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思:为什么返乡农民工不愿意创业?


深思:为什么返乡农民工不愿意创业?(郑风田)
最近我的学生们对全国返乡农民工的一份调查报告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返乡的农民工85%以上还是愿意出去找工作,留在家乡想创业的10%以下。为什么返乡的农民工不愿意留在家乡创业?是主观或者是客观?

仔细分析他们不愿创业,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创业失败的风险性很大、创业资金短缺、创业的机会难寻找、不知道如何创业、创业手续复杂等等。实质上是一句话,就是中西部大部分农村地区的整体创业环境差,没有创业的“空气”“人气”,大家都不愿意创业,也都不敢创业。只有通过大幅度的改善宏观创业环境与微观创业支持与培训等,创造一个有利创业的大环境,农民们才乐意留下来创业,建设自己的家园。如果宏观创业环境不改善,没有创业的人气,人都人从众的心理。看到别人都不创业,于是也就不敢轻意创业了。早在80年代初之所以农民创业热情高涨,乡镇企业发展迅猛,跟农民压抑了二十多年,突然放开了产生的释放热热情有很大的关系。两者当时也根本没有到城市或者外地去打工的机会。现在农民有了另外一条出路,就是出去找工,所以在创业方面一般都是慎之又慎了。但对于35岁以上,在外打工已很难寻找的合适工作的农民工来讲,又另当别论。充分动员与吸引这批人来创业,先打打人气,可能对未来整体创业环境的改善有很大的益处。
 
激发农民的创造活力与创业精神曾经是我国农村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发展经验之一。20年前农民们因陋就简地发展乡镇企业,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泥土中解放出来,对我国整体经济增添了许多活力。我国沿海不少农村地区正是依靠乡镇企业从一个停滞与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变为一个正在迅速工业化的经济。世界上很少有一个经济部门如同我国的农村工业,奇迹般地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在那些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地区生长出几十个产值在数亿以上、拥有几十到上百个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企业集团,我国农村工业用十几年的时间做了发达国家需要用近百年完成的工作。但令人遗憾的是,30年后的今天,这些宝贵的发展经验正在许多地方被遗忘,不少地方的农村创业环境近年来急剧恶化。不少地方政府,打着“范规范、管理、整顿’的名义去干涉”。农民不论是跑运输,还是做小买卖,还是搞加工,都会被乡镇的七站八所围追堵截,受到10多项大草帽的掠夺,几乎不可能再通过兴办企业促进农村发展(孙大午)。
 
中西部地区整体创业环境恶劣,各种创办企业手续复杂、管卡压严重,创业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东部地区创业面临用工审批艰难、创业“非国民待遇”、融资困难、注册手续复杂等问题。
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创业环境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与此相比不少地区农村的创业环境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不是变好了,而是有恶化的趋势。与城市相比,城乡创业环境的差异在逐步拉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部地区农村创业手续过于复杂、费用高昂,而且不够明确,需要的时间可达沿海地区的两倍,西南地区的企业在领取营业执照、法规和检查方面也面临各种繁琐的要求。与生产无关的、干扰式的检查给企业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整体创业环境需要大幅度改进。
 世界银行一份对我国中西部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调查,折射出我国中西部农村创业环境的艰难。世界银行对云南、贵州、广西(简称云、桂、黔)三省的中、小企业投资环境进行了评估。结果发展这些地区地方政府有关企业注册和办理执照的手续过于复杂、费用高昂,而且不够明确。这给新企业合法注册造成了障碍,并为腐败创造了机会。报告认为,西南地区中小企业的注册费用高且时间长。按照目前的公司法规定,注册一个加工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金需要50万元人民币,这是中国人均GDP的1237%。此外,在西南地区注册一个新企业所需要的时间可达沿海地区的两倍,西南地区的企业在领取营业执照、法规和检查方面也面临各种繁琐的要求。报告建议修改公司法,降低注册成本,简化颁发营业执照和检查手续。西南地区的某些城市,土地价格显著地高于沿海省份。使创业企业用地要付出高昂的价格。地方政府及其下属机构对企业的检查过于频繁。与生产无关的、干扰式的检查给企业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并且使企业管理者不能专心于企业发展。为了减少检查次数,地方政府应该重新审查官方机构和准官方机构检查企业的做法。
 
