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企业家”孙大午

文/邓纯雅

   初春的午后，孙大午的办公室里显得还有点几分寒冷，也许由于上午去视察与新希望集团合资建立生猪养殖场厂的事宜的关系，已经50开外的他显得略有些疲倦。他不紧不慢的端起茶杯，身子斜靠在沙发的一侧，开始了对自己人生经历的讲述。随着他的说话的动作起伏，他最喜欢的那条红色斜纹领带也随之不断摆动，看得出，如今的他十分善于与媒体打交道。针对三农问题、企业家精神以及大午城的未来等论题，他都可以有条有理的娓娓道来。在他所坐沙发的一侧，一张《南方人物周刊》颁发给他的年度人物获奖照片十分醒目。与之前在一些媒体甚至会议上看到的神情肃穆的他相比，这位土生土长的河北汉子，其实显得质朴而亲切，常常会开上几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坦诚之余还带着几分农民特有的率真的味道。也许不是六年前的那场震惊朝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的审判，如今的他依然还只不过是河北省徐水县郎五庄当地的一个普通的农民企业家，是人们常见的北方乡村里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的“能人”，他的名声也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飞出徐水、飞出河北，甚至飞出中国。出狱后不久，他再次给了人们新的震动，大午集团在他的领导下于2004年开始了“私企立宪”的筹备工作，并于2005年底开始正式实施。他卸下了集团管理者的重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监事长”，他将决策和执行权力交给了民主选举生成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从一个带领乡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乡村能人”到媒体笔下的“企业家斗士”以及现在的私企管理体制的“先行者”，孙大午似乎已经超越了一个普通企业家所走过的正常道路，有人说他是企业家中的另类，更有人说他的身上具有一种魔力，但毫无疑问，他的道路不仅仅是一种选择，也许更是一种必然。

                         一个并不特别的创业故事

1989年，孙大午开始停薪留职，次年正式辞职下海，回到郎五庄与妻子刘会茹一起经营自家的小型养殖场。之前，由于人民公社集体，家家都开始了土地承包。孙大午一家并没有太多的资金承包较好的土地，因此他们和别人借了近一万元钱，又贷款了2万元，以妻子的名义，和其他四户农民承包了村西头的一片被老百姓叫做“憋闷疙瘩”的盐碱滩。

在这片十分荒凉的土地上，孙大午一家和其他四户农民从养1000只鸡，54头猪成立了自己的养殖场，并建立了一个配套的小型饲料加工厂开始了自己的艰苦创业。生意起初还蛮是红火，由于郎五庄地广人稀，粮食很多，十分适合发展养殖业，但一年之后，由于人心不齐，饲料的质量不断下降，养殖场经营出现了问题，竟然亏损了1.6万元。当其他合伙人开始准备撤资退出之际，孙大午不仅十分爽快的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还决定自己继续坚持在这荒滩上奋斗下去。

资金有限，他们就买三毛钱一根的寸把长的果树芽子；农药不管用，他们就动手给果树捉虫；盛夏酷暑逼人，他们就把电扇让给鸡用，同时不停的往鸡身上泼凉水，孙大午和妻子基本上每天都在这片荒地上起早贪黑的忙碌着。很快他们的努力获得了不错的回报，他们将养殖规模和饲料生产规模同时扩大，从1000只鸡增加到了5000只、10000只，最多的时候达到了30万只，一只鸡的纯利润一时间竟然高达30元钱，他们的饲料也销售到了周边的各个村庄。他们从亏损一万多元到了，第二年就挣到了10万钱，到了1995年，孙大午已经成为了远近闻名“河北省养鸡状元”，并同时和3000多级养殖户合作，产业的链条从种鸡选育、孵化产业、饲料销售再到生产相关产品，可谓做足了功夫。

