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文人
作者：杨驰云
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张修林在《谈文人》一文中对“文人”作如下定义：
并非写文章的人都算文人。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严肃地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的人，就是文人，或者说，文人是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会和人性的人。
因为多读了几本书，文人的性格、志趣、人生际遇与常人相比，便有了很多的不同。
文人多情
很小的时候就耳濡目染，拜读过许多文人的大作，陶冶于作品中细腻的情感和优美的文字，而对作者的生平却鲜有了解。其后慢慢长大，在赏读作品的同时对研究文人本身也渐渐有了兴趣。也开始对书后附带的作者生平介绍关注起来。
信息时代有个好处，就是无论需要什么资料都可以从网上搜索获得，于是空闲时在网上搜索阅读一些作家和文人的自传小说。结果发现文人往往很多情，是文人总会关乎到风花雪月，似乎只有“情”字才能带来写作的灵感，才能写出含“丰沛情感”的文字来。就是最普通也最平常的男女之“情”，一旦与文人特别是文人中的名人牵扯上关系，这“情”也就跟着出名了。
就说说徐志摩吧，对于他的诗很多人都不陌生，读师范时就学过他的《再别康桥》这首诗。诗是好诗，那时候对他也有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而对于徐志摩的情史，我也是近几年从拍成的电视剧和书上看到的。徐志摩一生中有过三个女人。而这些女人无一例外都没能和他经营成功一段幸福的婚姻。也许对于文人来说，看世界的眼光和常人是不同的，看女人也一样。文人的“情”注定了是一段一段的，也许只有这样，文人才能始终拥有鲜活的灵感，才能写出惊世骇俗的作品。
有次和一个作家朋友闲聊，说起现在为什么常常会听说有作家自杀的现象，朋友说那是因为创作力是作家生命存在的方式，失去了创作力生命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我觉得这话言过其实了些。不过它倒可以为文人“多情”提供一个最好的注解。然而一段一段的情都不会有好的结果，苦了谁？被伤害的又会是谁？文人们多情也无情，谁又能真正做到对绝然的转身而完全无动于衷呢？一段一段的爱情是那么让人感到沉重。不能说文人们在感情的世界里没有付出过真心，然而这样的感情却是令人不堪其重的。文人们都颇有才华，眩晕的光环常常容易让人迷恋。然而在光环笼罩的背后却是残酷的事实：文人也是普通人，有着常人所有的七情六欲，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甚至有些缺点也是让人无法忍受的。褪去光环闪耀的外衣，当文人们被返朴归真到现实中来，迷恋也就不复存在了，情也就淡了。所以，如果你不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千万不要轻易爱上文人，否则一旦回到现实中来你会发现无法面对的会是自己。
文人是莲花，只可远观，不可近赏，只可为友，不可牵手。
文人孤傲
自古以来，文人与清高可谓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人说其超拔，有人笑其迂腐，褒也好，贬也罢，都只是隔靴搔痒，难得其中真味。
清高者，清之高也，拔乎其长，秀于中而形于外者也。故曲高和寡，难为世俗所容。文人之所以清高，俱在所读之书，所怀之志，所听之言。古之文人，读经书怀鸿志听圣言，故雄才大略，清气袭人；今之文人，铭美育志高远行道义，故心掠尘埃高雅脱俗，遂成清高。
文人中力与志相符者，大才于胸，遇时则成伟业叱咤辉煌，所文所书所行所好亦特出而异，独成一体。古之有诗仙太白、欧苏二家，行笔如云，洋洋洒洒；或斗酒诗千，恣肆游乐，风流潇洒。近之刘半农本为诗人，却偏爱书信，往往把信写成书法作品，其专用信笺下方印有“中华民国二十年一月锻药庐（其书房别称）制笺”，足可见风雅；文学专家许仲年，法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其信笺下方印有家、籍两地住址，还印有自己的照片，这就不只是一封信，而成为一张名片了。而清高之风所以日盛，实乃众文士慕名家风气，争相效仿，久而久之，变成了文人自我约束的一种规范，遂大成气候。
