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环境污染、军备竞赛等危及自身生存的世界难题时，不能不在文化的层次上寻求一种共同的观念。近些年，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中国黄老道文化；在世界各国学者眼中黄老道无疑是属于“中国的过去”，这种过去的古老文化能通向新时代“未来”吗?“布极建制”、“致太平”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否能寄托全人类对人生价值的关切？
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批黄帝帛书。它的出土对研究先秦道家学术集团的内在思路提供了一些证据，进而针对两汉黄老道学的理论上根据与源头探寻也有所帮助。说明了单一种的统治方法并不能满足多变的政治现实与人性，对称性地使用才是有效统治的要件。至今为止，道家思想的研究主要注重对于老庄，玄学等个别研究，道教基本排除在外，而处于道家和道教的分水岭“黄老道学”却被思想界长时间忽略了。李约瑟博士说过，提倡天道自然的哲学家，可以说衷心地感到要入世必先出世，欲治理人类社会，必先超越人类社会，而且对自然宇宙有一高深的认识和了解，否则即使有儒家救世的热诚，也是枉然。而黄老道家就是在这种信念下诞生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展开中，秦汉时期是很重要的转换期。政治社会结构不仅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学术思想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但是这些变化不是学术逻辑的内在选择所致。而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变化引起的。在汉代社会除了儒生集团外，还有一个具有较大社会势力的方士族群，这个族群正是推动“黄老道学”这一思潮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而使得“黄老道学”与“儒家经学”成为了当时社会上的两大思潮。其中代表文献是《黄帝四经》、《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太平经》。
先秦的百家争鸣反映了西周世官制度崩溃后出现新知识阶层的历史性变动。但是到了以皇帝为首脑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专制统一全国的秦汉时期，在不稳定的春秋战国时期勃兴的诸子思想相当部分已经不符合试图巩固大一统统治秩序的专制皇朝的要求。因此，再此时期，统一帝国的皇朝试图加强思想控制，知识分子的地位也从以前的顾问师傅明显降到下臣。秦始皇的“焚书”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政策的执行，都是反映时代转变的典型事例。其结果，秦汉时期的知识分子以及其学术命运逐渐转由专制皇权的要求所决定。就是说，某一学术思想符合皇朝的政治思想需要时候，可图谋发展，反之反之。两汉时期，方术和儒术之间也远非相互融合的倾向，方士和儒生之间高度的紧张和对立关系仍然根深蒂固。这些矛盾在西汉中期开始表面化。尽管儒生对方术的批判不绝于耳，方士的影响力丝毫都不受影响。儒生的不断攻击，反倒是推动了方士们对于零散存在而隐私传授的方术的整理和整合，方术的理论思想结构因此更加完备和体系化。
虽然黄老道致力于养生治身，但治身并不是黄老道思想的全部。黄老道在治国就是治身的文派中阐述其独特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治身为治国的根本；第二，以治身方法治国；第三，正确的治世有助于治身；第四，治国和治身的目标相同，既与道合而为一；第五，治身与治世都要顺应自然秩序。老道认为生命既是贯通天地和人事的最高价值，又是道德律的核心。黄老道的政治思想的最终理想是"致太平"。根据《太平经》，“太平”就是万物无一受伤的状态，其具体内容也离不开黄老道的世界观。太平就是实现三合相通而阴阳中和之气保持完美的协调和统一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汉朝的方士们还充满了救世之责任感，冒着一切风险积极干预政治，期望实现“致太平”，但这不仅仅是政治行为，其目标在于阴、阳、中和三气和谐统一。“黄老道”着重批判了背离以协调、平衡、统一为基本原理的自然法则的人类社会中的许多矛盾。比如执着权力或者名誉等社会价值，施行有暴力性的制度，无节制地独占资源，轻视和破坏生命等。而“黄老道学”则以天人合一与可持续相结合为情怀，物质享受但求节制有度等作为追求的目标，实在是难能可贵。
黄老道学不是神学。它是非常早熟的文明型态，就是当西方还在多神教向一神教过渡的时候，中国人一下子就跃升到发现这世界不是由神主宰，中国人最高境界的就是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把万事万物都囊括进去，天地境界充满宇宙情怀。并且是由五种元素主宰：金、木、水、火、土。“五行”作为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和力量，其相生相克的关系组合而推动万事万物的发展演变，是中国思维的“元结构”，实质也是中国人的心灵结构。我们中国人其实就活在五行之中，具体来说就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是相克关系；相生就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五行思维是中国哲学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五行是天道运行的最基本的规律。从黄帝、夏、商、周，是土德、木德、金德、火德，后一朝代克前一朝代。唐宋元明清同样，分别对应土、木、金、火、水，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走到“土德”运势上。“土德”，就是关注民生，关注三农事业。土的承载力、包容性是五行中最好的，土最怕分崩离析、一盘散沙，所以政府将以改善全民老百姓的生活为首要目标。
