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下面的文字是今年春节前后和讯网组织的一个会议上的讲演记录稿，文字先经过和讯网罗威先生或他的同事的整理，我又过目并略做处理。小标题为和讯网所加，保留。要谢谢罗威和他的同事们。
一、主流队伍对改革的判断经常违反常识
本来这次论坛很有深意地安排我第一个发言，但由于交通问题我落后了。这跟我们中国的农村改革一样，也是起步早，但因为各种问题落后了。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比城市低。开个玩笑。其实，我们的改革不是从农村开始的，我认为是从政治改革开始的。30年前，三中全会对农村改革的态度是消极的、保守的，甚至是反对的。直到198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才开始确定在全国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所以，农村改革在全国推开的时间不到30年。1978进行改革的是小岗村等一些少数的地方。
我下面要说的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常识，第二个是市场，第三个是城市。 为什么要谈到常识问题？我最近耳朵都听起茧子来了，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回顾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发表的观点在不断的违反常识。对一些事实的基本判断上，在我看来需要一些常识。其实中等以上智力就足够，因为中等以下智力的人，在社会上不具有某种控制地位。中等以上智力的人很容易形成主流。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主流队伍有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恐怕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从小学和幼儿园开始，他接受的教育是荒唐的，所以他本来具有中等以上的智力，但是受到的教育有问题，影响了他的判断。再一个，他卷入了利益集团，所以即使脑子里想着正确的判断，但是不愿意那样讲，不愿意跟人交流中谈正确的看法。
在农村这个领域我经常看到这种情况。比如有的村庄的领导到河南的南街去，他去了以后说：“你们富裕了，是因为你们没有搞承包制。我们还穷，我们大概是搞承包制搞坏的。”这是我们听到的一个非常具体的农民的看法。当然，我们还听到一些高官和学者的看法，比如说“小农经济具有长久生命力，不应该触动”、“农村出了很多问题，是因为市场经济把他搞坏了”。最近还有人当面对我说：“我们过去30年改革是‘放’、‘分’，以后农村改革的方向应该走向‘合’”。
另外，我要批评一个关于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判断。应该说这是我不熟悉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涉及到一些经济学道理或者说常识，也跟我研究农村问题非常有关系，国际金融的具体问题我的确是不敢张口，但是对基础问题我还是有发言权的。有些人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出了问题，我看这个逻辑就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概念化的思维使我们发生一个错误——国家不监管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在我看来好像有这个公式。我认为这个说法很荒唐，政府除了具有行政性、可以对别人进行强制之外，我们可以想一想，政府这个组织机构和我们市场经济中其他的组织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们除了政府还有其他的权利机构。我要说的意思已经是很明确了——对市场机制的破坏，除了政府之外还有其他的力量。所以当政府不管的时候，可能会放纵破坏机制的其他力量，结果市场出了问题。我们却以为是自由的市场经济给搞坏的。这个问题跟对我后面要展开的问题特别有关系，所以我强调一下。
其实，我们很多问题是常识性的问题。经济学所说的常识性是经过整理以后、概念化以后的知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专业化能够带来效益。这样一个思想我不知道我们国内的学者是不是给予很高的关注。我注意到现在西方国家的学者是非常尊重这个思想的。今年诺贝尔奖得主的国际贸易理论就是在亚当•斯密理论的一个衍生，而在我看来，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带来效益、由市场促进分工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认识经济发展历程的时候，这个思想很容易被人丢掉。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关键词，关于常识，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中，我听到很多观点是不符合常识的东西。
二、只有市场化的制度才能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第二个问题我想说一说农村改革开放的历程。我注意到大约在90年代中期，农村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土地、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变成负数，大概96年前后开始直到现在，这两大要素的投入没有增长。特别是劳动要素投入负增长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这方面缺乏很权威的数据，但是基本观察到的情况我想没有什么问题。农业经济的增长大概在8%左右，在座的每一位可能都是学经济学出身，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再找一找资本发生的作用，结果我们会发现资本增长率要小于农业GDP的增长。这是一个抽象的表述。
