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期，笔者第一次从“社会主义的内地”来到“资本主义的深圳”，此后几乎每年都会借道来向往已久的深圳转悠几天，及至2000年后正式开始来到深圳发展。来到深圳后，有很多的事感到很纳闷。
比如：
1、记得有一次来深圳，没有来得及办理通行证，而深圳的朋友随便花上五十元钱，就能买上一张通行证让我们顺利进关。而且在关口还有很多人，只要给些钱就会“自告奋勇地”带人入关。
2、按正常手续办理暂住证总是办不下来，而街边随便找一家摄影的店，花五十元钱就能办成。
3、按正常的招调手段办理户口总是困难重重，而一边只要花上数千元到上万元的费用，就能把户口调进深圳。
4、在深圳办理第一个民事案件一审赢了，而二审法院居然用根本就不存在的证据，以对方当事人于某年月日从其个人银行帐号上汇出了一笔钱为由，就认定其支付了此款，进而把一审法院的判决推翻了。
5、来深圳办理的第一个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因使用暴力相威胁逼债，事后对方按抢劫报案。派出所在查明事实后坚决不放人，还说什么即使不构成犯罪也可以劳动教养。而紧接着他的家族就接到电话，只要给几万元钱就可以保证派出所放人。
6、孩子上学总是千难万难，但总是有人说只要给多少钱，就能保证入学。而且小学、初中、高中以及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价格。
……
再往下，笔者已经没有勇气再说了。总之从民间渠道得来的消息，在深圳似乎一切都是有价的。
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曾经认认真真地对深圳的历史和文化、广东的历史和文化进行考察和探究，虽然表面上看市场经济交易有最大化引起的，但最终发现问题还是出在文化上，出在广东的“小渔村文化”上。2006年4月笔者在一次企业管理论坛的《地域文化和企业发展》的演讲中（后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文发表）中深入剖析了广东的“小渔村文化”。
广东文化确切地讲是岭南文化，笔者从广东人的好吃与迷信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岭南文化是以渔民（村）文化为基础的文化。由于每次出海打鱼都是凶险莫测、生死未卜，所以出海前要寄希望于神灵的保佑，归来的及时享乐。这种文化酝酿出来的特征是冒险精神和各自为战。积极的一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都以简单交易为基础，渔民用冒着生命换来的网来的鱼产品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生活品，所以简单的商品经济自古就特别发达；消极的一面这种文化明显带有“淘金”的痕迹，属于只会分蛋糕而不会做蛋糕的文化。
此后笔者在《对话中国律师的版图一文中又对小、渔村文化进行了归纳。
“小渔村”文化的特点：
1、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洋为基础，所以只重收而不重种，表现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的严重不负责任。
2、风险意识强，敢于冒风险，敢为天下先。
3、简单的掠取、简单的交换，导致简单商品经济和交易异常发达。在广东除了“实在”不可以交易的，一切都可以交易。
4、长期处于生死未卜，所以及时行乐之风盛行，好吃、好色、好玩、好赌等是有钱以后的追求。
在对广东和深圳的文化进行剖析后，得出一个非常保守的结论：在深圳，除了市长和书记不可以买卖外，一切均可以交易。广东政坛、深圳政坛迟早要出大事。
最近连续暴出的广东政坛和深圳政坛的贪腐大案应验了笔者的推断，而且远远打破了笔者善意的保守。就最近发生的王华元、陈绍基、许宗衡三个大案，案中的公安厅长、纪检书记、深圳市长都被金钱交易了。
记得在一次交流会上，笔者谈到了“无所不可交易的小渔村文化”，广东籍律师对陈武能对笔者悖然大怒、拍案而去。显然，陈武能律师的愤怒也仅仅代表了他个人善良的愿望。
2007年笔者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老师告诉我们，中国各大商帮中最穷凶极恶的是闽商和粤商，在历史上他们几乎是半匪半盗、或商或匪，大势适合经商即从商，形势不适合经商就为匪为盗。这也正应验了“小渔村文化”贼根性，渔猎文化共同的特征就是用向大自然“抢”来的东西满足自己，所以在用“抢”来的东西与别人交易的时候，依然是能吃则吃、能抢则抢、能欺则欺，一切就看环境条件和力量对比。认钱不认人、笑贫不笑娼恶俗的始作俑者就是东南沿海，中原文明从本质上是不允许这种恶俗的存在的。
相信对这样的结论，还会有更多的人会愤怒。但对此现象笔者还是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探究，内容详见《与伏羲老人对话中国文明的进程》一文。2007年，笔者在考察中国的佛教文化时，从乐山行至峨眉山，从弥勒佛形象的历史沿变以及四川人乐呵呵的文化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方水土养一方神”。当然，一方水土能养一方神也能养一方鬼。广东也好深圳也罢，一方水土既能养一方神，也能养一方鬼，而且似乎鬼还比神更厉害。王华元、陈绍基、许宗衡这些人在手中掌握了大权后，都由人变成了鬼。显然，恶鬼不除，水土难安。但从文化的角度看，“除鬼”并非抓几个、杀几个贪官这么简单，这种吃人、夺人、欺人的文化根子不除，贪腐依然是除草不除根。
邱旭瑜律师
2009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