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效忠严肃性
苏珊·桑塔格说：“我要冒昧地说，从一生深刻而漫长地接触美学所获得的智慧，是不能被其它种类的严肃性所复制的。”在她最后一部随笔集里，她的儿子这样形容桑塔格对美学的态度：“她那近乎虔敬地坚持从不错过一场音乐、一次展览、一出歌剧或一出芭蕾舞的态度对她而言是一种效忠严肃性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沉溺，是她作为一位作家的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品味，更不是一种瘾。”
我读到这一段时，正值莎拉·布莱曼即将在南京开演唱会，毫无疑问，即便仅仅作为桑塔格的仰慕者而不是莎拉·布莱曼的，我也要去听这位月光女神的演唱会，我准备买一张380元的最低门票，但章慧立刻阻止了我：“380元的票你连她的裙子都看不到！”按她的经验，至少要980元的票才可能看到莎拉·布莱曼的完整身形，所以，我决定买一张莎拉·布莱曼的正版CD，于
2、可信度问题
落梅曾遇到一个已婚男人，这个男人有过五次婚外情但仍维持着所谓不幸的婚姻，虽然每次婚外情他都向对方有“可能离婚”的暗示甚至确切的说法，但最后总因为孩子或非孩子的原因放弃，或者他的情人不愿再继续等下去。这，当然无可厚非。有可厚非的是，这个男人在和落梅交往时总试图开创这样一种格局——通过“我会为你离婚”的念想而得到落梅的持续等待和情感回报，同时又很反感落梅追问他把念想变成行动并达成结果的时间及可能性。落梅后来总结，这个男人允许他自己为即将付出的行动进行权衡、计算、审时度势但不允许落梅也如此“功利”。我未作评价，我那时疑惑的是另一个问题，人的可信度问题，即，他凭什么认为自己一定能离婚呢？他从来没有成功地离过婚甚至从来不敢让老婆知道他在外面有情人，凭什么敢把一个主观的念想当作实际成果一样大咧咧地索求回报呢？这就好比一个人仅仅因为有抢银行的念头就被警察逮捕一样，荒谬而违反逻辑。我还猜测，如果桑塔格是落梅的朋友，她一定会用她一贯清醒、透彻的声音提出质疑，就像她用理性那把尖刀一层层剥开布什政府虚假的外衣那样。“我不质疑我们确有一个邪恶、令人发指的敌人，这敌人反对我最珍视的东西——包括民主、多元主义、世俗主义、绝对的性别平等、不蓄须的男子、跳舞、暴露的衣着，嗯，还有玩乐。同样地，我一刻也没有质疑美国政府有义务像任何政府那样保护其公民的生命。我质疑的是这种假战争的假宣言。这些必要的行动不应被称为‘战争’。没有不终结的战争；却有一个相信自己不能被挑战的国家宣称要扩张权力。”美国9·11事件一年之后，桑塔格这样说。
“亲爱的，要像远离麻疯病人一样远离已婚男人！” 这是我生平说出的最有智慧的话，很大一部分基于对桑塔格思想的了解与揣测。落梅犹豫了很久还是觉得我更有可信度，最后终于遇到她的双胞胎女儿他爹，两人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年情人节她都亲自杀一头鸡庆贺。但有一年，落梅的鸡在被杀那天很及时地下了一个蛋，成功地挽救了自己的鸡命，也就在那一年，听说落梅离了婚。
3、中年危机
一不留神，我也快步入中年，从现在起，我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堕落成这样一类中年人：出身多半家贫或不幸，有一段悲情史或苦情史，头悬梁锥刺股求学或母亲卖血卖肾供养之类，苦哈哈考取大学博取高学历后，步入社会仰人鼻息打拼了一段时期，终于媳妇熬成婆混出一点成绩，说话开始自信，生活趋于稳定，买房买车之后，一步步被社会驯服，直至完全靠社会资源、人脉关系及经验的惯性生存；和家乡的父老乡亲、同学少年相比，他们大多生活在省城或大城市，有一个大抵相似的妻子或丈夫，在民工面前感觉像成功人士或精英分子，但在城市他们是最平庸的一群，因为城市本身就是平庸的发源地；他们一天天失掉理想、活力、清亮的心，一天天变得比昨天更短视、狭促、浑浊，再也没有新的探索领域、新的生活高度、新的人生目标，连哪怕想一想的能力都丧失；他们的老年完全可预见——和中年的最大区别是：多结识了几个达官贵人、多了几次国外旅行、多了几回外遇、多了一些金钱或房产，多了一个同样平庸的中年儿子，多了些如何与人争高下或八面玲珑的所谓处世艺术。在价值混乱的颠三倒四的中国现实社会里，他们顺风顺水，叼着牙签打着饱嗝看洗洗屁屁的心没脸播和赈灾晚会，是这个国家最不痛苦的一群人。他们确实不痛苦，因为他们再也不会忧患国家兴亡，更不会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公民梦想，也不再为年轻一代的教育与前途感到揪心，他们只满足于自己是个“好粑粑”或“富粑粑”；偶尔，他们蹙着眉说些大义的话，称颂某个政客或名人，为地震流点眼泪捐点资，但归根结底只为感动自己或人前标榜，他们从来不具备真正的行动力——任何有价值的行动，“行动”是他们人生词典里最缺失的一个词，是他们谨小慎微利己主义哲学的大忌；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因为背后缺少自己的思想，他们的观点及遣词造句都似曾相识，连黄色段子和提问的句式都互相抄袭，那张被体制完全驯服的脸气质和他人大同小异；除了光鲜的皮肉和斯文的外相，他们在清晨的露珠里偶尔也会嫌自己臭而且脏，他们深知自己空洞虚弱，一个人几乎无法站立，所以他们最怕独处，最离不开人群，最渴望融入某种集体价值观来肯定自己，他们需要时常与一大群人在KTV、饭局或酒店相聚来互相慰藉和佐证，并给予那些和他们同样平庸的人以高度的评价，从而自慰般地强化自己。在来日衰败的老年，在业已腐朽的内心，他们将为自己平庸的人生找到唯一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是：大多数人和他们一样，甚至更糟。
2009年3月21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