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软件园多少与中国人习惯于需要有一个有形载体有关，但真正原因是软件企业天然地存在集中发展和“扎堆”的特性。所以，美国虽没有专门建设软件园，但存在类似软件园的软件企业集中区域，同样的情况在其他主要软件发达国家也不同程度存在。

　　软件产业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型产业，所以知识和人才要素的配置方式不仅影响软件产业发展规模和速度，也影响软件企业的地域分布。大学是知识和人才的最主要渊源地，所以软件企业首先在大学集中的地区发展起来是很自然的。知识的传播与交流方式促进了软件企业的集中。显性和可记录的知识传播在互联网上都可以进行，受空间因素影响较小，隐性知识却主要靠交流才能感知，需要知识载体的就近接触。对软件产业的发展来讲，难以获得的隐性知识比之相对容易获得的显性知识更为重要。

　　软件的开发生产过程实际上是知识交流与碰撞的过程，软件园等于在空间布局上为这种交流提供了一种有效组织形式，使集中于斯的软件企业可以共享有限的竞争性资源和知识，这包括专业化信息的获得、员工的雇用、供应商的选择、公共物品的集中使用，以及集聚氛围下的竞争性加强等。这些因素促进了创新，加速了新业务的出现，提高了新企业的孵化成功率，最终提高了软件企业的竞争力。所以不少软件企业不仅入驻软件园，还通过广泛的结盟、缔结伙伴关系、建立不同企业间的合作开发团队，以及开展各种形式的组织交流等进一步强化这种作用。

　　市场发达国家可以完全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上述资源的空间集聚，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借助行政的力量来加以解决，手段就是建设有形的软件园。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软件园是实现软件赶超战略的一个举措，能否有效促进知识的交流和集聚竞争性资源也就成为评判软件园建设好坏的基本标准。所以研究印度经验不能仅关注印度软件园如何为园内企业提供通信设施、政策服务，更主要的是研究软件园如何在促进创新、传播知识、加强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不幸的是国内绝大多数软件园主要的功能还只是提供物业，对软件园如何顺应软件产业发展特性认识不清。

　　上海建设软件园的目标是使入园企业的总体力量大于各企业之和。这不仅要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供政策优惠来降低软件企业的先期投入成本，更主要的是通过促进知识的交流和其他竞争性资源的提供增强软件企业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当前，政府应支持软件园建立面向企业的通用性技术设施，如构件库、开发工具、测试平台等，为园内企业提供技术支撑；软件园要组织各种形式的交流，激发“头脑风暴”，促进创新的产生；软件企业则在开放中发展，在合作中壮大，在专业化中变强。如果这样，上海的软件产业发展就会形成类似好莱坞那样的分工配套体系，获得专业化带来的效益；软件园会形成集聚效益和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集聚更多企业；软件企业则获得类似“来自硅谷的企业”那样的声誉。届时，大家都会说：“上海建设软件园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