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咕嘟多少年

5月15号上午去志新桥开一个重要会议。下午赶到天津参加“津门论剑”——北派通俗小说研讨会。每次到天津颇有回东北的感觉，人情的亲切，风俗的朴实，语言的幽默，人人关心文体生活的气息，再加上那些花园洋房，简直就是个“山寨版的哈尔滨”——当然也可以倒过来说哈尔滨是“山寨版的天津”。

颇值一提的，这次会议是5位民间文化的志愿者加上几个朋友筹备举行的，居然比一般高校动员几十人的会务组所举办的大型研讨会组织得还好，这充分说明了信仰和热情才会产生最高的效率。除了北京军团天津军团外，又见到了范伯群先生率领的苏州军团，叶洪生、林保淳等先生组成的台湾军团，特别是几位北派作家的后人——王度庐的女儿王芹、白羽的儿子宫以仁、还珠楼主的儿子李观鼎等，彼此相见，分外难得。想当年我读博士时，去拜访王芹、宫以仁的情景历历在目。这次还领教了叶洪生老师的京剧风采，特意请了天津京剧院的朋友来伴奏。叶老和鼎老都唱得很棒，我唱得则很糙。叶老还送我一张他的录音光碟，他的胡琴也拉得颇有板眼。我们不敢说人若不懂一点琴棋书画就不配谈文学——那会打击一大片，但是可以说，懂得一点琴棋书画，绝对可以增加学问的段位吧。

会议期间参观了还珠旧居、大报馆、庸报馆、商报馆和五大道等，颇有沧桑之慨。路上两次被粉丝认出合影，天津粉丝落落大方，合我的脾气。时间比较紧，给几位天津的朋友打了电话，就不见面了。唯一令人恼恨的，现在天津北京之间火车只要26分钟，但下了火车回北大，居然用了1小时56分钟！

越想越恨，正琢磨找个什么茬子污蔑一下市政府，以发泄发泄俺的怨愤。忽然听说猪流感杀进北京了，政府肯定很恐慌，暂时饶了他们吧。脑筋一转弯，嗯，猪流感既然来了，那猪肉肯定便宜了，好，咱赶紧抄底去！于是蹿上大街，剃头刮脸，买回一大扇排骨，剁成小段，放些花椒大料葱姜糖，炖在锅里咕嘟着。这样咕嘟多少天，这样咕嘟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我才发觉，哦，读过的书，我还没有忘记……

收拾旧书，发现一本哈尔滨出的《象棋研究》1981年第2期。我高中时已经很少下象棋了，但爱好驱使之下，仍非常关注象棋文化，看了不少棋谱棋理棋史方面的书刊。曾经钻研过胡荣华的仙人指路，不过最终发现不合本人的炮筒子性格，还是用炮用车更爽。我喜欢“顺炮两头蛇对双横车”和“高左炮对左马盘河”这样的布局。但兵不厌诈，我每每伪装出善于用马的架势。遇到陌生对手，往往第一局用仙人指路，因为对手第一局也往往放不开，我并不会特别吃亏。颇有上当者，第二局开始就用双炮换掉我的双马，结果我如虎添翼，赢得更快。这本《象棋研究》里我补贴了很多棋谱和资料，例如谢侠逊大师为了抗议袁世凯称帝而创作的“卡字局”，还有东北名将李德林的材料等。1982年2月25日在霁虹桥的棋摊上，我破解了摊主摆的残局棋势，赢了5毛钱，晚上把棋谱画下来，贴在此书里。

说到霁虹桥，文革中叫做“继红桥”，我当时就不相信这是本名，旧社会就非常著名的欧洲风格的大桥，怎么会“继承红军精神”呢？初中时我断定此桥的原名肯定是“霁虹桥”，跟同学石文峰和李涛说了，他们不相信，说老孔你就编吧，反正你的语文比老师都好，你咋编我们就咋信。上了高中，桥名果然复辟，就叫“霁虹桥”，取自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虹销雨霁”。后来听说云南的澜沧江上，有一座更著名的“霁虹桥”，是我国最古老的铁索桥，可惜86年被洪水冲垮了，近年才集资新建。我想文革中乱改了许多地名，实在是脱裤子放屁的多余之举，属于“拜名教”。霁虹桥，多好听啊，而且符合桥的特性，难道改成继红桥，桥就具有红军精神了？正像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店，改成“工农兵烤鸭店”，里面的鸭子就革命啦？不过现在中国由“拜名教”改成“拜物教”了，鸭子的味道也完全不是20年前那样了。正像某政治团体，还是叫原来那个名，但性质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啦。丫的咱本来说象棋，怎么说到这儿来了？

整理了一堆父亲留下的医书。有黑龙江科技出版社1990年的《古今名方验方》，学术书刊出版社1990年的《延年益寿妙方》，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2年的《癌症·冠心病·哮喘病秘方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56年的《中医验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的《中医验方汇编第一辑》等。父亲在部队上最后从事的是医务工作，看他表面上大大咧咧，实际上非常讲卫生，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食物不讲究，但一定要干净；外衣可以半个月不洗，内衣至少三五天一换。我们家平时吃鸡多是买来活鸡自己宰杀，开水褪毛后，用小镊子挨着毛孔将细毛全部摘净。杯盖锅盖要仰放，生食熟食要分开，毛巾要区分功能……皮肉擦伤了不能马上包扎，而要拿着放大镜，将异物一一镊出，再疼也要咬牙忍住，然后用盐水或酒精冲洗，最后再包。

