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8”前夕，记者来到“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位于山南地区乃东县昌珠镇的克松。
穿过“民主改革第一村”的“政治光环”与当下的喜庆氛围，记者看到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藏民小村。50年来的历史巨变，都折射到这个小村身上。
50年前的政治解放与50年来的经济发展，保障了藏民为人的权利与尊严。没有50年前的民主改革，没有50年来的持续扶持，就没有西藏的今天，没有克松的今天。在通向文明与现代化的路上，克松与整个西藏已经走了很了一段路，并且仍在向前，仍有继续发展及被扶持的需求。
另一方面，物质等外在之物，只是保障其幸福生活的起码条件。他们的性格特质、精神追求，也足令外界追想发展当中丢失的某些东西。
50年，有所变，有所不变。克松村民这样的普通藏民，一边享受着扶持、开放带来的现代文明，一边沿续着他们特有的传统信仰与人生观念。
50年后的支书
记者于3月23日首次来到克松居委会（2001年由村改居）的时候，里面正在排练演出，十来个中老年藏民弹着六弦琴，敲打藏鼓、藏钹，五个小伙子排成两排跳着踢踏舞，几个大姑娘在旁观摩，小伙子们跳得很起劲，灿烂的笑容有如藏地明媚的阳光。
更多的村民在搬桌子、摆弄道具。支部书记边巴次仁前前后后穿插协调，要把这个简陋的居委会小院和门前的百来平方米小广场，布置成一个临时舞台。
第二天是“军民共建小康示范村”揭牌，再过五天，更是“3·28”50年大庆。
50年前，在12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西藏，克松选举出了第一个农协主任、村支书，是为“民主改革第一村”。
1959年7月，克松村400多个农奴组织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群众按照自己意愿民主选举的农民协会。就如抗日战争时内地解放区的农民一样，这些绝大多数不识字的苦命农奴们，用上了“豆选”的办法。农奴们在每个候选人身后放一个碗，谁得的豆子多谁就当选。
当年，24岁的尼玛次仁得了390多颗豆子。
这年国庆节，他作为西藏赴内地参观团翻身农奴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回到克村的第二天，他就写了入党申请书。12月，克松又成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由当时驻克松工作组成员丹巴坚参任临时党支部书记，一年后，尼玛次仁众望所归地担任了正式党支部书记，一当就是20多年。
他的继任者也几乎都是连选连任。不过直到两年前去世，尼玛次仁仍是这个村子的象征。
最新被村民推上前台的是边巴次仁。在居委会二楼一个堆满着杂物的房间里，44岁的边巴次仁给记者找来一块卡垫，自己一屁股坐上满是灰土的凳子上，讲起去年的当选，他还有些不好意思。
“我87年就入了党，以前还做过村里的会计”，除了资历，他分析自己当选的原因时说，“因为我办事公正。以前当会计的时候就从来没有倾向过自己和亲戚。这一点，大家放一百个心。”
当时，村里有三个候选人，46张党员票，他得了39票。
与50年前的“豆选”不同，现在是真正的票选。但也很简单，一张白纸张选票，大家写上中意的名字就行了。
党员整体上文化水平较高，即使是对一般群众而言，如今写个名字也不在话下。50年过去了，西藏的文盲率已从50年前的95%下降到2.4%。
如今的村支书，要组织每年两次村子里的政务、财务公开，老年人看不懂财务报表，村干部就在全体群众面前一字一数地念出来。
克松的日子过的不错，去年的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6000多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04年，乃东县把惟一一个大蒜基地选在这里，前两三年，县里的援藏干部又争取到约40万援藏资金，给克松修了条750米的柏油路和一个广场，“我们是民主改革第一村吗，名气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边巴次仁说。
开录像厅的老人
