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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制度是一个有缺陷的制度
（网友）应当说，官民沟通渠道不畅是诸多社会泄愤事件的原因之一，也是影响稳定和谐的火种。最新一期《半月谈》杂志报道，近期五花八门的“非正常息访”不断涌现，尤其是“花钱买稳定”成了较为普遍的选择。特别是在敏感时期，人盯人、陪吃喝、塞“红包”、免费旅游……用在上访户身上的手段可谓花样翻新；软的不好使，就来硬的，进行截访，或办“学习班”限制自由，等等。当然，跟石首事件相比，这些息访的伎俩是小巫见大巫了，可危害同样不可低估。信访不成，就群体泄愤，或在网上或在政府前。请问诸位嘉宾，你们怎么看待突发事件前地方政府对信访这条已经不畅通的渠道的运用？ (梦见伍仟捌 09-6-24 20:35:13)
(嘉宾)信访制度是一个有比较大缺陷的制度，这个制度的设计和运行都是以压力体制为背景的，它解决问题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上级的批示和问责，它在运行中形成了中央、地方和信访人多方的博弈，这种博弈虽然能解决某些信访人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案件以信访人受到更大的损害为结局。对社会而言，它会增加社会的不满度，使民众对国家体制的信赖产生怀疑，因为假如各种诉求不能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而依靠信访的方式，以某些领导人的意志来解决，就必然使这个利益诉求缺乏法定的预期。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批评这个制度，希望通过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来树立司法的权威，以化解民众的冲突。 (于建嵘 09-6-24 20:42:46)
（网友）于建嵘先生您好，您认为中国的信访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上起到了多大作用，还需要做哪些改进？ (聪辩先生 09-6-24 20:58:31)
(嘉宾)信访制度能解决化解一些社会矛盾，特别是在为平反各种因政治运动带来的冤假错案做过一些贡献。但是，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利益冲突，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间形成的各种利益纠纷，对待这些问题，依靠上级领导批示，或者所谓的责任追究来进行解决是有很大困难的。所以，现在的信访问题非常突出，某些问题甚至是因信访而带来的问题，比如，在信访的过程中间被拘留、被劳教等等。
另一方面，信访制度的存在会削弱国家的司法权威，使纠纷没有一个最终的具有权威性的裁判，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要进行彻底的改革。我总的思路是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弱化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进行司法改革，树立司法权威，让司法真正成为解决民众利益诉求的主要方式。同时，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让人民代表，特别是基层的人民代表，能够承担起调解社会纠纷，监督一府两院的重任。 (于建嵘 09-6-24 21:12:00)
县政改革
（网友）请问于老师：一边是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一边是政府的应急方案层出不穷，但政府的能力却不见提高，您如何评价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幼稚病？ (燕麦王 09-6-24 20:46:23)
（嘉宾）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不当行为是客观存在的，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不能正确地对待民众的诉求；不能够客观地评价民众的社会不满情绪；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化解各种纠纷案件。如果要进一步追究，与我们压力性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我们的地方政府不需要对民众负责，只需要对上级负责，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官员，怎么能够很好地治理好各个地方。一旦发生问题，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上级怎么看？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影响？想尽一切办法做的就压制各种信息的外泄，或者对有经常诉求的民众进行打击。最近几年发生的问题都充分说明这一点。要提高他们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首先要改变目前官员对上负责、对下不理的这种状况。为此，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要进行县一级政权的改革。(于建嵘 09-6-24 21:02:05)
领导干部的担当精神哪里去了？
请问嘉宾，几十年了，为什么一出事，政府总是喜欢指责少数不法分子煽动别有用心的大多数群众，却几乎从来没有承认过是政府自己做事不到位、不恰当呢？ (清风朗月 09-6-24 20:47:51)
.(嘉宾)领导干部遇事要敢于担当，在群体性事件中领导干部要走在前面，听取群众意见，做群众工作。我考察过万州事件、汉源事件、池州事件、东阳事件、广安事件、大足事件、永州事件、瓮安事件等群体性事件现场，亲身体验到事发地各层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有不少场面，至今想起，依然觉得感动。如万州事件发生时，群众把区政府包围了，在家的区委负责人，除了在北京学习的外，几乎都到场了。他们向老百姓喊话，言语恳切。有的负责人喊话说：“万州的父老乡亲们，我是***，我来这个地方时间不长，我希望把万州搞好，发展经济，搞好人民生活。出现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很不安，向大家表示歉意！”目前看来，万州可能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唯一没有主要领导干部被撤职的一起。 (单光鼐 09-6-25 9:06:47)
