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般来讲是非常容易高兴的，但就秦汉以来，只不过让中国人真正能高兴起来的时间不多，不管怎么说还是有过高兴的时候的。但是，每一次让中国人高兴起来的时候，都伴随着深深的苦难和历史的凝重。

第一次让中国人高兴的时候，应当在秦孝公嬴渠梁变秦之时。卫鞅入秦帮助秦孝公变法，将一个贫穷、落后、挨打的秦国，变成了富裕、文明、强大的秦国，一直延续到后来强大到统一了中国。这个时候的中国人是高兴的，因为，他们的切实利益非常充足，使得你不得不高兴。

第二次让中国人高兴的时候，应当在汉武帝刘彻开辟疆域之时。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到公元220年汉献帝被废，除去王莽的短暂篡权，大汉王朝统治中国达四百余年，汉民族历经了与匈奴等民族无数次的残酷鏖战，在汉武帝时，才终于确立了日后华夏民族在东亚大陆的轴心地位。这个时候中国人除了自豪以外，人人也是高兴的，因为强大了，没有游牧民族的匈奴来袭扰了，农耕民族春播秋收的美好愿望可以实现了，生活变得有盼头了。但是从汉武帝后，历经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就没有高兴过，原因是战争、天灾人祸、朝廷和官员腐败、老百姓温饱无计、民怨无处伸冤。

第三次让中国人高兴的时候，应当是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的时候。公元960年，赵匡胤在接受后周小皇帝柴宗训的禅让之后登殿即皇帝位。从秦始皇到五代这一千多年的专制王朝时期，治国者是只知道专制独裁，没有一点宽容精神。赵匡胤仅仅凭借一点宽容精神就加速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也推动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这个深层次的含义。他在治国上的宽容精神的精髓就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自己说，也让别人说。

北宋开国之初，领土狭小，北受辽国压制，南受割据政府排挤，在短时间内没有条件成为军事大国，赵匡胤就改弦易辙，努力发展生产，争当经济大国和文化大国。两宋时代，军事处于弱势，但在人均产值上来说，始终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当辽人、金人、蒙古人还在操练金戈铁马争夺霸权的时候，宋人已经在用锦绣、细瓷、活字版、印刷术、罗盘、海船、火药、枪炮、石油开采、使用纸币去创造一个新时期的文明，带领着全人类走进了世界近代史时代。而这一切，都由于赵匡胤的那么一点宽容精神。这样的一种精神，后来影响了仁宗皇帝赵祯，仁宗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特别宽松的时代，所以文学艺术事业都很发达。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而这六家（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这个时期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人都自然很高兴。但是，从宋以后的元、明、清和民国，将近七百年，中国人又开始不那么高兴了，原因依然如旧。

第四次让中国人高兴的时候，应当是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人们欢呼着走进新的时代，但是，这次高兴并没有让中国人打心眼里高兴起来，迫于一种特殊时代，中国人的脸上是到那里、见到什么人都会假装高兴，而骨子里确实是不高兴的。

 

在国家社会主义时代，人们一切围绕着国计而活着，生活贫困潦倒，精神压抑不堪。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时代，人们依然生活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型状态，直到胡锦涛时代，我们开始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即：从国计为主转变为了民生为主。中国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说是真正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照道理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应当开始高兴了，可为什么却又高兴不起来呢？原因是领导这个国家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建设上在这一个时期一直滞后，使广泛的人民群众在自己的生活领域里，不知道今天过去后明天究竟会怎么样。

毛泽东思想有一个核心，他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到了现在，我们依然认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但是，指导我们为国家建设、为生活灿烂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人民的精神指导没有了方向。

我们可以把共和国60年做一个理论上的划分，即：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着手，让民众们知道：国际背景需要我们的人民围绕着国家政策上的以国家社会主义特征的国计为主，这个时候老百姓的所有努力和付出，是为了更好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时期充分享受到先期的劳动成果。如果我们的人民了解了我们的明天是什么样的，而且知道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那么，每一个中国人自然而然会很高兴。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片面的批评民众，并且希望民众们要充满希望，而他们忽视了一个非常根本的东西：希望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的：一、自己有没有建立希望的基础；二、外部给不给你建立希望的条件。如果这一切不具备，从何来谈希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