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如何全方位启动内需？我们该如何启动投资和消费？如何进一步落实好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好中央关于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实好改善民生的各项惠民政策，进一步做好应对危机的工作？
　　受访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博士。
　　精彩观点：
　　●全球经济即使恢复以后，恐怕今后要进入一个低增长时期。北半球的经济还是比较活跃的，但北半球经济的互补性比较强，一个国家出了问题，对别的国家影响挺大的。我们常讲“木桶原理”，也可以用来解释世界经济。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全局。
　　●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成绩不在于总量上的调整，而在于解决了国民经济管理的技术手段问题。二战以后，对美国经济推动比较大的恐怕还是注重结构调整这个因素。我们在短期的总量调节的同时，更需要做制度上的和结构上的调节。
　　●结构性的调整是要解决中长期的问题，为此需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劳资关系的调整；另一件事情就是强化、或者说推动要素（尤其是土地要素）的市场化，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这是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的两大战略。

　　四月初，G20峰会召开，4月17日-19日，“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为“经济危机与亚洲：挑战与展望”。当前，中国经济回暖，而中国和世界总体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如何进一步落实好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好中央关于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实好改善民生的各项惠民政策，进一步做好应对危机的工作？我国这次保经济增长，不能像1998年那样依据扩大出口来达到目的。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如何全方位启动内需？我们该如何启动投资和消费？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博士。
    用“木桶原理”分析国际经济形势：全球经济恢复后恐怕要进入一个低增长时期
　　记者：前期举办的两个重大会议——G20峰会和博鳌论坛，对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对各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进行了探讨，党教授，您是如何看待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的？
　　党国英：全球经济即使恢复以后，恐怕今后要进入一个低增长时期。北半球的经济还是比较活跃的，但北半球经济的互补性比较强，一个国家出了问题，对别的国家影响挺大的。我们常讲“木桶原理”，也可以用来解释世界经济。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全局。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短边效应存在不存在呢？我们不仅在经济上有互补，而且在体制上也有一种“互补”。我们国家是一个高积累、低消费的国家。这要求一个或几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是相反的，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正与我们存在这种体制上的“互补”，但这种“互补”给经济运行增加了很大的不稳定性，从美国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它的经济消费水平太高，甚至说早就有了消费泡沫。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呢？风险就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比较小，大量的都是非刚性需求，也就是说一旦有风吹草动的话，美国人容易把消费需求大大压缩，这样消费需求就可能在短期内猛然地下降很多，而对实际的生存状况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它的整个消费水平高，刚性需求诸如食品消费和基本住房消费有保障，改善型消费和奢侈品需求比较大，一旦出了问题的话，压缩的幅度也大。而我们向美国出口的东西，有的是满足他们的刚性需求，有的不是刚性需求；刚性需求当中也有一个量的问题，从美国来说就是在经济高度发达以后刚性需求相对比较小，非刚性消费需求比较大。我们这边刚好是积累比较多、消费比较小，勒紧裤袋过日子，而同时又大量地生产。这样刚好与美国形成互补，我们大量生产、美国大量消费，美国对我们的产品形成一个需求。我们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外汇的增长。
