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更应该限薪


垄断国企更应该限薪

 ;3月19日消息 中国移动香港上市公司公布了2008年度财报,报表显示,2008年度中移动利润为1128亿人民币,增长29.6%,用户规模超过4.57亿户,增长23.8%。营业额为4123亿人民币,增长15.5%。

 

2008年,中移动GSM国际漫游服务覆盖237个国家和地区的381家运营商,GPRS国际漫游服务覆盖179个国家和地区。公司2008年每股基本盈利达人民币5.63元,比上年增长29.4% 中国最大的手机运营商中国移动每天净赚3亿元。该公司昨天公布的2008年全年业绩显示,去年全年净利润为1128亿元,增长29.6%。


  纵观奥巴马政府“限薪令”出台的前前后后,民意的推动无疑占据主导。在西方发达国家,民意对相关措施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强大非常快捷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们选出的议员能够以最快最彻底的方式,将他们的意愿表达出来,反映在决策过程中,否则,该议员将被选民抛弃。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在限薪问题上美国的一些议员表现得何以那么激烈了。

  企业高管高薪问题,在我国引发的争议也非常激烈,但相关限制性措施姗姗来迟,且缺乏必要的刚性和可操作性。这与我们的民意向决策层传导的滞后因素相关,更与我们缺少制度架构的制约相关。

  高薪引发的民意反弹,在中国平安马明哲身上达到极致。中国平安2007年年报显示,中国平安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税前薪酬超过了4000万元,其中马明哲税前报酬为6616.1万元,折合每天收入18.12万元,刷新A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最高纪录。另外,中国平安常务副总经理梁家驹税前报酬为4813万元,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张子欣税前薪酬为4770.4万元。

  许多人对马明哲提出强烈质疑,并不是因为他拿的薪水高得离谱,而在于其高薪没有相应的业绩作为支撑,当中国平安的股价一落千丈,无数投资者黯然泪下的时候,马明哲的天价高薪所带来强烈的对比效应和刺激效应是不难想象的。一些投资者提出的“没有业绩的高薪可耻”的观点,之所以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也与此有关。

  在我国,由于民众缺乏能够代表他们行使权利的代言人,他们的利益诉求并不能直接传递给决策层。同时,中国平安又非国企,这给了中国平安更大的回旋空间。2008年7月,马明哲在股东大会上首次对高薪质问进行了回应:“平安高管的薪酬都是聘请独立的薪酬公司制定出来的,并经薪酬委员会、股东大会、董事会批准的……作为职业经理人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董事会根据我的表现给我薪酬。20年来我把平安带入世界500强,是我最大的荣耀。我是职业经理人,肯定是要领薪酬的,最重要的是我的贡献和表现对得起这份薪酬。”

  马明哲的自信和底气十足,源于他的高薪经过了合法的“程序”,问题在于,“独立的薪酬公司”受聘于中国平安,它能独立吗?至于薪酬委员会、董事会,都是“自己人”在掌权,它们怎么可能在薪酬问题上严格把关?至于股东大会,在普通投资者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下,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时,人们才惊讶的发现,哪怕这些高管的薪酬高到非常离谱的地步,在合法程序的包裹下,依然变得顺理成章。与发达国家企业的高管不同的是,我们的企业高管可以在企业业绩下滑、投资者受损的情况下,依然堂而皇之得享受高薪。高管在享受高报酬的同时,却几乎不承担什么风险,这将制度的缺憾暴露无遗,而这也正是中国的高管高薪更容易遭到质疑的根源。

  2009年2月3日,国泰君安证券的高薪事件再次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弹。2008年以来,由于A股巨幅下挫、交易量急剧下滑,靠天吃饭的国内各大券商纷纷采取降薪、裁员方式来应对此轮熊市。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券商——国泰君安证券却大幅提高薪酬及福利费用至32亿元,较年初预算数增长57%,按照国泰君安3000多人的员工计算,平均每个人的收入达到了让同行瞠目结舌的100万元。而该公司2008年经纪业务、零售客户收入和证券投资业务的完成率分别为62%、61%和-2%,大部分部门均未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业绩明显下滑,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却大幅提高薪酬及福利费用,甚至超出年初预算数57%.以至于央视《新闻1+1》主持人如是质疑:“你的名字叫国泰君安,但是国不泰君何安?”

  第三次激起民众反弹的,是地产大鳄任志强在金融危机期间的高薪事件。3月6日,ST幸福(600743华远地产)公布的2008年年报显示,董事长任志强2008年获得的薪酬高达774.3万元,股票市值更是高达1.4418亿元,超过王石约1亿元。总经理孙艳秋薪酬477.9万元。任志强们如此巨额收入来自于哪里?还不是高房价,如此之高的薪酬,平均到每套房子上,购房人要多花多少钱,是不难计算出来的。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这种高薪现象与吸血鬼何异?难怪任志强走南闯北,坚贞不渝地鼓吹高房价有理了(不知道他哪里来的时间去管理公司),因为,他本人就是最大的受益者。股神巴菲特连续28年仅从伯克希尔支取10万美元年薪,而且,已经承诺将把其所持股份中的大部分捐献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及四个家庭慈善机构。中国房地产这种掠夺行业的高薪现象,与之相比,令人扼腕。

  与中国平安不同的是,国泰君安是大型国有相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今年,马明哲拿了0薪水,但仍难以消除民众的质疑。有人问:如果前几年每年给你6千多万,今年一年零薪水,你愿意干吗?的确。十三亿多人口,恐怕没有几个不愿意干的。老马这次又玩过头了。

  对于高企拿高薪的现象,公众的质疑之声几乎没有停止过。笔者亦强烈反对。理由有二:

  其一,国有企业的高管享有的升迁待遇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姑且称之为“行政激励”,这个激励机制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和福利待遇方面。举个简单的例子,许多国企干部本身就享有行政级别(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各大国有电力公司、三大航空集团的一把手都是副部级),其中一些经营出色、管理有方的国企老总,更是直接被提拔到政府部门中担任要职。在分享“行政激励”的同时,如果这些国企的老总再享受市场化的天价高薪,事实上等于双重激励。

  其二,当我们实行市场激励机制时,对应的应该是市场化的竞争体系,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许多国企人员臃肿,费用高昂,仅仅依靠其垄断地位获取的垄断利润支撑其发展,而这种“业绩”本身让民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凡是国企占垄断地位的领域,民众得到的往往是质次价高的服务。

  因此,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高管,尤其国企的高管,更应该被限制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