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老子》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理论缺陷
第七节 强调一理、攻其一端而不能遍举
管仲有言：“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是故，辩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之为治而计其意。”①然而，《老子》一书则恰恰犯了强调一理，攻其一端，而不能广举的错误，这也可以说是《老子》一书的又一个突出特点。
为什么强调一理，攻其一端，而不能广举呢？造成此种情况的最根本原因，就是老子并不是一位精通哲学理论的哲学家，他是一位国家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者，因此，他客观上能够接触到比一般学者更多的图书资料。这也就是他之所以能够抄袭《黄帝经·道原经》中一些哲学辞句，著书立说，全面反对黄帝治国思想的条件。老子也可能很聪明，长期对包括《黄帝经》、《易》经之类哲学著作的阅读，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会有一定程度上的理解。但却学得不精，其理解总感到“惟恍惟惚”，不甚确切。对于哲学理论如果没有系统性的、从理论到实践的长期研究，没有深刻而精辟的见解，只靠一知半解的“半瓶子醋”，就撰写学术著作，而且是全面否定黄帝的治国思想，这就必然如同武大郎向巨人开战一样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只好耍一点小聪明，玩弄一些文字游戏，故弄玄虚，自我吹嘘，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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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管子·宙合》。
不懂装懂地说一些人们难以猜摸的话以登台表演了。
在眼下，很多人都在崇信老子，捧其为中国“道家的创始人”、“哲学之父”、“智慧之父”的气氛下，我的这些话是很不入时，也很不入耳的，甚至已经有多年挚友说我“偏激”。不过，我的每一个认识，都有大量证据加以证明，是以充分的历史证据在说话，而且都是做到孤证不算数，无理而不说的。
关于老子如何抄袭《黄帝经·道原经》、如何全面反对黄帝的治国思想、如何哲学理论体系不全面、逻辑混乱、不懂何为道德而行诡辩等，我已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举例进行了分析。此节重点说一说老子对于“极反”规律的错误理解与乱用，因此，这就造成了其在论理上只能够曲说而不能遍举，强以遍举便出现自相矛盾的哲学理论原因。
“物极必反”规律，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中所论述到的、客观现实事物中所存在的一个重要规律。但是，正像任何客观自然规律的体现都有一定的条件制约一样，极反规律也同样有其特定的条件限制，而不能像老子那样，不分事物的具体条件，一概套用。简单地说，极反规律只存在于同性事物之中，而且其变化都有一定的客观条件所制约，抽去了客观的具体的条件，其事物便不会产生变化。极反规律的变化主要表现形式为量变。量变，就有一定的数、度。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是很重视数度之变的。如：夏热变冬寒，寒与暖都为气温。它是由地球自转轴与围绕太阳公转轨道平面呈现23°26′的倾斜交角造成的，若是没有这倾斜交角的存在，则地球上便会没有四季变化。而且，正因为其旋转运动，就存在周期性，因此季节之变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永远不会只存在是由寒变暖，或者永远是由暖变寒。所以，在《易》经中，就以《复》卦取象喻理以言其道；善与恶的变化，其性质都属于社会法理道德范畴，其变化是善恶言行的日积月累所造成。此所谓“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①无条件的变，就等于取消了是非界限，没有了界限之定，就无由区分善恶之所谓。无由区分，就变成了善恶等同。而老子之语中，多有谈事物之变不言事物变化具体条件的机械论述，因而就出现了以下情况：
以损为益、以辱为荣，以退为进、以屈为伸，以愚为智、以败为胜，以柔为刚、以弱为强，以拙为巧、以下为上，以后为先、以讷为辩，以及以“无为”为“有为”的一系列谬理：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②
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③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④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⑤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⑥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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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易·系辞下传》。
② 《老子·第二章》。
③ 《老子·第七章》。
④ 《老子·二十九章》。
⑤ 《老子·第三十六章》。
⑥ 《老子·第四十三间》。
⑦ 《老子·第四十五章》。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②
这些谬理，就是老子将事物纷纭复杂变化中所存在的极反规律当成了唯一的、普遍的规律理解而造成的。由此，就造成了一种论述道理简单、机械的体现。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有着主观因素、客观条件、时间过程、前因后果、以及判定其变化的一定标准的。抽掉了这些具体变化的主客观因素、特定条件、时间、因果关系、判断其变化的具体标准，就无以说变化。强辩就不是真理。非真理之辩，谓之诡辩。就像我们上边举到的例子，就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美就是美，如何到了老子的口中，美就是恶呢？善与妖又何以等同？强者又如何等同于死？弱者为什么就一定不死而能生？说到底，就是老子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是个似知非知、似懂非懂的“半瓶子醋”。举例而言，其虽通篇谈道论德，而且不断加以自吹。但却说：“天之道，利而不害”。这，能说明老子懂哲学么？
“天之道”就是天道，就是客观自然规律。客观自然规律对于人类而言，不是像老子所认为的“利而不害”，而是既有利，亦有害。人之所以要学道，就是为了用道。学，是为了了解哲学理论所阐明的客观自然规律。用，就是以哲学理论为指导，研究和掌握客观自然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以达到趋利而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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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子·第五十八章》。
② 《老子·第七十六章》。
害的目的。正因为如此，轩辕黄帝就说：“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①设例而言，高低气压、寒暖气流的交替会生风雨，风与雨既可以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授粉结实，又会给农作物造成灾害，我们进行气象研究，做出长期预测、短期预报，趋利而避害，就是为了大有作为。老子讲“天之道，利而不害”，这能算是懂哲学？主张学道就是为了“无为”，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弄不清，还能称作是“哲学之父”么？
将事物纷纭复杂的变化，简单、机械地只理解为物极必反一种规律起作用，其论道就必然要陷于辩于一言，言以一理，攻于一端的曲说之中，如此，其说不光是在一说之中不能成立，而且还常常会出现此一说同彼一说中的互相抵牾。如：“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与“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之间的相互矛盾，“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与“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之间的相互矛盾等等，就是其例。这亦就是只“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的一种尴尬！
不论古今，强不知以为知，著书立说就难免会陷入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说，就只能说废话了：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以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老子》的第五十四章，除了头一句外，一整段都近于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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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君正》。
话。同样，在第五十六章中，除了头一句话以外，则又贩卖的是“不可知论”：
知〔智〕者不言，言者不知〔智〕。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这一段话中，头一句的“智者不言，言者不智”，也只能说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并非普遍真理。因为，处于另外的一种具体条件下，该言而不言，亦并不一定就是“智”。
老子接下来的话：“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就是典型的“不可知论”了。崇神思想，对世间事物感到神秘莫测、玄妙而不可知思想，是产生一切宗教的社会思想根源。在中国的思想史上，正是“神道设教”活动，愚民之术的推行，老子在哲学上“不可知论”的鼓噪，为中国的宗教迷信开辟了市场，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对于老子的吹捧者，我可以提点合理化建议：应该大力宣传“老子是休谟与康德之师”的观点，要做些研究，找一找休谟、康德学没学过《老子》？因为，吹捧也该有一些证据，其“吹”也才能有些效果。
我在这里一再揭老子之短，目的只有一个：不要迷信。老子就是老子，不要将他吹成“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