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劳动节又来了。
劳动节，顾名思义是劳动者的节日。但是问题没那么简单，因为连谁是劳动者还都搞不清楚。大家都在过节，都默认、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劳动者，在过着自己的节日。每个人都把劳动者的标签贴在自己的脸上，“劳动者”身份成了争相拥有的香饽饽。
某青年蹬三轮车养家糊口，现在成了名校的博士生，舆论一片哗然。不少人认为名校不该录用他，把博士称号也糟蹋了。
某艺人给很多人带了的欢笑，被所在单位的当地评为劳模，舆论又一片哗然。不少人认为艺人不是劳动者，不应该被评为劳模。
这些争执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谁是劳动者。或者说，归根结底地，什么是劳动。
这个其实根本不成问题的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说白了就是利益所致。因为利益所在，所以有人希望扩大“劳动者”所涵盖的人群范围，有人警告说不宜扩大这个范围。甚至有人煞有介事有鼻子有眼儿定量地说当前的中国应该把“劳动者”扩大到某一个范围例如小企业主阶层才是合适的（小企业主都在梦寐以求把企业做大做强，有朝一日梦想成真了，小企业主变成了大企业家大资本家，自己却连劳动者身份都做丢了，真是神奇啊）。
“劳动价值论”早已是经典的经济学和政治观点了。自从一八八九年七月第二国际宣布将每年的
劳动节的来由和设立完全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对“劳动者”身份的争取的背后是对经济利益的争夺。如果当年的资本家聪明一点，在雇员当中多搞一点劳动技能大赛、劳模评比之类活动，会不会推迟劳动节的诞生也未必可知了。
“劳动创造价值”的说法当然是毫无问题的，这是一个自圆其说的循环定义，而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不创造价值，就不会被称为劳动，反过来，如果认为行为产生了价值，就会以劳动谓之。
“劳动价值论”这个术语本身就决定了在“劳动”“劳动者”这些个问题上的争论是不可能有一个结果的。原因就在于，某个人的行为客观地发生了，但是对其价值的评判却是因人而异的。因为价值是主观可变的、因人而异的，没有普遍的、客观的、对任何人都适用的价值尺度存在。
也就是说，“劳动”一词本事就是一个充斥着价值判断意味的词语。“劳动”是一个褒义词语，当我们把某个人的某种行为称为“劳动”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对其劳动结果的价值认可和赞同。否则，就不会谓之劳动，而是视为“浪费”“破坏”了。因此，当我们使用“劳动”或“破坏”这些词语描述一个客观行为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在描述其价值属性，或说是在对一个客观事实做价值判断。
但是，在认识论的理论上，由于在事实判断（一个人在做什么）和价值判断（他这样做好不好）之间存在着二岐鸿沟，因此，没有办法从具体的“是什么”（行为）推出普适的“好不好”（价值）。劳动价值论的问题就在于企图以一种客观的价值概念来弥合这个二岐鸿沟，希望用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判定一个行为的价值性质。
自然的价值是中性的，施以自然的人类行为不可能改变这种价值中性，即行为的结果一定是具有两面性的，有得必有失，当我们对所失视而不见的时候才会陶醉于所得之中。那些环保主义者整日里坐在分分秒秒排放着巨量二氧化碳的飞机汽车里奔波于世界各地呼吁减少碳排放。把北大荒的草原和树木放火烧掉开垦土地，我们不会认为在破坏；我们填湖造田生产粮食，我们认为是在劳动；我们在西北沙地上放牧山羊，我们觉得自己创造了价值。
每个正常的人（行为和动机保持一致性的人）都在从事着认为结果对自己有用（价值）的行为，也就是说，都会认为自己的行为属于“劳动”。几天前半路上看到几个中年妇女把路边绿化带里的一棵小槐树拉弯撸取槐花。对她们的家人来说，其行为就是劳动，采摘的槐花拿回去做“蒸菜”——当地民众喜爱的一种民间食品。但是婆娑优美的树枝变得残枝败叶，地面绿地被踩踏的面目全非，不少路人都投以鄙视的眼光——眼光中明白地包含着他们的价值判断：破坏。
普世的价值观当然可以认为是存在的，但却同样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所谓“普世”不过是暂时的多数，暂时的主流而已。因此，借助于普世的价值观念同样无法让什么行为算是劳动、谁是劳动者这种争论得以休止。现在我们反对的东西在若干年前可能是深入人心普遍认同的东西，反之也同样。
在私有制度之下，如果某种物权被私有化，私有者对其施加的任何行为都无须他人妄加评说，评价和企图影响他的这种处置私有物的权利，就是对私有制神圣性的否定。因此，如果用普世价值观的视角看问题，要评判一个行为是不是劳动，以及认可什么人是劳动者，这种事情只有在公有制下才有意义，在私有制下没有任何意义，徒增不同阶层民众之间的纠纷和裂痕。我们一方面极力推进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在经济危机临头时祈求企业主不要裁员和降低工资，一方面又要评选还不知道企业主能不能包含在内的劳动模范，这种事情，嗯，啊，嘿嘿，呵呵……
明年的劳动节还会争论谁是劳动者吗？不用担心，节还是要过的，没有人会因为这个争论而被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