　　美国的非刚性需求只要一压缩，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要摆脱这种情况，要克服两方面困难，对美国和我国来说都很困难：从美国来说要压低工资比较困难，美国的积累由负或由零转正；我们要降低储蓄率或抬高工资，也非常困难。我们可以增加短期投资，刺激我们的经济，但是我们要消除结构性的问题，都有难度，就是说，我们做出这种结构性的调整，还需要时间，结构性调整的这个变量是很缓慢的。美国自己的结构性问题调整起来也难。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我才说世界经济要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时期。
　　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成绩不在于总量上的调整，而在于结构上的调整
　　记者：对于目前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扩大内需的经济刺激政策，您有何看法？您觉得有效果吗？效果大吗？您如何看待美国和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
　　党国英：最近一个时期中央政府在非常努力的做扩大内需的工作，扩大内需的工作应该说还是有成绩的，要抹杀这个成绩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目前的这样一个调整，还是一个凯恩斯主义的调整，是一个总量的调整。从美国经济来看，这个凯恩斯主义的调整，的确对美国经济是一个贡献。但过去人们对这个贡献的认识有不合理的地方，与其说凯恩斯主义对美国经济是总量的调整，还不如说伴随凯恩斯主义，使美国人、西方国家形成了一个管理经济的技术性方案。这个制度方案主要指国民经济的核算办法。在凯恩斯主义之前，国民经济没有相对科学的核算办法，有了凯恩斯主义以后，才有了这个核算的办法，美国有了自己的货币政策。比如1929年、1933年的危机，之所以影响这么深，主要与美国的政策、经济运行方式不完备有关系。
　　所以，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成绩不在于总量上的调整，而在于解决了国民经济管理的技术手段问题。二战以后，对美国经济推动比较大的恐怕还是注重结构调整这个因素。后来里根当政，美国经济又采用了的一些结构调整的主张。总的来说，总量调整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的。目前，我们国家的大量投资对私营部门的刺激看起来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大概主要刺激的是一些投资品生产企业。对其他部门的关联作用大小还有待观察，其可持续性如何也令人生疑。我们在短期的总量调节的同时，更需要做制度上的和结构上的调节。
　　记者：我国这次保经济增长，不能像1998年那样依据扩大出口来达到目的。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如何全方位启动内需？我们该如何启动投资和消费？
　　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的两大战略
　　党国英：结构性的调整是要解决中长期的问题，为此需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劳资关系的调整；另一件事情就是强化、或者说推动要素（尤其是土地要素）的市场化，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这是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的两大战略。
　　记者：您觉得如何解决好结构性调整的中长期问题？有什么较好的战略措施吗？
　　调整劳资关系对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党国英：首先，中国的劳资关系的确是需要做大的调整。在研究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若忽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如果平均每个在职职工增加劳动时间10%，大概就意味着四千万个工作岗位消灭。我们的城乡非农领域在职职工全国大概4亿个左右。而如果平均每个在职职工增加劳动时间20%，就意味着消灭八千万个工作岗位。而我们政府为每年的八百万就业岗位非常发愁。我们调查发现，我们在低端的就业岗位（我指的是低端服务业等建筑业），工作时间的延长远远超过标准时间的10%和20%，这不是一个夸张的数据。我随机访问发现，低端领域多是超过100%的情形。有的政府机构甚至也是如此。可见调整劳资关系工作可以大大地加强。
　　调整劳资关系、降低超额劳动时间，能大大扩张内需。一方面是工资水平提高以后可以增加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工资水平提高以后可能要迫使企业要增加设备投资、节约劳动成本的开资，这样还会增加投资需求。所以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一扩大，我们中国经济的内需就扩大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减轻对国外的依赖，这个意义是非同小可、非常重大的。而我们现在宏观经济分析当中，很少分析这样一个事情。
