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可以看出，未来欧美金融监管体系有以下几个新动向：其一，中央银行被赋予监管系统性风险的职责，监管体制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从全局系统性角度监管整个体系；其二，金融监管面积扩大，把所有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保险公司、银行均纳入到金融稳定的监管框架中来；其三，在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同时，注意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其四，加强全球监管的合作。其核心是协调英美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与欧洲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监管框架、监管理念和思路。
考察欧美金融监管的历史，无非是在每一次金融危机下，重复着一个从管制到放松管制，再到重新管制的轮回而已。
尽管次贷危机的爆发显示出滥用金融创新的破坏性，但元凶直指金融创新，有违真实世界。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启了国际货币史上最大规模的单一主权货币全球化的过程。由于美元大量投放，刺激全球经济快速发展，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造成金融发展脱离全球经济的现实轨道，越来越多的国际资金在金融市场中投机炒作追逐利润，泡沫化程度日趋加重。资产证券化等衍生产品创新，实际上充当了吸纳无处安放的美元流动性的重要渠道，并对本轮周期的“高增长、低膨胀”功不可没。
从该意义上讲，与美国巨额债务相捆绑的美元流动性以及世界经济再平衡怎样演变，是当前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最深刻问题，这几乎也是制约未来世界经济走向的最重要变数。
因此，如果不突破美元本位制这个体系框架，只在原有的模式里将找寻不到危机在根本上的解决办法。从金融的角度去考虑，金融体系监管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要相互结合，大破大立，才能根本上防微杜渐，而非仅仅亡羊补牢。上周金砖四国峰会的共识恰是，应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机构应有更大发言权，并最终建立多元化、稳定的和可预测的货币体系。
而一旦欧美新的金融监管方案贸然付诸实施，监管部门是否在痛定思痛之后用力过度，监管不足最终蜕变为监管过度，从而抑制了金融市场的活力、钳制了金融创新并形成新的寻租空间，这不得不让市场忧虑。
就眼下而言，各国为摆脱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困扰和冲击，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都向市场注入了天量流动性。救助危机引发的全球流动性注入，在没有新经济增长点和金融新创新受抑制的情况下，看来只有大宗商品、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飘升一条路。
无论怎样，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挑战尤堪严峻。一方面，欧美推出后危机时代的金融风险的管理模式，无疑是规制全球金融发展格局的又一个新宪章，占尽了先机，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系，可能就会因为这种新的监管模式的被动导入而不得不增加其运营成本，降低了金融机构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活力；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因为泛滥流动性而再次高企，导致的输入性通胀问题将再次困扰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