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遗弃在岁月深处

　　    战后有部小说《凯旋在子夜》，结尾处双目失明的战斗英雄童川对恋人江曼说：

　　    “现在我是英雄，走在那里都是鲜花和掌声，是赞美和歌颂。可是若干年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还有多少人能记得我们……”

　　    “小说家言”很快一语成谶。

　　    越战幸存将士从1990年9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越南部长会议副主席武元甲作为北京亚运会“特邀贵宾”来到了北京！人民日报记者刘水明、温宪的现场写真《武元甲在亚运村》，让多少越战老军人百感交集：

　　    “亚运村‘村公所’门前广场四周忽然聚集了许多人，不一会儿，几辆疾驶而入的黑色小轿车在广场边停了下来。当车内走出一位个头不高、身着一套笔挺白色戎装的军人时，人们才知道，原来是越南的武元甲大将。”

　　武元甲在中国首都的亮相，深深刺痛了老军人的心。新浪博客“牛刀的BLOG”回忆，武元甲访华那天，他正与一位将军共进晚餐，看到电视新闻，将军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怒声说：

　　    “我前方将士尸骨未寒，政治家已经握手言和了，这仗还有什么打的？！”

　　    然而，不论1979的英烈们能不能理解，握手言和是国际政治的大趋势，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据人民日报报道，谷牧副总理握着武元甲的手说：

　　    “你是中越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十多年来到北京的第一位越南领导人。我们愿意看到两国关系逐步改善，直至实现正常化，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

　　与中国渊源极深的越共元老武元甲，对于有生之年重返北京倍感高兴，他说：

　　    “越南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给予的巨大支持，对此越南人民将永志不忘。两国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乌云，相信它会散去。越南的党和人民希望能够尽快地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政治家们的外交辞令，反映出国家之间不可抗拒的和平发展潮流。据后人披露的史料，中越和解从1989年就秘密进行了。越共新任总书记阮文灵托老挝领导人转达对邓小平的问候，表示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主帅邓小平，也请老挝领导人转达自己对阮文灵的问候，但要求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1990年亚运会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成都秘密会见了越南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以及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武元甲公开访问北京一年后，越共中央下一任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中越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越边界开始大规模排雷，恢复边境贸易。这对中越两国都是幸事，然而，对于这些出生入死的老战士来说，枪声炮声可以停歇，但1979 是一段铭心刻骨、震撼灵魂的记忆，是不曾干涸、永远猩红的一汪鲜血。这鲜血在他们内心深处一直在燃烧，那股灼热、那种蒸腾将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更大的尴尬在于，正如小说《凯旋在子夜》里越战英雄童川的预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处于外交等方面的考虑，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在官方媒体上很少被提起，再也没有任何公开纪念的官方仪式，更不要说继续1979和80年代前期的表彰颂扬。加上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物欲横流，还有多少人能记得他们当年为国分忧的英勇和为国捐躯的壮烈？！

　　    早在80年代，人民日报就刊登过徐茂生的文章，批评一个看似旅游团的摩登男女清明前夕在麻栗坡烈士陵园的碑林中追逐嬉闹，争相留影，大声喧哗，还不时扔出小鞭炮。作者借人民日报一角呼吁：

　　    “来烈士墓的人们，请你声音小一点，脚步轻一点，举止稳重一点，莫吵醒熟睡的烈士，让他们的英灵静静地安息吧……”

　　    人民日报还曾刊发山东安丘县驻军的来信，反映安丘县汽车站拒载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的16名退伍战士（其中残疾军人7人）。司机嫌退伍战士行李太多，部队另派一辆解放牌卡车运送行李，只求客车载这16名退伍兵，司机还是不允。人民日报为如此粗暴地对待越战英雄而愤怒。

　　    这两件不愉快的事情，都发生在1987年，离那场血流成河的“自卫还击战”刚刚8年！如今29年过去，现在的年轻人除了那首流行歌曲《血染的风采》，对于慷慨赴死的岩龙、梁三喜们，还知道些什么呢？估计大多数人连他们的英名都没听说过，虽然他们肯定熟悉周杰伦，多半知道张朝阳、丁磊、马云和黄光裕。