许志永的调查报告“一个民营企业的‘非法’生存”,描述了河北省大午集团的成长过程和孙大午的不幸遭遇,孙大午的经历折射出中部农民创业的艰辛。由于土地是国家和集体的,改变用途是要国家批准的,即使是荒山荒坡,不经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可,私自决定使用是“非法”的。
由于金融活动是国家垄断和政府管制的,民间金融是“非法”的,各种各样的互助会(如标会、抬会、摇会等)和私人钱庄都在取缔之列。合作基金会被关闭也是一例。国有金融不给个人和中小民营企业借款,私人之间的借贷也是法律不允许的。以上两点是大午集团遭遇的“非法”生存。
农村的生存环境,尤其是企业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因为创业环境难就造成了就业很难,就因为农民的生存环境很难,造成了农民生活的贫困,即使把他的税费全免掉,也富不起来,因为没有给他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
 
就业难的实质问题是创业难,农村缺的是创业空间,而不仅仅是减负
  孙大午在创业过程中面临种种的艰辛,他甚至把此归为“八座大山”。创业空间难,体现在农村有八座大山,应该修路搬山。具体讲:银行、信用社在做什么?工商局在管什么?税务局在干什么?土地局在做什么?水利局、卫生局、畜牧局在做什么?乡镇政府在干什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管制着农民的劳动。没有这种空间,农民怎么能够富起来?再减费也不行。比如我们那儿的工商局从85年我养猪就卡我的猪,让成车的猪死掉,卡我的饲料,让成车的饲料烂掉。
 
东部地区创业面临用工审批艰难、创业“非国民待遇”、融资困难、注册手续复杂等问题
 
苏南曾经是我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农民与农村创办的乡镇企业为我国整个农村的工业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最近两次对苏南的实地调查,发现苏南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环境严重恶化,农民在创办企业时要面临诸多障碍,突出问题表现在用地审批困难,难以找到办厂用地;各地片面招商引资,对外来资金许诺种种优惠,而对本地人创业企业则设置诸多障碍,形成“一个乡镇,两种制度”,农民遭受创业与办企业歧视;各行政部门诸如环保、税收等层层管制审批,使新办企业异常困难。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
 
办企业用地“门槛”严重抬高,如何处理一刀切与一盘棋问题严重。
由于各地开发区乱占耕地,中央对使用土地政策收紧政策是正确的。但在有些地方执行过程中被严重扭曲。课题组在调查时发现张家港一乡镇土管所居然对一农民在自家宅基地前挖一个坑也专门下达政府公文,批评该农民没有向政府申报批准,限其在某日前迅速填平。土地政策的收紧使政府的公权向农民的私权大幅度扩张,使农民对自身拥有的土地、房屋的处理权力严重削弱,这样农民在创办企业时面临七审八批的境地,严重影响了农民创业的积极性。另外我国目前的土地政策收紧有一刀切趋势。各地土地审批一个制度,其实上我国不少地区差异很大。比如苏南目前通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一个大的工业发展基地,各种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特别适合工业化。但如果采取一刀切政策,强行留出许多土地种植粮食,使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大幅度降低。如果国家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对适合发展工业的地方在用地方面给出一个灵活性的政策,处理好全国一盘棋与一刀切的关系,会对农村发展带来很大的益处。
 
工业用地的审批越来越严格,提升了农村创业门槛
目前的建设用地审批基本上需五大步:初审(11个工作日)、专项审查(5个工作日)、会审、报国务院(从接到用地申报起40个工作日内上报)、批复(国务院批复后,在2个工作日内办理批复并下发)。程序比较繁杂,审批要求又比较高,既有高额注册资本金的要求,又有规费催缴的限制。具体到乡镇企业用地审批,则面临着更复杂的局面:涉及到多个部门,规划、计委、村组、村建、土管等都要参与,只要其中一个环节拖延,后面的工作也只能停办,就要影响整个报批进度,如果政策变动,就要执行新的标准、新的政策。
 