如果故事仅仅说到这里，也许讲述不过是一个普通农民发家致富的美好历程了。但就在1995年前后三年发生的变故，使得后来的孙大午一度身陷囹圄。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在孙大午未创业之际，他在徐水县农业银行已经整整工作了10年之久，本来拥有一个当地人看来十分稳定的工作已经是很不错的归宿了，他完全没有必要再这么一篇荒滩上折腾的那么辛苦。虽然钱是赚了一些，但几年里，企业从小做大“投毒、防放火、毁机器、毒打、暗杀、绑架”什么可怕的事情都经历，对于这些都未曾动摇过孙大午的做企业的信心。对此，孙大午曾经对媒体回忆过的一件往事恐怕很能说明他的内心，小的时候，孙大午的家境颇为贫寒，父母长年以捡破烂为生，一个十分令人辛酸的情节令他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由于买不起学习用品，父亲在茅厕里捡来别人用过的厕纸，裁下干净的边角做成练习簿，供他习字。作为50年代生人的他，成长历程中所经历的困窘和痛苦也许早就给他留下了太深的烙印，因此他对于成就自我和创造财富的欲望也更加强烈。

他甚至觉得，如果能够帮助周围的人都能获得富裕的生活，达到他小时候老师教育的所谓“共产主义”的幸福社会，也许就没有那么多所谓的敌对和矛盾了。因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仅开始积极为村子里修路，并且筹建大午医院和大午学校等便民设施，同时他还积极筹划了一个十分特别的项目，也正是这个项目，使得2003年孙大午遭遇了他人生中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局”。

这个被称为“粮食银行”的项目，其实并不复杂。大午集团的主要业务就是要生产和加工饲料，要加工饲料就必须要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当然购买粮食也需要相应的资金，可是对于一个生产低价农产品的企业来说，大午并没有那么充足的现金流可供使用，因此孙大午就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粮食不够他们就像厂里的工人借，慢慢的就发展到向周边的村民借，农民把自己的余粮借给他们，他们到时候要粮食就还粮食，不要粮食就支付相应的现金。后来有些农民到期后既不来区粮食也不来取钱，粮食款就自动变成了借款，开始算利息。这就是“大午集团”的“粮食银行”。应该说这个项目随着大午集团的飞速发展，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直接蔓延到了其他临近的乡村，最终形成了4600多户的规模。当时大午集团留给这些储户的凭证都是公司的统一数据，存款分为两种，活期的没有利息，定期的给予3.3%的年利息，不扣除利息税，这近乎当时存款基准利率的两倍，因此十分收到当地农民的欢迎。此外，他们的存款随时可以提取，哪怕大半夜有急用也可以临时支取，同时大午集团也不限制存款的规模大小，从几十万元到几千元不等，基本上从1996年到2003年度8年中，可以说储户和大午集团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金融纠纷。直到2003年下半年，孙大午入狱，很多村民都表示，他们借款给大午集团完全都是自愿的行为，他们不认为有什么非法之处。

而由于获得了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大午集团也开始上马了许多养殖业之外的项目，比如投资600万建立了近千亩的葡萄园，并成立了葡萄苗木基地和小麦良种繁育基地，除了供应小麦良种、各种苗木、卖鲜食葡萄以外，还开发了葡萄酒。此外，大午中学的建设、食品加工事业的发展以及多种复合产业的投资，都多少因为有了这笔稳定的资金来源。对于当时自己发起的集资项目，孙大午的回答十分简洁，他说在农村办企业限制真的太多了，他还曾经在银行工作过，熟悉贷款的整个流程，但他更加清楚，像他们的企业想要获得商业银行的资金支持无异于是望梅止渴，因此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他选择了一条他认为简单而实在的道路。就像他小时候，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饿肚子吃不饱的时候，出路就是去借百家粮。从他创业初期想亲戚朋友集资一万元开始，他就似乎把这样的民间集资当成一种十分常见的企业行为，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他眼中十分合乎道义和规则的互助行为，却成为他日后深陷囹圄的重要动因。

                         2003年的“孙大午案”

大午集团发展到了2003年，已经成长为规模过亿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了。孙大午看着自己最喜欢的大午中学一日日发展壮大，心情其实还真的不错，但他很难想到就在那一年，他即将遭遇到人生中最重大的挫折，他一手创立的企业也差一点烟消云散。

