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深情的爱国者
——追忆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
郁文
汪曾祺先生是一个很瘦小的老头，头发稀少，看上去有点老。70岁的人了，能不老!只是，谈起小说，谈起往事，谈起他的老师沈从文，他散淡的目光顷刻间亮堂起来。
这似乎有点不像。至少，跟我的想象不像。那天，林斤澜先生打电话给他，说是自己的一个小老乡要去拜访。他开始拒绝，后来，不知怎么又同意了，并且说，希望来的是一个狂生。
那是1988年，我在社科院文学所进修，于是便约同学尹振球一块去。换了好几班车，才终于找到蒲黄榆那个地方，到他家的时间较晚了。
汪老正在吃晚饭，独自饮酒，非要我们一块喝点。我一再推辞：“真喝过了。”他有点遗憾，说：“我的文章不及我的菜，我是个美食家。”
他倚在一张很小的床上，抽着烟，一个似乎不很讲究的烟斗。他拿出三盒烟，让我们自选：云烟。三五牌。还有一盒似乎是阿诗玛。
最早接触汪先生的小说，是在1981年。那时候我在念大一，他的《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面世不久，我很惊讶，很惊讶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竟然有这样一个小说世界！我的审美视野突然被扩展了，我似乎突然间憬悟到什么……那是真正的感动！我被明海、小英子、巧云们所感动，被曾祺老人如此干净、明亮、温暖、朴素而又诗化的文字所感动——我认为这是中国白话语文洗去铅华、走向成熟的标示，是现代汉语经典化的标高。我长时间地呆在他的语境里，通体舒坦。
后来我写了一篇十分稚嫩的评论——《忧郁的水或者温爱的光》，就是比较汪先生与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小说风格的，比较他们各自笔下的女主人公小英子与翠翠们的异同。画家黄永玉在他的散文《太阳下的风景》里说：那位穿白帆布西装的年轻朋友，他的文字里流淌着从文表叔的血液。指的就是年轻时的汪曾祺。但我觉得沈从文与汪曾祺之间虽有师承，然而风格还是不太像，是阴柔与偏重阳光的不同，是形似而“神”则有别。毕竟，个人的禀赋、身世、历练差别很大，特别是用笔时间彼此相隔半个多世纪，人事社会变动、个人情感心绪俨然千差万别，因而落实到文字上，当然色彩不一。譬如，汪曾祺小说所流溢的那份欢愉和明亮，就是沈氏忧伤哀婉的文字里所没有的。但从文式凄美的挽歌中有对美好人性伤逝决绝般的苦痛，其深沉的悲剧力量，几乎承载了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集体性的心灵苦弱，从而为我们提供了鲁迅的“民族魂”画像里所阙如的另一侧肖影，而现代中国小说艺术也因此发展到另一个极致。这些说法，汪先生后来也竟然同意。
但在1985年出版的《晚饭花集》里，汪先生的这份明亮消失了，代之以淡淡的忧郁，一种很深情的忧郁，包含着一点孤独的思考。这一点，他自己也谈到了，读者也能感受到。这是能理解的，我们的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百姓在生活好起来的同时，还缺少一点什么，还有那么一点儿缺憾。汪先生以他的古道热肠，以他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文字，在很深情地呼唤着，呼唤着我们民族千百年积淀下来的很内在的一种精神原汁。
汪先生是一个非常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人。他的小说，他那一系列回忆性的文字，都浸渗着浓烈的乡情，很深沉的乡情。他的语言，唯其来自生活，才如同鲜美的水，活活地流着。但是，那不是纯粹的口语，而是经由文化的过滤。在其背后，是我们几千年文明的精萃，是汉民族光辉灿烂的语文，作为它的背景和支撑。一个如此热爱民族文化的人，从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很深刻的爱国者。他告诉我，他在美国遇到一个作家，是混血儿，黑人后裔。这位作家对他说：“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来自哪块土地、哪个部族、哪种语言和文化。”表现出一种无根的痛楚和无奈。汪先生很感动，因此写了一篇散文，《悬空的人》，结尾是这样的——
“一个人有祖国，有自己的民族，有文化传统，不觉得这有什么。一旦没有这些，你才会觉得这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
我听到一个留学生说，‘我宁愿在美国做狗，也不愿意做中国人’，岂有此理。”
汪先生很气愤!那么和蔼的人，说“岂有此理”，实在是气愤不过。
真没想到，隔了几年，1991年的秋天，他竟来到我的家乡。是我们县特意邀请，由林斤澜先生组团而来的。邵燕祥、刘心武先生来了，林冠夫先生来了，汪老也来了。我真高兴!
他们坐在竹筏上，沿楠溪江顺流而下。喝着农家黄酒，佐以岩头麦饼。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其实，还有我们楠溪江的山水和滩林。楠溪江很让他们高兴，以至于汪老说：“我可以负责地向全世界宣告：楠溪江是很美的。”
楠溪江于是走入他们的笔端，变成一篇篇美文。汪先生的《初识楠溪江》，是一篇很美的游记。
汪老人是江苏高邮人，但他喜爱一切美丽的山水。美的山水和人，是他“活”的语言的源头，灵感的源头。
一天晚上，很迟了，他提议说：“我们出去走走。”拐了几个弯，在路旁站了一会儿，他突然对我说：“月亮真好!”
是的，只有一个热爱生活，独自思索，心地纯善，心灵没有杂质的人，才能常常发现美，创造出美。
他给我写过一幅字，“风格即人”，那是布封说的。这话我很喜欢，字也非常好，带着曾祺老人浓浓的酒意。
没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的修养，写不出汪曾祺那样美好的文字。而不热爱自己民族语文的人，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坚定的爱国者。
我想起初中时的一篇课文：都德的《最后一课》。是说被德意志占领后法国人民亡国的悲哀，而且是一种比国土沦丧更深刻的悲哀——不准学习法兰西语文。这种事情，我们民族在上个世纪也曾经历过，今天的我们似乎还不曾忘却。
是的，独立自主，热爱民族语文，这应该成为中国作家之所以成其作家的起码的标准。而且，不应当仅仅只是作家的标准。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