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一召◇
国家利益概念和权力概念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1]的两块基石。
国家利益一向被视为国家行为的原动力，被当作国家决策的出发点和最后依归，也被当作开启国际关系迷宫之锁的万能钥匙。在汉斯·摩根索、肯尼思·华尔兹、卡尔·多伊奇和罗伯特·基欧汉等人那里，情况基本上都是如此。[2]
比较而言，至少是从研究的而不是实践的层面上看，权力所受到的关注还要多些。[3]其实，无论是相对于国家还是国家利益来说，权力都只能算是手段。当学者们把权力斗争仅仅看作政治或国际政治的本质时，这尚好理解；但当他们进一步把权力认定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时，却颇可怀疑，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国际关系内容日益丰富的时代，这么认定明显是有失偏颇的。
事实上，国家利益并非国家行为的原动力。原动力并不依赖于我们的认定，它是客观存在的，是社会的自然或国际社会的自然客观上规定了的。为什么说某种东西或价值是你们的或我们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应该如何界定？对这两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将会否定国家利益的原动力性假设。
“需要是利益的基础”，“是理解利益的钥匙”。[4]国家利益只能根据国家需要来界定。之所以说某种东西或价值是你们的或我们的国家利益，就在于这种东西或价值能够满足你们的或我们的国家需要。没有国家需要便无所谓国家利益。
国家需要和国家的存在具有同一性，有国家便有国家需要。毫无疑问，国家需要才是国家行为的原动力。不幸的是，国家需要的地位被国家利益僭越了，从而使国家利益的界定标准失去了客观性和统一性，而这至少导致了两个后果。
一、理论层面：概念混乱
首先是国家利益的定义或解释混乱。一方面，对于国家利益概念各人有各人基于自己理解的定义或解释，各执一端，莫衷一是，让人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各种定义或解释均语焉不详、语焉不当，让人不知所云。因此，弗雷德·桑德曼说，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具有含糊之处，不止一次要么使观察家干脆不理会这个概念，要么设法使如何组织政府和执行外交政策目标的理论符合实际情况，而实际情况则比我们所提出的简略叙述复杂得多。[5]此外，混乱和含糊还表现在有些学者在定义和使用国家利益概念时有意混淆国家利益和国家需要概念。如，汉斯·摩根索说：“一个政治单位（例如一个国家）作为实体而存在，是对其他单位而言最大限度的必需利益（着重号为笔者所加）。”[6] 这种情况在国内似乎更为普遍[7]，例如，在国内学者的专著或文章中便不乏下面这样的说法：“国家权益，即国家生存与发展需要，也可称之为国家生存与发展权益。”[8] 其次是国家利益的分类混乱。就混乱程度及其所制造的麻烦而言，这类混乱不亚于定义和解释的混乱。在汉斯·摩根索那里，国家利益包括国家领土、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完整性等几个方面[9]；肯尼思·华尔兹认为生存是国家唯一的利益[10]；吉米·乔治和罗伯特·基欧汉则在生存利益之外又确定了独立和经济财富两种利益[11]；而亚历山大·温特又进一步在吉米·乔治和罗伯特·基欧汉所作认定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个集体自尊利益[12]；莫顿·卡普兰的观点则是，国家利益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社会制度和经济繁荣[13]。……国内的状况同样糟糕。张季良和畅征均认为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是最突出的国家利益[14]；阎学通在此基础上又添加了一个文化利益[15]；而王逸舟认为，发展利益、主权利益和责任利益是国家的三大利益[16]……
这些观点如果能称之为理论的话，固然对国家的国际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同时也因总体上的混乱而使自身价值大打折扣。
二、实践层面：强权政治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来源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强国的国际实践。[17]
对国家利益和权力的重视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强国的悠久传统，从而当然地成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内容。而这一理论从其形成的那一天起，便又反过来成为西方大国、强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
国家利益是一个具有浓厚经济学色彩的词汇。西方政治家对国家利益的异乎寻常的关注以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对国家利益概念的无以复加的偏爱，使得国际政治思维带有明显的经济学思维特点。经济学思维遵循着“资本－收益”这单一的向度，政治学（包括被混同于国际政治学的国际关系学）思维则遵循着“权力－利益”这单一的向度。这种单一向度的思维以及这种思维指导下的实践必然是自私的。黎塞留早就赤裸裸地宣称过，基于国家利益可以不问手段。[18]而最好的手段便是权力。罗伯特·E·奥古斯德说：“国家利益被理解为一种只对国家有利的事态。导致人们追求这一目标的国家利己主义动机，是以关心一国自己的福利为标志的；它是国家集团自私的表现。”[19]
