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个博士论文答辩会有谢怀栻老师在场，必定又喜又惧。他提问提、作评论，话语不多，只是当事人、所有在场的人忘不了，那是一次答辩生毕业前难得的补课。

记得有次师兄弟答辩，先生对着一个脚注发问：你知道王宠惠是谁吗？德国民法典就是由他从德文译成英文，英美把他当做经典译著，咱们法学所就有这本书。恐怕直到今天，国内教民法的教授们，没有多少知道王宠惠其人、其事、其书！先生深知王宠惠其人其事，但他那场合并不炫博，他只就王氏民法贡献点到为止。

又一次硕士生答辩，先生指着论文中于理不通的某一段落，问该怎么解释。答辩人亡以应；先生接着问：这段话是您自己琢磨的，还是哪里引来的？答曰：别的书上引的。先生做结说道：别人的，就要加引号，做脚注。这样不就把错误的责任推给他了吗？！

有次法学所请先生给研究生谈谈如何写论文。先生对民法界理论创新评价很低。他说：动不动就是“新论”，依我看，国内民法学论文，还没有哪项创新站得住！接着，先生又评论博士论文常见的“概念比较、辨析”：他举例说：现在讨论股权的性质，动不动把股权跟所有权、债权、知识产权作比较，应该按与股权性质最切近的民事权利作比较就够啦!跟股权最切近的应当是物权中的所有权，跟债权比有啥意思？

先生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内学习民法，没读研究生，没有留学。但先生通晓德文、英文、日文、俄文。他对现在民法专业课程设置过多颇有訾议。他认为，民法本科生学好五门课就够了，宪法、民法、刑法、民诉、刑诉。这点上，我想先生大概是依照他的学习环境、老师水准，发论的。他没太顾及50年后咱们的教师队伍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