　　当然工资水平的提高到底怎么样在量上拉动内需，我们缺少一个测算，但从经济学理论而言，这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在此，以美国经济史为例作为这个论点的支撑。美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追求每周四十小时的工作制，追求的结果如何呢？不是竞争力下降了，而是美国经济的不断攀升。所以说我们中国要扩大内需的话，可以着力于劳资关系的调整，不能像过去一样，一方面勒紧裤带过日子，另一方面自己的需求上不去，而倚重于国外市场的需求，这就大大降低了中国人的福利，也增加了中国经济的风险。调整劳资关系对我们做结构调整具有重大的、战略性的意义。
　　记者：面对当前美国次贷危机加剧、国内经济增速趋缓、通胀压力加剧的严峻局势，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走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之路，其重点则是扩大农村消费需求。请党教授谈谈金融危机影响下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路径选择。
　　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发展浅山区的房地产业，满足富人的高端物业需求
　　党国英：对于产权问题，我们要广义地理解。包括消费者购买任何耐用消费品乃至其他商品的权益问题。掏钱买东西了，消费者的权益应该有保障。任何一个城市的消费者都有一个体会，当你的购买行为获不到保障的时候，降低风险的办法就是停止购买。为什么原本是降低营销成本的电视营销现在做不下去呢？就是因为消费者大量上当以后，消费者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递出这个不良信号，然后停止了购买。
　　更为重要的不动产的产权问题，如就是住房。如果我们对买一套住房感觉到风险非常大，那么我们会宁愿住小房也不愿意改善。如果说我们有钱人想用一块土地来盖房，而土地的产权不可靠，他也不愿意买房。有没有人敢买呢？有，那是非常敢冒风险的、风险偏好者的行为。一个产权没有得到很好保护的社会，一定是市场不兴旺的社会。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对于中国房地产的发展的建议。
　　更具体地说，我们主张在浅山区提倡三个支柱产业，第一个产业就是广义的林业要重视起来；第二个产业就是旅游业，第三个产业就是房地产。关于浅山区的房地产业，人们很少讲，因为在我们国家，土地开发商不会在山区盖楼房，山区住人不适合搞高密度的居住区，但是山区的房地产业是可以发展的。把人群排序的话，最高收入的5%的那些人口，全国大概就是七千万，涉及到大约两千万家庭，这两千万家庭是最富有的人，根据我国的基尼系数做一个大概的测算，他们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5%。这些富人怎么花钱呢？一个重要的支出就是奢侈品，特别是对国外奢侈品的消费。这些消费，每年大概在至少一千亿美元以上。这种消费对我们国家的经济伤害是很大的。
　　现在国外奢侈品消费的市场，越来越依赖我们中国，这对我们经济伤害很大，该怎么办？就是让我们的有钱人掏钱支持我们的房地产。当然，这些富人不可能仅仅住我们城市中的高层塔楼，我们要让他们住低密度的住宅。因为我们中国的耕地非常缺乏，我非常不赞成在我们的平原地区开放低密度住宅，而这个问题恰好越来越突出。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支持中央的政策，去保护耕地。因为我们不缺建设用地。
　　那么我们在哪里发展低密度住宅呢？在浅山区。保守估计，中国的浅山区容纳两千万户是没有问题的。这两千万户低密度住宅，它的物业管理方面的就业能力非常大，一所物业住宅如果请两个工人来做服务业支撑，一点都不夸张；低密度住宅都可以个人雇佣保安、保姆。拉动几千万人的就业没问题，就业前景很大，再加上房产、装修等，拉动市场的内需非常大，虽然这是一个长期过程。通过这个渠道，我们提升了富人的生活品质，减少了他们对国外奢侈品的消费，转移他们的需求结构，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当然，不要因为这个动作造成一些鸿沟，诸如有人批评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等。其实这些事情可以通过产权的改革加以克服。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特别强调，我们修改法律，让富人在农村搞低密度的住宅，让他们可以买地，在地上盖房，但是一定要对他们的投资进行管制。这就是十七届三中全会讲到的，产权明晰、用途管制。管什么呢？要管水、管环境、管围墙，另外，当然要强化对物业的管理。比如管水，不能允许每一个住户都打井用水，而是要统一供水。让每一个业主管好自己的房基占地，比如说，不能超过两百平米，不能搞豪宅，一下占了五百、一千平米，不能允许。为什么说要管围墙呢？也就是对产权的限制。对两百平米前后形成的私密区，可以不允许他人随意进入，但前院、后院以外的地区，必须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进入，可以使用林间道路，可以在他的山林里休息。这不是天方夜谭，有的国家专门有这样的法律。这样就可以消除生态环境的担忧问题，并可以使生态环境变得更好。因为这些业主本身就成为了环境保护者。这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事情，对于房地产业，对于拉动内需、扩大就业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想强调，浅山区的房地产业的发展也不可一哄而起，要做好规划，修订有关法律。
　　搞活房地产业要动脑筋，要有大手笔。要把“产权明晰、用途管制”的改革思路真正落实到行动上。为此要修订有关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