索朗顿珠家是克松的“政治世家”， 1959年“豆选”时，父亲阿旺从农奴翻身为农民协会副主任。他自己也从1989年到2001年连续担任村干部。
今年67岁的他还记得，8岁的时候，他就到领主索康·旺清格勒家报到，农奴的儿子只能当农奴，从早上4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农活，分给他的活干不完，还得家长或年纪大一点的亲戚来帮忙。而吃的，一天只有巴掌大一碗的糌粑。
老人家也是克松最早有经济眼光的一批人之一。2004年，他开起了克松及周边村子最早的一家录像厅。“我在泽当镇（山南行署及乃东县政府所在地）看到录像厅很红火，就在村里开了一个。”
录像厅就开在他自己家里，由车库改装的，能坐三四十个人，每人一块钱，还卖点酒水、藏面、藏饺。头一年，生意红火，村里和邻村的年轻人来跑过来看，一年赚了两三千块钱。
但只开了两三年，录像厅就关门了。索朗顿珠说，有的年轻人喝了酒在那里打架，影响不好，“本村的年轻人还是听我们老人的话，但外来的就不太听了。”
更重要的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村民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电视节目也越来越丰富，看录像的人少了，后来一年只能赚一两千元，家里人手也不够，这才不开了。
索朗顿珠家里就有两台电视，1989年买了一台，后来亲戚又送了一台。正好解决了一个小矛盾：老人家喜欢看藏语新闻和藏语电视剧，而“下一辈最喜欢看流行的韩剧”。
1999年10月1日，西藏电视台藏语卫视正式开播，频道节目播出时间一再延长，最初11小时，八周年时已实现24小时不间断播出。
老人家看不懂韩剧，也不反对下一辈看。但他还是说，看新闻可以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而有些关于西藏历史的电视片，连他这样年纪大的人，对西藏的历史也不是很了解，电视片对他很有帮助，如对达赖的看法，就有过认识上的变化。年轻人就更有必要了解西藏的真实历史了。
三个大学生的父亲
格桑次仁看上去瘦瘦小小，木木讷讷，但挣钱的路子很活。除了种四亩大蒜，开了个小卖部，还与兄弟合伙买了一大一中一小三辆车，跑货运，拉游客，去年纯收入13万。
但让他自豪的，是一家三个大学生。大女儿达瓦卓玛，毕业于华东师大，现在山南地区第二高中教书，儿子多杰旺扎毕业于西藏大学医学院，现在曲松县医院当医生，小女儿白玛曲珍还在四川一所大专就读。
13岁时，达瓦卓玛第一次坐上了飞机，远赴千里之外的江苏常州，在西藏班上初中，高中又考入四川成都的一个西藏班。
她是三万多幸运儿的一个，也是学成回藏在各领域的骨干力量之一。从1985年开始，全国先后有20多个省市在条件较好的中学开设内地西藏班，迄今招收初中生、高中生各3万多人。
54的格桑次仁最远到过的地方是100多公里外的拉萨，“要让孩子们去看看世界。” 不过，当看到女儿乘着的飞机起飞后，这个感情极少外露的汉子“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后来想给外地的女儿寄个包裹，只念过三年初小的他不会在上面写汉字，更让他觉得自己的决定是英明的。
三个子女上大学，也把格桑次仁家“逼”上了致富路。西藏班是免费的，但上大学要钱，“第一年就五千多”，好在国家有助学贷款，等到大女儿毕业时，格桑次仁已经有能力把贷款还清了。
去年，他还拿出6万存款，加上政府安居工程补助的1万以及无息贷款2万，新建了一所有14个房间的大屋子。
从2006年起，西藏采取政府主导、民办公助的方式，全面实施农牧民安居工程，计划在“十一五”期间，整合、安排资金27.26亿元，争取使80%以上的农牧民住上安全适用的新房。
从拉萨到山南100多公里的路上，记者看到许多这样的新房。藏南农家风格的花岗石楼房，窗户上方装饰着铁花屋檐，在旧西藏，只有贵族的房屋有这种资格。家家户户的屋顶四角插着五彩经幡——这是传统，近年来，很多屋顶也一并插上五星红旗。
14间的大屋子，2个电视机，就格桑次仁夫妇俩住着。让他欣慰的是，“娃儿们都很听话，很孝顺。”平日里，少不得嘘寒问暖，回家就抢着干活。
一旁的翻译加措说，孝道当先的传统，在藏民中保持得很好。“内地有赡养纠纷，这里没听说过。”
孩子们出息了，格桑次仁说，知识上没法跟他们比，惟一可教他们的是要做个好人，“当老师，千万不能动手”，“当医生，一定要尊重病人”。
幸福的贫困夫妻