2003年，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实在应该是被烙上特殊印记的特别年份。春节刚过，南方传来的非典病毒就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广东省境内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孙志刚”案还没有被人们忘记。孙大午就在那年5月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被收监入狱，一南一北，两个案件使得当时的媒体记者基本上把大部门的版面都给了他们。在半年后的那场公众审判上，河北省徐水县人民法院的门前，早就聚集了上千名的群众，这还不包括风闻而至的国内外40多家媒体的记者。上午10点30分，法官宣布开庭，当日的孙大午留下一张让人印象深刻的照片：很短的寸头，露出他宽阔的前额，眼神似乎十分坚定又包含着痛楚，后来他更是在法庭上难受的痛苦失声。其实很难真实的解读当日孙大午的内心世界，是痛苦是无助还是委屈。事后很多次面对采访时，孙大午对于这件别人眼中的尴尬事件倒是显得格外平静，他只是觉得自己真的没有违法，而自学过法律的他，觉得这场审判并不是那么让他感到心服口服。当日的庭审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最终的判决如下:被告单位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三十万元；被告人孙大午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十万元。”

而可以说更加令孙大午感到痛心的是，这场不测风云差点毁掉了他半生的心血。企业内部的高层基本上全部被抓，大约有40多人的工作组进驻企业内部开始调查，机器停止了轰鸣，工人停止了劳动，财务处的保险柜都被带走，所有往来之处都必须由相关工作人员签字方能放行。2003年，受“孙大午事件”影响，大午集团账面亏损是584万元，而2002年盈利是980万元，这样一相加，直接损失就高达1500万元以上了。但后来让出狱的孙大午感到特别欣慰的是，不仅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大午集团没有员工落井下石，更没有人携款外逃，企业虽然在亏损，但许多没有离职的员工依然坚守岗位，同时还主动降低工资，最高降幅达30%。

不过，这场牢狱之灾，也让孙大午想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其后他对自己的助理说，“有白天也就有黑夜，有顺利的时候就有不顺的时候，人活在这世上本来就是要经历这些事情的。”

2003年的初冬，坐了158天监狱的孙大午，终于重获自由，走在一片狼藉的厂区和变得萧条的校园里，他数次辛酸难抑，泪水潸然。当后来媒体采访他关于狱中感受到时候，孙大午明显不愿意多谈，他只用了一句话来形容那158天的生活，他说：“我心坦荡。我身上是干净的。”倒是据知情人士透露，因为一度孙大午都被关在最难受的小号里，其实心情还是很压抑和郁闷的。但正是有很多好心情的帮助和救援，使得他可以幸运的从监狱中“走出”，对此他还是满怀感恩的，甚至认为自己在企业家中的是十分幸运的。

令孙大午最受感动的还是柳传志发给他的那份带有慰问意味的传真，“希望你在这个时刻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因此乱了方寸，我在当年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都挺了过来。只要你保持你的这种奋斗精神，就一定能渡过难关。”柳传志的话让孙大午心里感到格外的温暖，他出狱后不久，就与柳传志在北京碰面。此后，联想控股借给了孙大午10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二次创业，最然获来不到两年的时间孙大午就偿还了这笔贷款，但这件事情作为他出狱后获得的众多帮助的一件，却令他感动万分。

此后，他也多次对媒体表示，他在出事之后，与很多企业家的交往让他受益良多，他感到大家对于创业，对于经营，其实都有着共同的酸甜苦辣可以分享。当然在通过借款、合资以及一系列的措施之后，最令孙大午感到棘手的问题，还是企业的传承问题。

                             私企立宪制

2003年的入狱，让大午集团曾经一度陷入混乱，大批高层和元老的被抓，使得他年仅25岁的长子孙萌被推上了代理董事长的职位，时任种禽公司经理的29岁的刘平成为代理总经理。本来早就打算去澳洲留学的孙萌，一下子临危受命接手的是整个集团的业务，对于他来说确实有点手忙脚乱的感觉。

在董事长的位置上，孙萌最大的感觉就是十分的不自在，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论资历、将能力、说贡献，自己都不是一个合格的董事长，他说：“当那些和父亲一起创业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领导们恭恭敬敬地喊我董事长的时候，我觉得如芒在背，受之有愧！我相信他们也很不自然，或很不情愿。”