我们到农村调查时发现一些非常具体的情况。比如说我到河南调研查了当地的档案，在建国之初小麦、玉米亩产都不到100斤，现在我们知道亩产都在1000斤以上，也就是说单位面积产量差不多提高了十几倍.这个大幅度的提高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是农民告诉我的情况。主管农业的一些部门经常说“农业科技出问题了”，说“农业技术推广的网破了、线断了”，就是说政府的农业系统不能发挥作用。他们又说，农民收入低、要打工，使农民劳动力素质下降。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农业还在增长？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教授告诉我说——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么这个边际成本要大于边际收益。那么意味着现在把化肥使用量减掉一半，我们的粮食产量不下降。这意味着现在化肥和农药投入的边际收益是零。究竟为什么我们的农业在增长？
这的确是我们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自己的回答是，因为专业化分工提高了效益。在我国有技术推广队伍，而且已经生长出一个规模非常巨大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在30年前，给玉米地锄草的时候，一个标准的操作规范是要锄八遍草。我们的一个农民怎么能学会现代生产手段？官方说农村的科技队伍受到破坏了，那些经常被批评的农民他怎么样能够接受这个东西？
仔细分析就是专业化带来的效果。一个妇女不识字会打电话，可以把锄草剂播撒的专业人员带到她的家里。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其他的方面看，特别是农户现金收支的流量上，可以看出市场的作用。技术在那里放着，技术能不能转化成生产力？这取决于你的制度，什么样的制度？就是市场的制度。
我们惊讶的发现，全国的农业给我们在20年前关于农业前景的 一个错误回答加了一个批评的注脚。我们过去认为，大农业、现代农业不能和小农户的状态结合起来。结果我们现在发现，虽然有困难，但是结合的比我们想的要好得多。于是我们看到，全国农业的区域专业化水平大大提高了，如甘肃有几百万亩的 土豆，山东有几百万亩的 蔬菜，山西某县正在发展200万亩旱地蔬菜，新疆有几百万亩棉花等等。
我们的农业效率的确在提高。当然有人说我们有粮食危机，但你要注意到我们粮食生产其实每年增长0.5%就可以了。如果什么时候粮食减产了，你首先要考虑是不是价格出了问题，而不是我们的生产能力出了问题。我们能力不能太强，太强粮价就要下跌，下跌不是好事情。简单的说，我们的农业的确是一个大农业。这就是我的第二个关键词，我要讲市场这个词。
三、城市能否容纳农民不是资源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收入相对在下降。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在我看来常识似乎又不起作用。当初痛苦的、好像充满怜悯之心的人士替农民说话，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农民的收入和他付出的时间成正比，凡是收入低的农民，是因为他每年的劳动时间是非常不足的。我自己算过一个帐，种粮食的农民的劳动时间和城市职工加班的时间是一样的，他的收入怎么能高呢？农业效率提高也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它必然意味着农民被赶出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包括农业产业化，凡是农业产业化搞的快的地方，都有着快速被释放的农民。
被释放的农民到哪里去？就是到城市去。我说的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城市。我们的城市能不能容纳这些人口？这不是资源问题，有些人老强调资源。不是资源问题是制度的问题。我发现，城市的市场制度建设要比农村差，别看我们在市场上总是要掏钱买东西。
为什么要差？我这里有一个深层次的判断——一些强势集团喜欢在城市折腾，不愿意在农村折腾，而外国势力折腾我们的农村市场时，他又大喊大叫。所以农村市场不容易发生垄断。
对中国的城市化没有信心，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必然成为空谈。但总有人怀疑中国实现高度城市化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能性。
城市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点，这恐怕是最成熟、最不应该有争议的基础经济理论。没有专业化分工的男耕女织经济不会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增长；如果有增长，也只是伴随人口增长而发生的数量扩张。这种增长是不稳定的。真正的经济增长是市场和专业化分工相互促进的结果。专业化使效率提高，经济规模扩大，导致经济增长。这个过程只有在市场交易成本下降到一定水平后才会发生，而从业者的聚集，即通过城市进行经济活动，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办法。从经济历史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无不是城市扩张的过程。世界上不存在基于乡村自然经济的增长。所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特别是要让农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必须要让农民进入社会分工体系，进入市场，使农村经济在金融深化的基础上扩大专业化分工体系，并产生出一批小城市出来。专业化分工体系要扩张，就要承认经济聚集的规律，不能希望由中国的300万个自然村构造一个现代社会分工系统。
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也支持了上述认识。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人类需要的几乎所有物质资料的生产成本都会不断降低，其中也包括了食品原料生产成本的降低。这个过程反映到就业结构上，便是第一产业和制造业需要的劳动力持续下降。如果人们不产生物质资料以外的需求，经济增长便会遇到“天花板”。人们对服务的需求以及服务业的发展解决了这个问题。服务业是城市经济的现象，乡村社会无服务业可言，至少没有货币化的服务业。
借助“萨伊定律”关于“供给为自己创造需求”的说法，我们不妨这样说：进城农民会为自己创造就业岗位！如果说这个说法不严谨，那只是在短期经济期内；从长期看，上述规律一定会起作用，这个说法便不会太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