说到包扎，父亲的技术真是一绝，不松弛也不勒人，绷带一个礼拜都不会散开的。父亲还教我如何包扎身体的各个部位，四肢最好包，头部和阴部比较难，最难的是脚后跟和胳膊肘，我学了几次都未掌握要领。父亲后半生喜欢研究中医偏方，因为西医治不了他一到冬天就犯的气管炎——那是孟良崮战役之前每天跑一百多里山路跑出来的——他就试验了无数的民间偏方。其实我和母亲旁观者清：只要他不改了天天喝大酒的美德，那就无论什么神医，都治不了他的病。而且只要哪个医生劝他戒酒，他回来就骂人家：“那个王八犊子，根本不会治病。戒酒？戒酒我还找你干什么？就知道骗人，这个王八犊子！”我知道，父亲喜欢的药方，一般都是有鱼有肉的。如果再有酒，那就是仙方也。有一回，他找到一位神医，对人家赞不绝口。因为人家给他开了个妙方：用小瓷杯一个，注烧酒半杯，打入鲜鸡蛋一枚，文火炖一刻钟，缓缓食之。父亲如获至宝，每天在我家的炉子上炖他的“酒香鸡蛋”，嘴里哼着山东味儿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谱：“来米扫扫，米扫米都来，拉米拉米，来米来拉都……”一直吃了大半年，吃得我们家里外都是酒香鸡蛋味儿，结果到了冬天，他那气管炎照来不误。

父亲给自己看病不灵，但给别人看病还是蛮见成效的。部队医院出来的，对各科的伤病都能略知一二。邻居家谁发病了，谁受伤了，谁临产了，父亲往往在第一时间帮人家做出最重要的判断，基本没发生过错误。一天中午，二楼8号的朱牛氏奶奶忽然面瘫，疼得直叫。父亲去看了看说，不用上医院，捣蒜泥半碗，糊到脸上，晚上就能吃饭了。朱叔朱婶照方行事，果然到晚上新闻联播时，朱奶奶就起来喝粥了。我受这些事例影响，也从小喜欢翻翻医书，不过还是西医的书看得多些。

父亲还有一本很宝贝的发黄的孤本秘方，他经常拿着放大镜研究。一天他忽然发现字里行间还夹有小字，但是被编辑用新字覆盖了。父亲就把书举到灯泡上去“透视”，结果发现了一个重要秘方。那处原文写的是吃小孩子的肉可以治疗疯魔。父亲很生气，说王八犊子的，这旧社会他妈的吃小孩儿啊！我当时听了很震惊，此事对我后来理解鲁迅的《狂人日记》具有重要影响。我第一次讲《狂人日记》，就告诉学生，吃人不仅仅是个比喻和象征，还是确凿无疑的史实，不但旧社会吃人，现在也还正吃。父亲其实对西医也很感兴趣，但是因为看不懂拉丁文，所以只能望洋兴叹。他包扎之外，打针的技术也非常棒，知道什么药剂应该用什么力度和速度注射，能够减少疼痛。我几次得病，都是父亲从医院开回注射液，他亲自给我打，不论青霉素链霉素还是葡萄糖，一点不疼。我长大后，再也没遇见过打针和包扎技术赶上我父亲一半的医务人员。我一看见那些红口白牙细腰长腿的女护士举着针头逼过来，就肝儿颤肺颤腿肚子颤。虽然父亲对我经常很粗暴，动辄打骂，但想起他对我的那些好处，我不由得深深地怀念。父爱，有时候是需要同样具有父爱胸怀者，才能理解的。

最后再咕嘟一件往事。《经济史》2009年第1期发表光梅红《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述评》，指出文革前对大寨的报道宣传基本属实，文革中过左，有很多拔高吹牛的成分，文革后则全盘否定，都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原则的。去掉那些光环和污水，才是大寨的本来面目。我小学时的一位政治老师就对我们说过：“毛主席让咱们学大寨，不是让咱们在学校里种梯田，也不是让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拿着铁锹铁镐，他妈的到处乱刨！咱哈尔滨是大城市，怎么学大寨啊？你们刻苦学习，按时交作业，不娇气，不馋嘴，互相帮助，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热，那就是学大寨了。懂不懂？”我们当时都不懂，觉得这位工人出身的政治老师水平低，糊弄人，他跟报纸上说的完全不一样嘛。我们高年级的几个班，在学校后墙根那里，种了七八垄玉米高粱，夏天男生就跑到那里撒尿，到秋天结了些三寸多长的玉米，都是坑坑瘪瘪的。我们掰下来，挖坑点火，烤着吃了，体育老师刘凤奎和音乐老师“小铁梅”也跟我们抢着吃，一边吃一边唱“学大寨，赶大寨，苞米棒子掰下来，咔嚓咔嚓吃起来呀，咔嚓咔嚓吃起来……”我们这般没心没肺的举动，要是大寨的乡亲们看见，非气死不可。

排骨还没熟，就让它咕嘟着吧。火候不到，急也没用。先吃点山丁子，开开胃吧。

本期博客思考题：

1、          你知道什么是“山丁子”吗？

2、          象棋起源于何时？

3、          北派武侠五大家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