黝黑的皮肤，密布的皱纹,让54岁的西洛和45岁的巴桑卓玛看上去像一对老年夫妇。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抱着西洛的大腿活蹦乱跳，一问，是他最小的女儿。
前面一儿一女分别为16岁、15岁，他们本来就想要两个的，但一直没做绝育手术，10年后又添了一个，接着去做了免费绝育手术。
藏民尤其是农牧区群众，一直享受着特殊的计生政策。提倡已经有３个孩子的夫妇不再生育，但从不提出正式的指标限制，更不存在强制堕胎、强制绝育的情况。
由此，西藏人口发展增长一直保持较快速度，西藏总人口由1959年的122.8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287.08万人，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95%以上。藏族已成为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民族之一。
西洛家因为小孩生得晚，家里分得的地少。五亩地产的粮食只够吃，其他家用主要靠西洛出去做些小工，一年大概挣得两三千块，去年情况最好，赚了四千，说着这点进步，西洛夫妇绽放出欣慰的笑容。
克松村改社区后，村里的贫困户能象城里人一样享受低保。西洛一家去年一共得到低保和慰问金1750元，藏历新年前发的。“正好可以给小孩买过年的新衣服，可以抬着头出门了。”
西洛还拿出刚刚得到的“解放军第四十一医院民族医疗免费卡”，不停地说着感谢，“部队给我们帮了大忙。”这是当地驻军对村民的支持，全村15个贫困户都拿到了。
巴桑卓玛满是怜爱地看着西洛说，“家里平时得病最多的就是他，眼和肾一直都不太好。他要是病了，这个家就撑不起了，就像房子没有柱子就会垮掉。”
他们家的房子，一间十来平方的卧室里挤着三张床，还兼会客用，记者是白天来的，凑到窗户旁才能清楚地写字。
盖房，是夫妇俩如今最大的盼望。再加个拖拉机，“就心满意足了。一年要能有一万块钱收入，那就太满意了。”巴桑卓玛说，那样就可以不再依靠政府的低保了。最起码的物质条件与面子，夫妇俩很想依靠自己来实现。
愿望归愿望，五个人挤在这个低矮阴暗的小屋的现状更为紧迫。听说山南军分区将要帮这里的贫困户盖新房，夫妇俩表现得很期待。
巴桑卓玛一张瓜子脸，密密麻麻的鱼尾纹中间，眼神尚显清澈，声音也还带着清脆的余音。17年前，她嫁给西洛这个离过婚的穷光棍。“有钱没钱不重要，性格合得来，就愿意在一起过。”
对她两个女儿的未来，巴桑卓玛说，她希望她们长大后嫁个家里条件好一点的，少受一些苦，但“最大的希望能找个一辈子过幸福生活的，两个人一起努力把生活搞好”。
甘肃来的年轻人
甘肃小伙子张小波正式来到克松只有两个多月，很快就掌握了一些如鱼得水的窍门。
前十来天，山南军分区的一队士兵扛着铁锹来到克松，在路边挖了起来，由于语言不通，一些群众担心把护墙的土松动，不让挖。张小波跑过去解释，士兵是来帮助整理道路的，他也只会说汉语，“我估计他们也没听懂，但我拉着他们的手，对他们笑，他们就点头了。”
张小波是去年西藏首批大学生村官之一，毕业于西藏大学建筑系，分配到克松当不占编制的党支部副书记。“来的时候还很紧张，不知怎么做。”
比如他在这里经历的惟一一次村民纠纷，当时恰好书记不在。被治保主任拉过去调解，后来派出所民警也来了，终于顺利化解。他觉得，性格较耿直的藏民一时冲动之后，还是很讲道理的，对他这个外来的年轻大学生也比较尊重、信任。
他说，与村民打交道，“除了语言，也没什么难的。你可以观察表情，喜怒哀乐都是一样的。你真心、热情待他们，他们也真心、热情待你。”
然而，不会喝酒、不会喝歌、不会跳舞，让他对自己感到有些遗憾，“他们不会强人所难逼着你喝，但要能喝，处起来应该更顺利吧。”
酒量是天生的，但跳舞还可以慢慢学一点，藏历新年的时候，村民们兴高采烈地举行歌舞晚会，“我也被拉着去跳了几下锅庄舞，很开心。”
他是整个村子里惟一的大学生，其他“两委”干部也都只有小学文化，“但更多的他们教我，说藏语、基层工作经验等。”他具体扮演的两个主要角色是党员学习中央政策的辅导员和给村里写材料的笔杆子。
来克松之前，他有一番雄心大志，小则要办个厂，大则要搞出个“西藏的华西村”。
来了不久，他就变得务实多了，“不是想做就能做的。经济、技术、思想，都要有个过程。”他很快调整心态，“主要是来做小事的，要与村民搞好关系。”
巴桑家的小经堂
