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世纪：一个富有根基的理念

　　从1925年到1974年，通过教育实现和平的奠基者

　　从1925年，当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所造成的破坏的苦涩记忆仍徘徊在人们的脑际时，另一个冲突的阴影却已在地平线上闪烁。建立一个便于人们更紧密地接触和和平共处的教育服务的机构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这就是国际理解的先决条件。在对和平的希望与对战争的恐惧相交织的背景下，国际教育局诞生了。

　　四年以后，出于缓和正逐步累积、貌似合理的发动另一次战争的想法危机的需要，国际教育局的创建者们改变了教育局的性质。1929年，国际教育局从一个非政府组织改组为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新组织章程的导言中规定了国际教育局的主要任务，明确规定了其目的是：

　　认为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为建设和平和促进人类的道德与物质进步的重要因素，认为研究资料的收集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确保信息和资料的充分交流以使各国均能从他国的经验中受益，对于教育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10年以后，战争的灾难再次笼罩着整个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也导致了人们理想的破灭。这是一次由科学进步造成的比前一次战争更具破坏性的战争。战争结束时，人类的信仰在那些希望通过教育实现和平的人们的心目中再次燃起，各国决定组建一个“议会”（assembly）。1945年，联合国组织在美国旧金山诞生了。联合国宪章的序言是这样开篇的：“我们，联合国的人民”，重申我们对人权的信心，这一理想源自人类思想的主流，而这些人类思想已经培养了人们对自由和公正的追求。一年以后，基于对教育在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过程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和平的缔造者们（peacemakers）在伦敦建立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4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届全体大会上，为促进国际理解的教育（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即国际理解教育）的构想得以确立。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对其道德使命作了如下的描述：“既然战争是起始于人的思想的，所以必须在人们的思想中树立起保卫和平的信念。”教科文组织在其发起的各种项目中，奠定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基础。而这一理想的轮廓在1948年日渐清晰。是年，联合国大会发布了作为未来“国际人权法案”（The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第一部分的《世界人权宣言》，宣言具有道德和法律的双重意义。

　　195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项目（UNESCO’s Associated Schools Project, ASP）这一实验项目，在若干国家中得以实施。作为“领航者”，联系学校在促进教育适应社会需要方面探索了许多新的方式和途径。

　从1974年到1994年，和平文化的创建

　　在以“我们，联合国的人民”为起始的对和平的呼吁进行了30年以后，这场伟大的人权运动又为其大厦添砖加瓦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8届大会上，各成员国通过了一项《关于教育促进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及教育与人权和基本自由相联系的建议》，此即著名的“1974年建议”。1976年，国际人权法案衍生出三项公约��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国际民事和政治权利公约（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以及对后一公约的补充草案（The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latter Covenant），为正式签署这些公约的成员国增添了三项重要的法律武器。由此，对个人权力无限制的尊重，成为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实现和平并保持和平的前提和必不可少的条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已经认识到：为了使和平和人权能具体化，单单提及和平的理想或要求人权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某种形式的教育以建立持久的和平和国际理解。在这种精神鼓舞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7年召集了一次专家会议，研讨“建立在尊重人权基础上的和平的构成要素”。人权教育（teaching of human rights）从此成为教科文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1978年，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人权教育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Human Rights Education）庄严宣告各项人权是不可分离的，从而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1987年，国际人权教育、信息和文献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Human Rights Teaching,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在马耳他召开，而“人们思想中的和平国际大会”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eace in the Minds of Men）则于1989年在亚穆苏克罗（Yamoussoukro）召开。这一会议名称使人们想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道德使命的原则。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个新的目标，即发展一种以所有各种文化所共同认同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和平文化”（culture of peace），以便“成功地实现从战争文化向和平文化的过渡”（马约尔语）。

　　斗转星移，继旧金山、伦敦、维也纳、马耳他和亚穆苏克罗会议之后，又有许多重要事件先后发生。世界发生了剧变：柏林墙推倒了，集权主义退却了，地理政治地图（geopolitical maps）重新画过了，新技术诞生了。然而，与此同时，贫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拉大了，贫穷在大城市蔓延，战争的幽灵也已出现。由于世界问题日益相互关联，再也不能孤立地考虑各个方面的问题，这就迫切地需要重新审视教育的目标，留心人们的新的愿望并对行动的方式予以矫正。

　　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呼吁组建一个国际委员会，以深入思考21世纪的教育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并提出应对这些挑战而采取适当行动的建议。1993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教育促进人权和民主国际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Education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用大量时间讨论了人权和民主以及它们与教育、发展、文化多样性和宽容等的关系。会议表达了“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的理念。

　　现代教育学的奠基人之一、伟大的作家和人道主义者��简·亚莫斯·夸美纽斯（1592-1670），在其生前就已强调了全民识字对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他主张男女儿童都要接受义务教学，并坚持无论其宗教信仰、社会阶层，甚至能力如何的入学机会均等的原则。1993年，在这位大师400周年诞辰之际，捷克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夸美纽斯奖（Comenius Medal），颁发给那些在教育研究和革新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夸美纽斯奖已在历届国际教育大会期间颁发。

　　同年，鉴于对教育学思想的重要性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教育展望》杂志上发表了100位“教育思想家”的系列。《教育展望》是一份国际比较教育评论杂志，现由国际教育局出版（见文献）。这一系列丛书（利用4本合刊的篇幅）以专论的形式，对各个时代、各种文化背景的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神学家、小说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散文家进行了描述。在书中，他们可以自由地对话、相互驳斥乃至相互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