资本的意志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意志的自由程度决定着社会剥削程度，二者成正比。权力的意志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权力意志的自由程度决定着社会压迫程度，二者也成正比。国家内部情况姑且不论，单就国际社会而言，事实上，国际关系史上最黑暗的阶段[20]也正是资本意志和权力意志都基本上不受约束的时期。[21]
没有人会怀疑，今天仍然有不少国家在沿用着这种单向度思维方法来处理国际关系问题，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便是美国。前南联盟的枪声犹在耳际，伊拉克的战火更是刚刚停息，而美国的精确制导武器已经在寻找新的目标了。一切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联合国的权威受到公然藐视，小国的权益遭到粗暴践踏，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根本无从谈起。
总之，不管是从理论的结构或体系看，还是从理论的功能或意义看，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且随着全球相互依存的不断加深而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理论创新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
新的理论应该是这样的：它固然应基于现实，但更应基于趋势，从而使其既具有良好的解释功能，也具有良好的预测功能，而后者正是旧的理论所缺少的。其次，它固然应关注大国、富国、强国，但同样应关注小国、穷国、弱国。它应该成为所有国家谋求和平的指南，而不应该沦为少数国家追逐霸权的工具。事实上，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理论的修补，而是范式的替代。说得形象一点，不是做简单的美容术，而是做复杂可能也很危险的换心术，即把旧范式的“心”——国家利益概念和权力概念换掉：把前者换成国家需要概念，因为国家需要决定国家利益，国家需要是国家行为的真正原动力——这是永恒的真理；把后者换成权利概念，因为战争正让位于和平，为权力而斗争正让位于为权利而斗争——这是时代的精神。
重建一种范式——说时容易做时难。之所以难，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建构这一范式所必需的知识工具极其匮乏。事实上，古今中外真正研究过国家需要问题的只不过两个人，即莫顿·卡普兰和约瑟夫·库库尔卡。[22]
莫顿·卡普兰是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在他那里，需要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系统需要。当然，由于他很重视对国家行为系统的研究，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他所说的系统需要也就是指国家需要，在有些地方他还直接使用了国家需要这一概念。
莫顿·卡普兰有关需要或国家需要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他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一书中，内容涉及国家需要的起源、国家需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国家需要的动力性以及国家需要的类型等方面。另外，他还提出了许多与需要有关的概念和问题，如：需要的同化、需要系统、辅助需要、自主需要、结构需要、信息沟通需要、国际需要、手段的需要、人的原始需要、需要之终极来源、一般化的人的需要、需要的冲突和协调，等等。[23]
约瑟夫·库库尔卡在研究国家需要问题时则采用了纯粹的哲学思辨方法。他在《国际关系理论问题》一书中，虽然只用一章（不到一万字）的篇幅阐述国家需要问题，却差不多涵括了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他不仅对莫顿·卡普兰已经研究过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新的思考，而且对国家需要的层次和过程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熠熠闪光的真知灼见。比起莫顿·卡普兰，约瑟夫·库库尔卡提出了更多的概念，例如希冀需要、行动需要、标准需要、经常需要、周期需要、临时需要和体系需要[24]等等，总计达四、五十个之多。
以上两位学者的阐述，加上其他学术书籍中有关国家需要的一些只言片语，差不多就是国家需要理论的全部成果。这些弥足珍贵的论述，给了我极其重要的启示，并成为我开展国家需要问题研究的必要基础。
至于国内，在国家需要问题上，至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者[25]。不过，王逸舟先生曾经运用约瑟夫·库库尔卡“三位一体的需要”学说分析当代中国的外交问题，这是否应该算作对国家需要理论的应用性研究呢？
本文试图在前人有限的研究基础上，对国家需要问题作一番系统的探讨[26]，以期开辟一条研究国际关系的新路径。
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
全文在逻辑上分为三个部分，在实际编排上分为六章。第一部分对国家需要进行静态分析：先分析抽象的国家需要（第一章），后分析具体的国家需要（第二章），体现了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研究在初始阶段一般重思辨、重演绎的特点。第二部分对国家需要进行动态分析：首先对国家需要总体结构的历史变迁进行研究，揭示时代变迁的一般规律（第三章）；然后分别从微观和宏观层次上对国家需要的运动进行研究，揭示国家行为的动力机制和国际关系的本质（第四、五章）。第三部分则在前两个部分，即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国际关系思维方式，即双向度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