“一个乡镇,两种管制”。农民本土创业遭受“非国民待遇”
为了激励本地经济,许多地方向全国与世界各地招商,许诺各种优惠政策,但本地的农民在创业时却面临这样那样的限制,出现了“一个乡镇,两种管制”倾向。向外商实施优惠政策没有错,但要注重公平和效率的均衡,过分地强调效率会使大部分人的权利受到损害。与外商投资企业相比,国内乡镇企业的发展遭遇了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和传统的身份桎梏。
与外国投资者相比,国内乡镇企业的创办与发展面临更严格的约束。地方政府采取种种税收优惠吸引外商投资,比如建立保税区、提供生产等环节的优惠等;而本地农民创业却难上加难。这在落后地区体现得更为突出。缺乏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是乡镇企业创业过程中的主要体制制约,不平等的国民待遇使民营企业陷入长期缺氧状态,无法自由安全地成长壮大。因此,提供公平自由的市场准入秩序是改善农村创业环境的根本保障。
 
融资困境阻碍农民创业
农民创业面临很大的融资制约。银行为了规避风险,总是有意无意地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机会。大型国有企业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似乎可以优先得到银行贷款,而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中小企业——被“排挤在外”。中小企业的创办、发展遭受融资困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从宏观层面来看,存在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直接融资门槛较高、债券市场不是很发达、城乡二元经济的存在、农村信用体系的不完善、“三农问题”的存在、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等问题。从微观层面来看,市场向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渠道相对狭窄、银行经营管理水平所限及中小企业自身条件先天不足是主要原因。
 
新企业注册手续繁杂、成本高,成为创业瓶颈。
注册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程序和规则说明了这一点。现行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有很高的要求:比如,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人民币五十万元;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人民币五十万元;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人民币三十万元;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公司人民币十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发达经济(如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泰国等)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最低注册资本要求。
而且,成本和手续上的门槛大大高于OECD高收入国家和其他东亚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或英国、美国(如下表)。
 
12  部分国家建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所需条件
 
 
要求程序的数量
所需时间(天)
其成本是人均GDP的%
最低注册资本是人均GDP的%
中国
12
41
15
1237
OECD高收入国家
6
25
8
47
德国
9
45
6
49
中国香港
5
11
3
0
韩国
12
22
18
348
马来西亚
9
30
25
0
新加坡
7
8
1
0
中国台湾
8
48
6
225
泰国
8
33
7
0
英国
6
18
1
0
美国
5
5
1
0
 
 如何让更多的农民来创业
创业对我国农村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发展意义重要。如何激发更多的农民创业呢?有三点特别重要:改善创业环境、提供创来资金支持,最少是名义上的支持、加强创业培训。
 
第一,国家应设立专门的农民工创业基金,在全国打造农民工创业人气
就我国而言,目前的创业政策优惠一般只集中在留学归国人员、毕业生等身上,很少考虑到农民这些弱势群体的创业问题。创业服务也主要通过孵化器、科技园来完成,一般局限于城市高科技行业,对农村地区的创业支持微乎其微。这也是城乡发展不公平、不平衡的表现之一,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农村本地中小企业发展不理想,解决不了如此庞大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成为大批农民进城打工的主要诱因。国家可以拿出惠农资金100亿元,设置专门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基金,作为改善农村创业环境的第一步,先造人气。然后再从相关的制度支持,比如税收、劳动力市场、创业文化等方面打造农村的创业环境,进行一场“无声的政策革命”,这对未来整体中西部农村的发展意义重要。
 
第二,培训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营造良好创业文化氛围,激发农民创业热情
创业前的培训是必须的,可以把解决农民工就业培训的资金,有一部分改为创业项目培训,教农民如何创业,如何归避免风险。另外要改善农民对创业的态度关键要是要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普及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热情的财富观、信用观和成败观,宏扬“四个尊重”精神,使创业成为一种时尚,在全社会努力营造“千方百计想创业、一心一意创大业、齐心协力创成业”的浓厚的创业文化氛围。只有观念改变了,农民自身才能尊重创业活动并从事创业行为。
 
第三,设立一些创业项目,使农民有更多的创业机会。
国家惠农项目也应该更多的设立一些项目,由农民创业者来申请争取。
 
第四,合理放松管制,去除各种创业障碍,改善创业环境。
 
现行的创业程序太复杂,中小企业创业设置了太多的关卡,大大抑制了我国欠发达和农村地区的创业潜力。建议将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降低或取消掉,营造宽松的创业氛围。另外,在我国,摆个小摊、当个小贩也要由各个部门来审批和制约,公民创业的权利受到政府部门的严重约束。还有众多行业准入限制等。这些都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