　　    西祠胡同和百度贴吧里，有一个《我想哭确（却）没有泪》的帖子，说的是1979年一对兄弟同时去了越南战场，老大是侦察兵，老二是步兵。6月份父母收到民政部门来信，告知老大在越南牺牲，老二失踪。老大被评为烈士，老二因为没有找到，算不算烈士还要等待。官员放下500元抚恤金就走了。从此以后，老两口每个月都可以收到民政部门的28元抚恤金——因为只有一个烈士。1985年春天母亲病重，因为没钱交医药费耽误了治疗的最好时机，去世了。临走的时候，她还在喊着失踪的老二名字！2000年8月的一天晚上，父亲在自行车修理铺拾掇完最后一辆自行车后，永远地睡着了。老人的枕头底下压着一个信封，里面是刚刚领到的28元抚恤金。人们收拾遗物的时候，在一个木箱里发现了257个信封，每个信封里都有28元儿子的命钱。加上老人枕头底下的那个，一共258个！有的钱现在已经不再流通了，可它们被放得整整齐齐，合计人民币7224元！这对老夫妻至死也没有动过这笔钱！

　　    记者来了，报社的、电视台的，还有的是说不上是哪里的人。然而，记者走后，他们的报纸、电视台最终都未作报道。这个帖子的细节还有待考证，但所有体制内媒体和市场化媒体，对于越战英雄的身后事未能给予充分关注，则是令人汗颜的事实。只有一些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老战士和少数军事迷在互联网上开设“燃烧的血”等网站和BBS，顽强地提醒人们别忘了当年的金戈铁马、慷慨悲歌。特别是在1979年开战后发表社论《奋起还击，保卫边疆》的人民日报，对战后英烈关怀的缺位和失语，是中国第一大报的严重失职！

　　    好在还有一些零星的报道，在人民日报偶尔露面，从侧面告诉读者，当年的英雄和亲属就在我们的身边，在市场经济的阴影中挣扎和喘息。2001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通讯《交警与特困生》，写的是安徽六安市独山镇长生桥村小伙子杨志伦考上省级重点中学，却付不起每学期五六百元的学杂费，勉强读到第二学期，被迫选择退学。他的父亲在1979年对越战争中负伤致残，拖着残躯在一家建筑工地烧饭，母亲在黄土地里刨食，还有两个年幼的妹妹，家里的油盐柴米都快不够了，到哪儿弄钱供小杨读书呢？六安市交警一大队的叔叔、阿姨们闻讯，受到“强烈的震撼”，决定由车管所民警与杨志伦签订助学协议，提供小杨在高中的学杂费，直到考取大学。小杨高考被安徽大学录取后，民警们兴高采烈地开着车，沿着崎岖山路驶到杨家，送来助孩子入学的捐款，整个山村沸腾了！

　　    这篇《交警与特困生》，与其说是一篇交警助人为乐的表扬稿，不如说是一篇越战老兵余生的凄凉写照。

　　     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亲属接获部队讣告却迟迟没有现身，原来梁三喜70岁的老母亲和妻子为了节省车票钱，抱着出生才3个月的女儿，从160华里以外的火车站翻山越岭徒步走过来。路上走了4天，吃的是随身带的地瓜干煎饼！

　　    不幸的是，“小说家言”再次一语成谶。

　　    人民日报1990年2月9日周良沛散文《生命立体的造型——读<麻栗坡烈士陵园诗抄>》提到麻栗坡的一首诗，应该源自八九十年代之交麻栗坡的真实见闻。诗人周宝莹纪实性诗歌《相会》，说起烈士母亲好几年想来扫墓却没有盘缠——

　　    “那些人当年为你披红戴花后，在家门贴一幅‘光荣人家’红纸，前年又换成‘烈士之家’金匾，却不肯给予一块或一毛乃至半个硬币的情感和良心……”