黄老道学同时讲求生态智慧，过去一个世纪人类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诸多残酷战争及野蛮屠杀民众的罪行，乃至各国流行的贪污腐败、毒品泛滥、恐怖犯罪、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等丑恶现象。至今，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化极大地削弱了人的个体生存能力和独立的人性，将个体的人禁锢到群体的机械化程序之中，使人的劳动变得工具化和公式化，失去了社会生活的诗情画意；国际间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理念使人类普遍缺乏安全感；一百年前人们以为可以无偿享用，取之不尽的空气、水、阳光、土地、石头、野草、树木，今天也迫使人们忧心重重地付出代价。而黄老道学认为：要按大自然的规律办事。譬如《太平经》说：“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其天地，然后可得长安也。”要“安天地”，就要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他们认为，“天道无为，任物自然”，人们应该遵循天道，不要随意干预自然界的客观进程。为了在对自然物采取的各种行为中正确地贯彻“自然无为”的原则，主张以“道”观物，实际上就是从宇宙整体的角度来审视万物，这样就能清楚地看到不同物种在生态系统中所处的序列、所起的作用，从而能够根据自然本身的价值，从生命物种的保存、进化和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完美出发，采取符合生态规律的行动。《太平经》以自然资源的充足与否为标准来评价人类社会的贫富。《太平经》说：“所谓的富裕，就是什么都不缺。对于世界来说，天下万物都生长出来，一样也不少，这才叫富裕。上古时候，万物齐备，可称得上富裕。中古时候，物种已有所减少，可称之为小贫困。如今物种越来越少，已是大贫困了。”《太平经》这种以能否保护世界上物种齐全为标准衡量贫富的思想，不能不说有着深远的意义。
文武之道即天地之道，也是黄老道学思潮的主要表征。就黄帝帛书的内容来看，德法并重与文武兼行是一致的；黄老道主张先文后武，德主刑辅，这是从自然与人事对应的关系中，道家柔性统治观点所标志出的统治手法，标榜人世治理符应天地之道。就统治而言，他更加注重的是“三时成功”的实效，而不是就比例与对称时间上着眼，时变的特性以及柔性统治应当才是黄老道学的基本关怀， 其次黄老思维较之同时期的法家的思维要温润而有弹性，而且强调因天地之道而生成，不带有任何的造作，在正当性与统治实效的追求上，无疑地更具有可实践性；而且黄老道学从自然界内部为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伦理学的基础，在顾及政治秩序的同时，主张先德后法、始文卒武的统治手法，彻底反映了道家宽厚的政治思想面向。黄帝四经这种带有技术性的层次，补充并扩展了《老子》关于道用的理论，迥异于老庄道家的“解构”，而是朝向一个积极建构的方向发展。黄老道家的思想传统一直以“致太平”的理想政治目标。这种政治理想事实上已经超越了社会的仁义礼法等人文价值层面，就是不再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从天道自然的高度来审视和定位“致太平”的理想追求，它以自然之天道为立论的基础，从整体宇宙观出发，将自然之道与治国方略有机的融为一体。因此得到历史上有不少君王所推崇。比如汉初吸取秦亡的教训，以“黄老道”思想治国，经过轻徭役、减赋税、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倡节俭、革律法、尊黄老等一系列措施，到文、景两帝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大发展，一片富足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回顾历史，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十九世纪“无落日”的大英帝国，肆行其殖民主义。首先创造出一套认识论：那些被殖民的民族本来就是低等的、落后的、无能的和愚恶的，他们根本是自己无法管理自己的，所以他们的被征服是理所当然的。再一步演进到：殖民者不但不是侵略者，而且是上帝恩赐的拯救者。这种认识论还让它披上一层“科学的”外衣，不由你不信。这正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的好了不起的实际运用。二战后，美国一枝独秀，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输出大国。富强独霸一时。因缘时会，巧窃天功，其富强并非因“管理学”的优秀而来。我们如果对美国自诩为伟大发明、晋致富强的管理学，作进一步的透视，则不难发现所谓美国式的“管理”，一派“纨绔气息”、“矛盾重重”事实证明：在日本、德国……经济逐渐复苏之后，美国的“管理”就相形见绌，每况愈下地被比了下去。逼不得已，于是大学、公司纷纷向中国“黄老道学”求救。所以这正是一个恰当的时候，把一向歪曲的认识论作一个确切的修正。（张绪通，2000）至于说到管理哲学方面，我个人认为当今社会，如果还需要中国管理，那非黄老管理莫属。因为黄老的管理模式更加崇尚于顺其自然，让大家各方力量互相平衡，动态调适，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管理模式。我甚至认为：“以道为治”、“与道相合”、“德法并重”的价值取向，在未来政经舞台必将流光溢彩、月满中天；且能在很大程度上以道来制衡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的“肆意”。这是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性使然。
黄老道这种形式以“道”包容了各家之长的崭新政治学说，在当时将整个战国大规模政治社会解组之后对于秩序重建的渴望，十分清楚地表露出来，同时也替整个时代朝向一个一统的政治秩序预先作了理论上的铺路。譬如：黄老帛书中所说的“布制建极”未尝不是对于新秩序的另一个形式的说明！我们推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也许与黄老道的“道治”思想不谋而合。只要你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到桌面，就一定会谈到这些。这是中国人的心灵结构遗传下的基因所致。当然这两者之间的连接，怎么样个不谋而合，要展开来讲，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