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一个周末，应友人之邀，去杭州开一个小会。这是一个会前会。

百岁高龄的科斯教授，一生未到过中国，却对这方土地及众生寄予厚望。去年，老人用自己的积蓄和心血，组织了一个会议，取名为“中国改革三十年芝加哥会议”。会期三天，从头至尾，老天非常用心。不仅坐轮椅每天出席会议，而且留心每一个细节。会议的最后一个项目，是老人对会议的总结发言，语言朴素，寓意深刻，感情真挚。置身在那样一种场景中，听到老人轻声说出，“我将不久于人世。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 所有的人情不自禁，站起来，老人的慢言细语被感动的掌声所淹没。

我不会讲英语，不能和老人直接沟通。会期，我只是默默地注视老人。会议结束，怎么也得对老人说几句告别的话。于是拉上翻译，对老人说，“我是史蒂文的徒儿，他要我转告，很想念你。” 本想就此告别，怕老人太累，何况后面还有人排队等候话别。老人却抓住我的手，对我细说他们当年在芝加哥大学的往事，快乐在眼中闪烁。

老人是一个学派的创始人，百年一遇的大师，可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是，百岁老人在密执安湖畔的一个老人院与老伴相依为命，他们没有子女。现在，他们自己坐着轮椅去收发邮件，去超市购物，去医院看病。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老人心念中国，他要把芝加哥会议一届一届地持续下去。去年会期，老人就对其仁说，过一年要再找一批中国学者到芝加哥去讨论。后来，王宁告诉我，科斯决定把他一生剩下的积蓄和时间为中国做一些事情。这一年来老人一直在思考明年开会讨论的题目，日思夜想，最后由助手王宁整理成五页的文稿。百岁老人还有一个百年大计，通过一批中国学者，使用中国的素材，催生出一个中国学派，复兴已经停滞了四十年，好象死了的经济学。文稿中有这样一段话，下一个亚当•斯密是中国人。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学就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学。就这样，王宁带着文稿，回到祖国，寻找明年去芝加哥开会的人。于是就有杭州这个会前会，作东的史晋川教授郑重其事。

两次听到科斯使用同样的语句，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学就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学；我的感觉找不到形容。不要以为老人百岁了，他思维的清晰远超你我，也不要以为科斯偏爱中国，他的分析完全不带感情。科斯是一个极深邃的人，他这样说，一定有他洞察到的真实存在的依据。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发展以及趋势，就我就知，有两个人对这一事件给予了具有世界意义的评价，这两个人一个是科斯，另一个是张五常。具体而言，他们认为，这一事件中含有使整个世界得以改变的新要素。这些要素是现在被作为蓝本用来模仿的那些国家所没有的。张五常教授现在用他的全部精力在收集材料，逐件分析；远在太平彼岸的科斯教授，倾尽全力，推动这项研究；因为他们是先知。

必须指出，在事件中有亲身经历的人其感知也许是太多的不是。但张五常教授说，这些不是之处是存在的，但既然有这么多不是之处，为什么还有这个三十年史无前例的奇迹呢？因此，我们要知道，除了这些不是之处，一定做对了重要的事。不是之处不是不存在，但对于分析而言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对了什么。这是这个事件的价值所在。我们与两位老人的差别只在于，面对这个三十年史无前例的奇迹，我们在诉说不是，他们要发现做对了什么。是啊，做对了什么呢？这是去年芝加哥会议的题目。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答案，相当于提供使世界得以改变的一种新知识，所以科斯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同时，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答案，顺带使经济学换一个面目，所以科斯说，下一个亚当•斯密是中国人。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学就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学。

据转述，科斯坚持明年的会议要全部是中国人。可能老人对与真实世界完全脱节，不顾思想，只讲技巧的那种经济学已经没有指望。是的，思想难以量度和评价，现在通行的那套度量方法之愚蠢以至于扼杀经济学。老人寄望中国，不仅因为有史无前例的奇迹这个事件，还因为思想可以生长。这后面一点其实是要我们努力的，为此在这个会前会上我只提了一个建议，如果有哪怕很小的一个范围，学者之间相互承认，不是互相一概否定，从承认即便不重要但有新意的一个想法开始，慢慢形成一个有建设性的生态，并最终演化出一套规则。象卖萝卜白菜一样度量思想是愚蠢的，一个自发性的学术圈子，可能最有希望在相互承认的原则下，演化出一套规则，使思想涌出，并催生集大成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