巴桑双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一尺多长、三四寸宽、三四寸高的东西，拆开上下夹紧的木片，打开包裹严实的黄布，里面是藏文经书《松堆》，活页，300多张。
像他那一辈人中的大多数一样，60岁的巴桑只念过初小，经书里有他不懂的古藏文，他很少拆开来看，而是供在经堂里的架子上，这让他觉得心里踏实。
约八平方米的经堂两壁，挂着释迦牟尼等八张佛像，其中一张是十几年前女儿病逝时“请”来的，他听人说，佛会把她从地狱中拯救出来。
佛像下面的柜子上，是七个一溜整齐摆开的“圆确”（小铜碗），每天太阳出来前，巴桑要在里面灌满圣水，这是对佛的日常供奉。藏历新年等良辰吉日之时，还得把柜子里的酥油灯拿出来点燃。
经堂，还有屋顶上的“桑乌”（烧香用的小炉）、经幡、转经筒，家家都有。特别是小经堂，如同家里的“寺庙”，是他们心目的神圣之地，外人若不取得信任，是不能进去的。
2004年盖新屋前，巴桑家的旧屋只有4间房，没有单设经堂。后来靠多年的积蓄和政府的补助，新建了8间，其一就是经堂。
克松附近有两座寺庙，雍布拉康和昌珠寺，和其他信教群众一样，巴桑每到良辰吉日，也会去寺里朝拜、烧香。有时喇嘛上门来，他也会供养六七十斤一麻袋的粮食，青稞或土豆，但须是认识的喇嘛，“现在假的也很多。”
巴桑二十多年前去过拉萨，朝拜过布达拉宫、大昭寺等圣地，这是仅有的一次，“平时要顾着养家糊口。”
他没有师父，也没听过喇嘛正式讲经，他不懂复杂的教义，只是相信：“这辈子烧香、朝拜、行善，对下辈子有好处。”
他心目的教理，最主要的就是行善积德，善恶报应，对此力所能及地奉行之。村里有个致富带头人，粉丝加工的技术是他教的；他在公社时期开过拖拉机，现在还能免费给人修理。“因为平时对人好，我要向人借点什么，请人帮个忙，人家都会马上答应。这就是善报。”
补助盖房等党和政府的惠民措施，在巴桑看来，“也是行善积德。”“没有好政策，哪来现在正常的宗教活动？”
“人是一世世传下来的，不能只考虑这一世。”他还只有60岁，“可能只能活几年了”，说的时候从容淡定，面带微笑，对于生活条件，他说已经心满意足，现在最想的是种些树，“可以烧柴、盖房用，给下一代和下一世积点福。”
在他看来，精神上舒适、心理上安宁，比物质追求重要得多。“有的人特别富裕，堆了一房子钱，如果心里不舒服，钱就没什么用，一点都不幸福。”
县委书记的小菜地
为克松新柏油路筹款的援藏干部中，有一位是乃东县委书记苏霓斌。他说，县里还正规划把克松建成红色教育基地。
“克松在全县只是中等偏上水平。没有中央和各地帮扶，西藏的发展水平就和山那边的尼泊尔差不多了。”
2007年来乃东前，苏霓斌在武汉已是副地级干部，高职低挂，“这表明武汉对援藏的重视。”
离开熟悉的工作环境，来到复杂的西藏，“有压力。”
“团结最重要，人心最难得。” 苏霓斌说。学藏语，吃藏餐，与藏民同过节，一年多下来，“说七八句藏语、唱三四首藏歌没问题了。”
在苏霓斌等武汉援藏干部所住的院子里，有一块命名为“泽当小屋”的菜地，种着洪山菜苔等来自武汉的高品质蔬菜，这是一块实验田，已在乃东逐步推广起来。菜籽，是这些援藏干部从武汉用行李箱带过来的。
发展经济固然重要，苏霓斌认为，在西藏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如何发展值得思考。以乃东为例，农牧业、旅游业、民族手工业、农产品加工等，为当地特色，正大力发展。而同样资源丰富的水晶、铜、铬等矿产资源，则因生态考虑，近两年实行“零许可”，虚席以待高技术的大企业，“要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有序开发。”
比起GDP，尤其是财政收入，“提高人民收入，保护生态是最重要的。”他希望，这在考核指挥棒上能有所体现。
从１９５９年至２００８年，中央财政向西藏的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到２０１９多亿元，年均增长近１２％，西藏逾九成的财政开支来自中央转移支付。
再往深里看，援藏仅一年多，苏霓斌就发现，藏民的生产与文化生活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耕作时有开耕节，丰收时有旺果节，“藏民有发展的要求，但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可能更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