其实孙萌遇到的尴尬难题，对于所谓的中国“富二代”们来说，其实并不特殊。自己的父亲一手创立起来的企业，本来由自己的孩子来继承的确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讲到办事的能力和对人生的阅历，这些毛头小伙子们明显还显得十分稚嫩。三一重工的老总梁稳根的儿子就曾对媒体表示：“我对他们那一代的理解有一个过程，从觉得很神奇到觉得也就是那样，到觉得真是不容易。等到我自己亲手来做，才知道那是一种非常人的睿智。”以为管理学的专家对于领导力的定义做的也是这个意思，领导力可以学习却难以遗传，对于这些“富二代”来说，理解他们的父辈就是一个过程，学习他们父辈又是一个过程，自己实践则是另外一个过程，这其中需要时间的堆积，需要生活的磨砺，所以让年仅25岁的孙萌来接手大午这个过亿元资产的企业，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对于这一点，孙大午原先也曾经思考过，但他一直并没有想的太深，他觉得先让孙萌锻炼几年再看看，后来出了这样的危机事件，才促使他重新开始思考这个其实很严肃的问题。后来，他不止一次对媒体表示自己最终搞出来一个“私企立宪制”的思想基础，那就是他觉得把企业直接传给自己的孩子，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这也间接会导致“富不过三代”的最终结果。因为在他眼里，经过这场劫难之后，他更感觉到虽然他们是私有制企业，实际上也是所有员工的企业，因为一个企业不仅仅是资本和钱的象征，不仅仅有个产权的概念，更是企业内一群人甚至几代人的心血。一个企业是一个群体，一个群体的命运怎么能交给一个人呢？孙大午说：“我一直就觉得私营企业不姓私，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我的儿子继承我的事业是合法的，但他能继承我的血统，还能继承我的能力和创业精神吗？”

带着对企业性质的思考，以及与家人的多方商议，孙大午决定放弃过于繁琐的股份制，而是按照妻子提出的要求：“设计一个制度，让企业一直这么发展下去，让孩子们也平平安安，有本事就创业，没本事就享福。”，参照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制定出了属于大午集团特有的“私企立宪制”。在他的设计中，企业的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立，并立并行，互相制约。集团设董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由企业内部人员选举产生，形势决策权，但无权干预经营；理事会由单位的一把手和子公司办公室主任组成，执行董事会的决策，行使执行权，理事长也就是总经理也由选举产生；监事会由家族成员组成，所有权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由后代继承，不进行财产分割，对董事会、理事会实行监督，同时还具有组织选举权以及弹劾权。所谓的私企立宪的宪，就是对三权的限制，三权不能同时并存，拥有所有权就不能参与决策，也不能调动自己的资产，而拥有了决策权就没有所有权和执行权。

孙大午表示，搞这套制度并不是把事情弄得复杂，而是希望通过组织选举发现更多适合搞经营、做业务的人才，只有这些获得普通员工支持的管理者上台，大午的集团的未来目标才能获得更加顺利的实施。在这次选举之前，孙大午的儿子孙萌已经开始了他的基层锻炼生活，并在其后的两年中将大午集团的矿泉水厂的业务做得日渐红火。孙大午觉得“私企立宪制”同时给所有的人开辟了上升到途径，这相当于把企业的命运交给了大家，因为人们不仅仅需要物质激励，更需要一个合理合法实现人生价值的制度空间。同时，“私企立宪制”也给了企业创始人家族成员合理的生活保障。家族众人，即使不工作也可以拿到工人平均工资1～3倍的生活补贴。如果有出国留学、创业、医疗等方面的需求，集团也可以提供资金，就像是国外的企业家族基金会一样，可谓一举多得。

去年岁末，大午集团新的一届董事会换届选举，正是在很多媒体和社会人士的注目中举行的，从2005年开始，这样的选举一年一次，2008年是第四次。在大午中学的阶梯大教室里，一共聚集了600名参与第三轮投票的集团员工，29位竞选者将相继发表自己的竞选宣言，然后现场投出他们手中的选票，以差额选举的方式推选出集团董事会和工会新一届的领导成员。