文人清高，行为风雅，还与封建社会的仕途之道有关系。古之文人，唯有读八股考进士方能光宗耀祖、名噪一时，其它技能则被视为趋末之技，谈之者鄙，故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观念。他们即使在挫折时，亦有“自古圣贤多寂寞，何况我辈孤且直”的孤傲和“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达观支撑着他们的精神。这种思想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一些无甚才能的文人舍不得风雅，死死端着清高的文人习气不愿去谋食，以至饿死街头。清高发展到这里，就有些迂腐了。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虽自持清高，穿着长衫、满口“之乎者也”，却不使人觉得风雅，就是因为这种清高已变成了一种毒素，剥夺了他最基本的谋生本领，他走不出这个桎梏，最终送了命。当今社会也有许多人，无经天纬地之才，又无立身求财之术，只会大谈风雅，目中无人，一脸的无可奈何一脸的这然自得，可谓穷得只剩下“清高”了。这常使人想起没落的满清八旗子弟，忆之怜惜。然八旗子弟所处的清末与当今昌盛之世不可同日而语，如此盛世，既然不能立言警人，何必苦撑着文人的架子呢？不如走入社会为自己重新定位，说不定会闯出一片天。
我以为，对于一个志在为文又有能力著书立说的人来说，清高是非常必要的。荀子《劝学》：“吾举岐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只有借助清高之气，才能超拔世俗，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立意高远、思想深刻的大文章。汉高祖刘邦并非文士，但其地位显赫，犹如登高山观沧海，故写出了“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样激昂豪迈的诗句，
但清高之气的培养，更多地依赖于文人自己的努力学习，虚心谨慎、通晓古今、学贯中西的人同样具有了一种高度。这样的例子不少，如杜甫，身卑位贱，一生不得志，却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深广的忧愤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广博的同情，足可见学习的重要。
真正为文人的人，清高不仅表现在风度上，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清而高。而“混”文的人所追求的只是言语的机巧，行为的风雅，说白了不过是文人形象的简单复制，有其形而失其神。
清高的另一意为贫寒。为文者需耐得住贫寒，心平气和地面对人生中的诸多不如意，切莫心浮气躁，作急功近利之举。
文人懦弱
为人者，皆有其懦弱之一面。为文人者，尤甚。放眼浩瀚华夏文人长列，铮铮铁骨者，有之；挟才谄媚者，不乏。
西汉的司马迁，身为史官，位卑而言重，执意记下武帝之言行举措，虽获宫刑而不屈。南宋秦桧，贵为文魁，却卑身求生、卖主弃国，终落个千古罪人。现代鲁迅，以笔为枪、以杂文为匕首，将黑暗一一剖白于世人，招致当局切齿忌恨。而另一位极有才华的先生，总是迎风翩舞、面日歌唱，虽也才名卓显、且善终于世，但其赤色御用文人之冠难去矣。
那么，文人是否必然懦弱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恰如世人皆有其懦弱的那一面，但若是以强有力的意识和信仰武装之，非但可以抛弃懦弱，而且会表现出义无反顾之壮举。正如夏明翰临行前所歌：“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那么，普通人也好，文人也好，为何懦弱？因何而“懦”？“懦”何而“弱”？无非两个东西——生死与荣华。人既有生，就必有一死。然无人愿死、也无人不惧死。人既生活，本能地都期望吃的好、穿的好，进而呼风唤雨、荣耀非常。既不奇怪，也无不妥。但是，从古至今，我们的社会不能满足所有人们的这些欲望都得以实现。于是，就会发生弱肉强食、你争我夺的种种景象。而身为文人，本身因游戏文字已然为情所困、陷感无助，况且除去口笔又往往别无长物，面对生死与荣华的抉择，焉有不较常人更加懦弱之理？即便鲁迅先生这样的铁骨文人，面对当局的迫害与追杀，也曾数度“躲进小楼成一统，莫管窗外秋与冬”。另外，文人的工具之社会地位也加重了文人懦弱的因由。纯粹的文人难以进入社会主流，即便进入了也会招致排挤、很快出局。如唐代的李白、杜甫等千古文学巨匠，莫不如是。进入社会主流的文人，要么不以文人自居，要么充当御用工具。如汉代的司马相如、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纪晓岚等。文人之长，乃文字的运用与调理之功。掌握此功者且乐于其内者，谓之文人。而文字自诞于世，其最大的、基本的功能就是工具。当局者掌，为其驭人弄权之器；庶民者掌，为其谋荣攫耀之梯。而专攻此长之文人，岂有不做工具之理？既为工具，焉有不懦弱之态？由此，身为文人，较常人更易懦弱，实乃不争之势。
