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现年七十四岁，从凤凰电视台看到他的评论节目，但觉虎虎生威，辛辣有力，丝毫不显老态龙钟之势。我对李敖的认识很是粗浅，不过通过电视零星了解到些信息罢了，印象里这是个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执见独特但流于偏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过，其以家国为己任、以公民权利为旨归的思想，仗义执言、不畏权势的胆识，着实令人钦佩。如果说他在电视里的评论节目是思想的短兵相接，时效性强、攻击力足，但难免失于严谨、露短于人，有时显得浮躁肤浅而失掉部分观众缘；那在看过他的名篇《北京法源寺》之后，其对中国风俗民情的博识，独特的人物视角，却让我认识到另外一个在安静中思考，在思考中释放对生与死、善与行、群体与个人、革命与改良等人生历史问题的真知灼见的李敖。
以我对小说的理解，李敖应该不擅于写小说，或者他的《北京法源寺》不是一部成功的小说。因为这部小说总让读者感觉作者急于推开小说人物表达个人观点，充满大段的思想表述，尤其是谭嗣同舍生取义一段。作者安排他分别对梁启超、大刀王五、南方革命党、日本人等各方力量解释牺牲的利弊，可谓意志坚定、苦口婆心，花费不少篇幅，力图从各角度阐释他复杂的价值取向和渲染其以身殉国的壮举。试想，“维新变法”失败后清政权大肆追捕维新派，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主角还如此侃侃而谈，小说缺乏紧凑感和信服度，让读者难以进入历史，进入小说，反而跟着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对这段历史作“壁上观者”，客观剖析、认识那段历史。
但是，这部小说给人的印象却是深刻的，振聋发聩的，因为，在现当代文学中，如此以宏观大历史为背景，精辟而有深度地探讨生命本源、善恶之念的小说少之又少。比如说法源寺，这物化的外在承载的“忠义”二字令人深感历史那不可思议的玄妙，唐太宗、谢枋得、袁崇焕、谭嗣同、康有为……这里，曾经帝王剑指山河，曾经英雄千古奇冤，曾经少年雄姿英发，曾经老者沉郁落寞！所谓“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座古庙，沉郁而苍茫！
书中对君臣、民族、善恶、成败、生死的见解也很有见地，一一罗列未免过于繁琐，建议诸君有时间独自阅读，或有更深地收获。联想到近日在读的一部《沉重的转身——晚清文人实录》，分析如奕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杨度、王国维、辜鸿铭等传统知识分子，如何在欧美人及日本人船坚炮利的打击下、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冲击中突破君道思想、儒法教条的樊篱，艰难地开辟中国复兴之路。他们都曾以浴火重生的勇气与自我作斗争，都曾以新兴人物的身份引领中国历史，最后又多以守旧派的角色从历史舞台寂寥落幕。但见中国革命之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这，是历史前进的必然，还是历史恶意的讽刺？不得而知！以警后人的，唯有督促个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以开放的心态不断挑战自我，尽人事而听天命，此外，还能有什么！
最后，历史唯物观告诉我们历史发展有其必然性，虽可能因偶然性的某人某事有所促进或延缓，但总的发展轨迹不会改变，我赞同这样的历史观。但是，当看到日暮途穷的清政府被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把持，而李敖戏称的这位“老太婆”是出名的自私、狭隘、冷酷，不惜将北洋水师购置军舰的费用挪用于修缮颐和园以庆祝六十大寿。作为当政者，其对盘踞于中华大地虎视眈眈的各方列强置之不理，对太平天国运动、洋务派、维新派的镇压却从不手软，最大化地体现李敖在书中批评中国人的八个字“勇于私斗，怯于公义”。抱着侥幸的心理幻想，如果道光帝明智点传位恭亲王，如果慈禧早逝，如果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多点朱元璋的狠劲和运气，如果曾国藩拥兵自重、揭竿而起，如果北洋水师的军费不被挪用、而我国取得对日作战的制海权……我相信，历史会因此改写，虽终有一日殊途同归，但至少没有那许多的苦难和不幸。可惜，历史可能轮回，可能重复，却不可能“咔嚓”掉重演。所以，一切唏嘘终是枉然，所以，那些逝去的伟大生命更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仰！
【书中所述】
君臣之道：君为国死，臣可殉君；君为己死则其近侍殉。——晏子。梁启超指出谭嗣同的死亡中有殉君的因子。
民族之分：岳飞抗金，谢枋得拒元粮，史可法抗清，精神可嘉值得后人称许，但民族理念在今天已不再适用。所以谭嗣同说服王五等人配合参与变法，以敌外侮；
善的动机：佘和尚认为动机善即可，结果是否善是后话；康有为则认为结果善才是必要的，因为人的动机善变，为结果是最好的判断标准。
成败之论：维新变法失败。李敖从大历史观的角度认为，它以失败证明改良之路行不通，坚定国人革命的信念，同时开启民智。如果说中国复兴需要一百步，则改良失败则已经完成其中的五十步。即：失败乃成功之母。
生死一线：如谭嗣同所说：“直到化泥方是聚，只今堕水尚成离”。既然生死不过一线，那舍生取义，“去留”皆可“肝胆两昆仑”，古有公孙杵臼和程瑛，今有谭嗣同和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