现场监督选举的孙大午显得既忙碌又兴奋，作为这个制度的创立者和实施者，他的心中其实真有一种兴奋和骄傲的感觉，他说：“我们的选举是动真格的，有的时候很多来参观的人都吓了一跳，选票有的时候悬殊很大，不过这样真实的选举对公司对个人都很不错。”事实胜于雄辩，“私企立宪”已经实施了四年了，大午集团的产值翻了两番。孙大午一再表示，他设计这个制度其实并没有太复杂的想法，就是希望企业能够长期稳定和有序的发展。他自己作为创始人首先让贤，同时也让更多的员工可以表达他们的民意和想法。

                  策划大午城的未来

目前作为监事长的孙大午，明显较得比之前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时候，生活安逸和轻松很多，他最近更多的兴趣已经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中，转向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其一是从事自己一直喜爱的考古事业，其二就是继续建立他心目中理想的大午城。

现在的孙大午是徐水釜山研究会的会长，并且自掏腰包来进行史迹考据，经过他们的多年的研究，确认了徐水釜山是炎黄二帝“合符釜山”的釜山，孙大午希望通过他们的研究，让更多的人了解釜山了解曾经的那段历史，进而发展徐水当地的文化旅游产业。其实从两年前年大午集团建立了自己温泉度假村之后，孙大午已经开始琢磨创立更有发展潜质的文化服务也项目，他觉得这个对于大午集团的未来十分重要。

当然这些所谓的探索，也是服务于他对于建立“大午城”的终极梦想。早在很多年前，他就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为建立一个真正的乡村桃源的所在。在这里人们可以享有近乎免费的医疗体系，可以有十分便宜的住房供应，上学也有相应的补贴，人们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就像现在大家来到大午庄园可以看到的，经过20多年的规划修葺，这个未来的大午城似乎已经开始初具规模，干净整洁的温泉度假村，独具韵文的休闲庭院，还有楼房林立的办公区以及学校医院等，俨然是一个功能齐备的小社会。

     对此，孙大午提出了他自己的乌托邦社会的全部构想，他把这种模式称为“互为劳动”：收购农民的粮食，生产优质的饲料，饲料可以发展养殖业，养鸡、养猪，鸡粪、猪粪可以制造沼气，沼气输送到食品公司燃料，沼液、沼渣则成为优质肥料用于农业种植，培育优质小麦、玉米良种，农户再从大午购买良种种植，施用大午的肥料，然后再把丰收的粮食送到大午饲料公司。这之外，大午集团的社区还拥有医院、学校、食堂、商店、公园、温泉等公共设施，方便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这样一链接起来就是十分完备而高效的核心城镇。但这一切模式的根本就是服务于农民，服务于人们现实的生活。孙大午认为，这一切看似十分复杂，但实际上就是一个完美的循环，再过20年也许，这片荒地上出现的不再仅仅是一个大午庄园，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美丽城市，对此他很有信心，他说：“我其实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希望在未来的中国农村，会有更多的美丽城市都纷纷拔地而起，那个景象该是多么的充满生机啊。

    从35岁下海创业到一度深陷牢笼，再到创立独特的继承制度，以及对于建设乡村的美好追求，孙大午一直都不像一个正统的企业家形象，及时和他交谈的过程中，他对于三农问题以及政策问题的兴趣都要大过于企业经营的具体问题，也许正像他自己所说，他是生于建国后红旗下的第一批热血青年，他的追求和他的渴望，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赚取财富就能满足，有一句话，他常常会对身边的人说起，有权有钱只能体现人生富贵，不能体现人生价值，同时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他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生活特别简单的人，到现在最爱吃的还是苦菜花和玉米饼，曾经走遍了大半地球，发现还是自己家乡最舒服，他的人生注定和这片生他养他土地牵牵绊绊，他乐在其中，也十分满足，关于别人对他的解读和定位，他都没有过多的在意，他对自己的定位很简单，一个追求幸福和责任的农民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