做为文人，其源于种种之因，较具懦弱之特性，应属无奈。但若是进而沉沦为懦弱的文人，就极其可悲、甚至可耻。文人的专长、乃至社会地位以及属性，已然导致了自己的更多懦弱，但在做人上，人格的降低实在是有辱自身、且大伤风雅。为人者，一身正气傲骨，不易；为文人者，为人行文不懦弱，更可贵。泱泱华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迹，多少文人抛颅溅血，多少文人口笔谄媚，或高尚、或卑鄙，皆留迹于身后。铮铮铁骨、抛颅溅血者，为世人所景仰；口笔谄媚、甚至卑鄙无耻者，招人唾弃。
文人的懦弱是无奈而又可以理解的。懦弱的文人则是可悲、甚至可耻的。前者是社会客观诸因素使然，后者系做人无纲无本。写到这儿，算是文人之一分子的我，不由地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与思考——想到自己，想到他人；想到从前，想到今后……文人的懦弱并不可怕，懦弱的文人实在堪忧。文人何以附风弄雅？何以安身助世？较之常人，任重而道远！古而有之，今又何尝不是？！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文人命苦
古往今来，文学与政治是对立的统一。统治者总是舞着刀枪大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对那些碌碌之平民是毫无杀伤力的，无非是换个主子其他概无影响。而那些肚子里装着点墨水懂得“忠孝”“仁礼”自命清高的文人来说，这是一场灾难！“逆”的是他们，“亡”的当然也是他们了。
不管是专制的封建王朝还是光明的新时代从来都不乏这样薄命的文人，当然也少不了舞着大刀的统治者。政治与文人的矛盾总是在那非常的历史时刻剑拔弩张。
一统九州定乾坤的始皇嬴政就曾有过“焚书坑儒”的壮举。一把烈火烧尽了“四书五经”；一口大坑埋葬了多少文人儒士。这是政治与文人大一统以来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当然不是最后一次。秦始皇笑了，傲视九州，以为江山之固若金汤。然而他的政治理想是以多少冤魂甚至是整个中华文明为代价换来的啊！
这种集体灭绝有之，个人悲剧亦有之。东汉祢衡才华横溢，一篇《鹦鹉赋》道尽西域鹦鹉之绝伦，叹尽自己怀才不遇之郁愤。一时独领文坛风骚，却终因“恃才放荡”被当地官衙豪绅杀害于弱冠，文曲陨落，天地同泣。杨修奇才，既知曹不久必撤亦知“门”里题“活”为“阔”，深知曹公之心怀，然终不为其所容。魏晋嵇康，其时“竹林七贤”之一，饮酒放歌，抑于强权而不屈，终在司马政权高压下丧命。
历史的悲剧总在上演，不管社会动荡还是太平盛世非得有几出文字案才算是历史。乾清盛世的“文字狱”不说也罢，毕竟满清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坐上皇帝的宝座不是那么心安。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中国的新纪元开始后，为什么又上演了长达十年的文人悲剧——“文化大革命”？！多少知识分子，多少优秀人才被戕害！历史学家吴晗被罢官挨批入狱，不就一篇赞美“海青天”的《海瑞罢官》，何罪之有？人民艺术家老舍独立太平湖底，不就是因为《茶馆》的最后一场用白花埋葬了封建帝国主义，却硬被说成为封建帝国主义唱赞歌！还有傅雷，还有赵树理……多少文人志士是“左倾”又是“右倾”，不是“资本主义走资派”就是“牛鬼蛇神”而死于牛棚！害苦了我们民族灵魂的精英，糟蹋了我中华文明的精华，直接受害的就是知识的载体——文人！文人哪，为什么受害的总是你！
为什么政治总容不下文人呢？不是政治与文人无缘，而是两者的关系过于微妙。
政治依靠文人，从隋唐实行科举制来看做官的大多是文人。文人和政治可以鱼水相依，但前提是政治需要文人并为文人的才能的发挥提供好的环境，从而文人忠于政治达到和谐。然而两者的协调是如此之难和易变使得悲剧一再上演。搞政治的总想控制有文化的人，而有文化的人又往往有自己的见地，甚至比搞政治的高明。被仁治礼仪熏陶出来的文人要的是和平是国泰民安，而搞政治的非要你争我斗为了些些小利大动干戈，即使掌了权也要来个“三把火”将那不服的人烧个一干二净。可文人总是看不惯大叫：仁者为王，民为贵，君为轻。烧的就是你文人，巩固统治要不得你蛊惑人心！除非你高唱：当今制度好，人民生活好，国家前途一片光明……总之，你不要说那统治者见不得人的一面，好像你比谁都高明一样。文人此时不薄命，可等这个朝廷一完蛋政策一改变，文人又遭了殃。谁叫你大叫过去的朝廷好？谁叫你歌颂以前的政策好？该杀！文人免不了又要薄命。
要想活着，做个不薄命的文人，有两条路可走。碰上明君，研究你的学问去，说不准会得到哪个领导的欣赏，自己的价值还能得到实现；碰上昏君，你就隐去吧，说不准又是一个陶渊明。否则要是活在世上，除非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
可是明君与昏君的出现又不是你所能左右的了。文人，即使你不非正常死亡，也要非正常生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