　　    人民日报在1990年大声呵斥：

　　    “……背叛！背叛！除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黑了心的总是极少数，诗人的诗行却是警钟：忘记他们就是背叛！”

　　    人民日报上表达的担忧与呵斥，又过了十几年依然无人闻问。据媒体报道，麻粟坡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介绍说，有三十多位烈士的家属从来没有来祭扫过，原因大多数是没有路费，有些家属来了却没有了回去的路费。从2004年起，一段《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的视频帖在军旅同心网站、天涯社区等网络论坛转帖流传。 35207部队58分队汉族烈士赵占英1984年在中越边境的后续冲突中死于越军炮火，大腿及屁股全部炸掉，年仅19岁；在“老山之眸”拍摄的这段录像中，烈士母亲在整整20年后，2004年4月在侄子侄媳陪同下，从云南昆明附近的嵩明县终于来到麻栗坡祭奠。嵩明县和麻栗坡都在云南省内，相距不算太远，但这位母亲竟然等了整整20年！靠了当地政府近年来专门拨付给烈士家属的一笔祭奠费用，才得以到边境为儿子上香！发帖人无限酸楚地写道：

　　    “这是她第一次来，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比起那三十多位烈士的家属，赵占英的母亲算是‘幸运’的，但这20年后的‘幸运’里包含着的是怎么样的辛酸？做为军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那怕是战死沙场，我觉得那是军人的本份和义务，但做为国家，政府照顾烈士的亲属也是它义不容辞的义务。那三十多位烈士的家属我想肯定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要不然我怎么也无法想像，养了十八年的儿子静静地躺在烈士陵园里几十年而不去看他一眼，如果烈士泉下有知，不知他又该做何想？”

　　    《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被网友制作成歌曲MV，竟然多达十几个版本，泪湿互联网！有网友转帖时忍不住质问：

　　    《母亲无路费去看长眠地下的儿子，尴尬了谁？》

　　    另有网友发帖说，赵占英一个幸存的战友从网上知道这个消息后，千辛万苦找到烈士家乡，站在这位老母亲家门口惊呆了：她家里除了一口破锅、一个土炕、一堆棉花套子，别无长物。烈士的父亲已经伤心地离开了人世。如果英雄在世，只要他有一份普通的生存能力、普通的孝心，老母亲的晚年也不至于如此艰难困苦。

　　    这是佚名网友为赵占英母子写的一首诗：

　　

　　    妈妈，20年，

　　    我知道你好难，好难，

　　    我不怪你，

　　    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钱，

　　    妈妈，你空手来的，

　　    没有任何祭品，

　　    我不怪你，

　　    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钱。

　　  

　　    妈妈，我明白，

　　    你还没有吃饭，

　　    可惜我不能为你尽孝，

　　    只能望着你无言。

　　    妈妈，

　　    你的哭声是那样辛酸，

　　    我明白你嫌自己来得太晚，

　　    妈妈，

　　    你在我头上的拍打是那样的无奈，

　　    我明白你在追问为什么要20年？

　　

　　    妈妈，

　　    为了千万个另外的妈妈，

　　    我和你都作出了无悔的奉献。

　　    妈妈，

　　    在你的身后，

　　    是飞速发展的喧闹，

　　    是灯红酒绿的金宵，

　　    是耸入云端的豪华，

　　    但是，

　　    你感受到了什么，妈妈？

　　  

　　    我不求再有什么额外的照料，

　　    一声“烈士”已经足够，

　　    我只求下个清明，

　　    我的妈妈，

　　    能够再来抚摸我的墓碑，

　　    因为我的妈妈，

　　    没有剩下多少20年！

　　

　　    与这些热血青年当年的慷慨献身相比，早已富裕起来的中国社会，到2008年热议该不该“抄底华尔街”的中国社会，近30年来，在“飞速发展的喧闹”、“灯红酒绿的金宵”和“耸入云端的豪华”中，对这场尸横遍野的南疆血战是不是过于冷漠，对这些民族英雄们的报答是不是严重不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