那么21世纪上半叶的50年里，世界人口变迁将主要表现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1950年世界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仅为5.2%，2000年为6.9%，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6.2%。前50年老年人口的比例增长了33%，后50年将增长135%，大大超过了前50 年的增长变化速度。人口转变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其他指标如少年儿童人口比例、劳动力人口比例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见图）。以少年儿童人口比例变化为例，1950年0-14岁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为34.2%，2000年为30.2%，2050年下降至19.8%。人口年龄结构剧烈的变化也将首次打破人类人口史上传统的人口金字塔结构即底部大而上部小，形成人口的“倒金字塔”型。
如何看待人类20世纪的人口转变呢？不少学者认为，从人类的超长期历史视点观察，20世纪的人口巨变非同一般。美国经济学家伯尔丁（Kenneeth E.Boulding）更是把20世纪称作为“巨大变革期”(Great Transition)，而这个巨大变革是因为人口转变之后的人口爆炸，这是分断人类史的一个划时代的时期。同样，人口学家琼斯·梢克（Jonas.Salk）也从超长期视角把20世纪的人口转变人口爆炸视为分断人类史的大转折点。在他研究的超长时间段即过去8000年及未来8000年（见图）中，20世纪的人口增加和增长率的顶峰时期与伯尔丁的文明前社会及文明后社会相对应。在漫长人类的前一个时代，人口一直保持在高水准的出生率、死亡率的秩序中维持了一个平衡，在经历了20世纪的人口转变人口爆炸之后，人类历史转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口也将会在低水准的出生率、死亡率的秩序中维持平衡。可以说，从超长的历史视角把握人口变迁的规律，会让我们认识到20世纪、21世纪人口巨变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因此，从人类人口史上看，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带来了人口转变，即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从高到低的转变，而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到低的人口转变又必然导致人口的数量和年龄、性别结构的变化。人口转变和人口变迁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之必然。
不过，对于我国人口转变的态度可没有这么乐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开启了和平时期的工业化道路，同时人口也开始发生转变，我国人口转变是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人口转变的一部分，第三世界人口数量“爆炸”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我国人口数量增长也是如此，是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的结果。但遗憾的是，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中“释放”出来人口数量规模的增长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错批一人”的结果。由于漠视人口转变的规律，视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数量增长为前人“决策”错误，所以，以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实施严厉的“一孩”政策一直被认为是对我们过去所犯“错误”的加倍补偿！是对过去“错误”的“拨乱反正”！30年来，尽管人口和社会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至今还没有充分反思当时出台“一孩”政策的“急躁”以及对人口再生产规律认识上的“偏差”，仍坚持认为“一孩”政策是当时“最优”、“最正确”的选择。
在这种认识和这种政策下，导致我们把统一的人口数量和结构问题割裂开来。如果说人口转变初期增长率处在高水平时，侧重点放在控制人口增长上，尚有道理；但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人口已经接近更替水平时，仍出台了“一孩”政策，并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能不说是对人口转变规律的漠视，对生育和死亡下降带来人口结构变化的无视。正因为如此，我国才始终将数量问题放在首位，将可以统一的数量和结构问题分割而治。并对由此产生一系列人口结构失衡，如脆弱的“四二一”家庭、出生性别比偏高后的婚配人口性别结构失衡、以及加速的人口老龄化“视而不见”。实际上这些都是过去和现在过度干预生育行为的结果，是一味强调人口数量控制而牺牲人口结构调节的结果，是违背人口再生产变化规律的结果。
在这种认识和这种政策指导下，对于我国人口转变中出现的人口数量和结构问题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统筹解决问题的思想。面对可以统筹解决的人口问题，却陆续成立了两个“此消彼长”部门应对，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边是应对人口数量增长的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另一边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控制人口越有成效，诸如少生3、4亿人口的“成就”，意味着今后全国老龄委应对的老龄化带来问题诸如养老问题就越严重。那边“挖坑”，这边“填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人口问题的模式。
细心地观察一下今日继续主张严紧政策的学者和官员，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人口转变的历史地位，忽视了人口变迁中数量变化和结构变化的统一，都没有深入思考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能量”，一味夸大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数量增长的负面作用，却不断忽视控制人口数量带来的一系列结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希望讨论人口问题的学者和在岗的计生干部能多学些人口学的基本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