(嘉宾)当初处理汉源事件时，四川市委书记张学忠亲赴现场，而且询问汉源地方官员，当地哪里群众意见最大。当地官员说是大树乡，张学忠当即说：“走！我们去！”结果，张书记到了大树乡，待了一个晚上，大家围着省委书记反映各种问题，张学忠耐心地听取了乡亲们的各种意见，带着农村基层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反馈和思考，深夜冒雨坐着农用车，离开大树乡，回到成都。 (单光鼐 09-6-25 9:07:02)
(嘉宾)去年的瓮安事件，前期基层政府把板子完全打在群众这边，简单地指责是瓮安“黑恶势力”导致局面失控。事态稍息，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县城访问普通居民家庭，召开各种会议，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实事求是了解瓮安社会治安、官民关系等真实情况，检讨政府工作的失误，多次给当地民众鞠躬道歉。在此基础上“华丽地转身”，启动问责制，追究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县长的责任，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民心，重塑政府形象。现在看来，贵州省委处理瓮安事件很有章法、很有水平。石宗源书记曾经总结说：瓮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是主要领导干部没有在第一时间到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呼声。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单光鼐 09-6-25 9:07:14)
.(嘉宾)再比如重庆出租车罢运，薄熙来作为一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市委书记，第一次走进“闹事”群众中间，与出租车司机展开协商对话，表现出党的领导干部可贵的胆识和负责任的精神。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池州事件中，老百姓烧了派出所和警车，抢了超市，因为怀疑超市老板跟打人者是一伙的。事发时，市委书记何闽旭（当时已经被任命为副省长）没有到场，四处寻找不见其人。事后查明他是跟情妇跑到九华山去了，在温柔乡里逍遥。陇南事件中，王义书记也是躲避群众不见，不敢与群众见面。 (单光鼐 09-6-25 9:07:34)
(嘉宾)这次石首事件，在长达80个小时中，没有见到当地主要负责人出面，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事件拖宕这么久，不能说跟他们不能勇于任事没关系。我觉得石首事件与瓮安事件等相比，在政府应对方面，是一个退步！突发事件不可怕，群体性事件不可怕，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守土有责，不能勇于担当，能躲则躲，习惯于把群众的不满说成敌对势力的煽动，把警察推在前面，借以掩盖自己执政能力的低下，强力压制住一时的骚动，却不去努力夯实执政党、政府和国家民族的百年基业、万世太平，那才是最可怕的！ (单光鼐 09-6-25 9:07:59)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无牙老虎
（网友）中央三令五申地指出，发生群体事件后，一定要做到信息公开、透明，为什么还有像石首这样的可以算是“超大型”的群体事件，嘉宾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crest 09-6-24 20:53:10)
(嘉宾)这说明过去对这样的官员惩罚不够，同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不完善，还缺乏刚性，法律位阶还不高，还是一个无牙老虎。 (展江 09-6-24 20:55:38)
（网友）嘉宾们，我总是有一个疑问，就是：每次这种冲突性事件发生后，总是有很多不论是当事人，还是专家都有很多反思性言论，反思当时看似对问题看得很透彻，也有很强的震慑力。但是，反思过后还是会发生类似甚至更严重的事件，反思全无用处，甚为遗憾。我想问的是：这种反思如何能传播得更广，如何能让更多的行政者汲取经验，吸取教训，让这些反思能真正地起到作用。 (火娃 09-6-24 20:53:03)
(嘉宾)我在半年多以前就写过文章，《重大突发事件考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刚性》，现在看来，还是还是说对了一些，总是反思确实是亡羊补牢，但还是有价值，因为这样的事件很可能会接二连三。此外，各种监督体系在地方一级经常不起作用，也是突出问题，比如人大、政协、工会都干什么去了？真的是橡皮图章么？为什么不能多少发挥点作用？没有制衡的权力必然腐败。 (展江 09-6-24 21:00:21)
（网友）嘉宾刚才谈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石首的“失守”，源自惩罚力度不够。请问，在加大处罚力度敲山震虎与把好基层干部素质入口之间，政府应该在哪方面做的更到位些？培养一批好干部究竟有多难？是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梦见伍仟捌 09-6-24 21:04:42) 0字 (5/1)
(嘉宾)面对具体问题我们只能看到地方官员的应对，到底根子在哪里，我觉得地方官员还是要负主要责任，有法不依是大问题。我们好不容易有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是要相信它们，推进它们，这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但是没有这样的法律，封锁就是常态，现在至少知道知道封锁是极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这也算是一个进步，尽管这种进步经常是以人命为代价的。 (展江 09-6-24 21:1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