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刊发了署名健君的文章，文章称：一季度各省区市经济运行情况陆续公布，几乎所有超过全国GDP平均水平的省区市，投资增速也同时超过了全国水平，11个两位数GDP增长的省区市后面也是两位数的投资增速，“保增长”有变味为“投资竞赛”的隐患。

对于这个论断和忧虑，相信笔者在内的很多同仁都感同身受。不可否认，在全球经济仍然深陷衰退的泥潭复苏茫茫的情况下，中国GDP增长6.1%，其他一些关键指标“环比”也有好转的迹象。6.1%的GDP增长在改革开放30年的季度增长中虽属低增长之列，但在当下全球经济惨淡的语境下，这样的表现依然值得肯定。我们增长6.1%，美国却大跌6.1%，这一进一出，差异迥然，成绩不容否定，前期采取的政策显然有一定的成效。

但是，如果冷静分析，应该看到，目前不仅不能盲目乐观轻言经济“率先回暖”，更应当看到，为6.1%的增长我们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不但增长的基本模式依然建立在“高投入换来的高产出”的投资拉动型的基础上，中央启动两批投资2千多亿，预列赤字达到创纪录的9500亿，银行信贷更是大放水，一季度放出了4.58万亿，为历史多罕见。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短期的确能产生GDP增长，统计数字会非常漂亮，但高投入的模式从中国经济的历史表现看，伴随的往往都是低效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129亿元，同比增长28.8%，但前两月全国规模以上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降37.3%就是一个明证。在39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3个行业利润下降，4个行业出现亏损。

特别是，各地刻意曲解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经济工作的精神，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重民生”这一有机统一的整体工作简化为单一的保增长，将保增长的手段又单一为依靠政府投资。这在中央去年提出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之后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很多地方不顾本地的财力，不断吹大投资的泡沫，不到一个月时间，各地配套中央的投资计划竟然高达18万亿，有些省份提出的投资规模甚至是本省财政收入的5倍之多。而这种完全依靠投资“保增长”的目的的确在某些省份见效明显。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季度江苏GDP增长之所以能以10.2%遥遥领先于上海的3.1%和浙江的3.4%，主要缘于一季度江苏高达23.6%投资增长，大大高于上海的1.7%和浙江的10.7%。

这种体现在GDP增长上的激励效应是明显的，而近期的一些新的动态表明，已经近乎白热化的“投资竞赛”在政策的默许下有可能进一步升温：一是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最近表示，要下放部分投资的核准权；二是国务院前不久决定降低住房、交通设施等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三是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确立了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十项任务，各界反应淡然，这种信号这说明，各地眼里只有真金白银投资，改革已经不是各地关注的重点；四是央行近日表示，信贷规模无限制。这些动态，可以解读为明白无误地鼓励投资升温的政策信号。

考虑到当下独特的语境，在一个以GDP为考核官员绩效的主要甚至唯一指标的机制下，值此难得的机遇——财政大投入，信贷无极限，这种宽松的政策环境的确是百年难遇的，一个理性的地方官员唯有顺势而为，利用信贷资金大搞投资，拉动增长，这无可指责。但这种狂热竞赛的结果，就是为保增长而保增长。在保住增长的同时，不可避免的恐怕是使扭曲的经济结构更加扭曲，产能过剩更为严重，而保就业、产业升级、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吸引民间投资、扶持中小企业等更为关键的政策目标则完全被保增长的“挤出效应”所掩盖，增长模式的转型和扩大内需很可能沦为空谈。

因此，在各地大搞投资竞赛的情况下，公共政策的最好选择绝不是火上浇油，而是无疑应该呼吁回答科学发展观上来。对于中国而言，越是经济困难的关头，越要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和内涵。正如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言，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有金融危机的外部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经济结构自身深层矛盾所致，说白了，是没有“科学发展”的结果。既如此，我们更应该把着力点放在“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重民生”等方面，以求标本兼治。为保增长而保增长，我相信，今天通过投资可以换取一时的数据漂亮，但留给明天的可能是更大的转型痛苦。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我们总是自信满满地对外表示我们弹药充足，但相对于中国本身急需解决的诸多问题，我们的弹药远远不够。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欠账那个不差钱。相对于经济结构和社会保障远远好于我们的欧美诸国，我们的钱更应该用的有效率，更应该花在刀刃上，而不是依然浪费在低效率的投资。中国经济是该走出投资依赖症的“周期律”了。我们需要增长，但现在的确是该告别为增长而增长的时代了，我们的增长和投资都应该服从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大局，服从于改革和民生的大局，而不是通过“投资奥运会”，为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制造新的麻烦。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