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西方的戏剧家，除莎士比亚外，恐怕还没有哪一位能像易卜生一样，享有非常高的声誉。一方面，易卜生的戏剧，正对了中国现代文学初期的胃口。因为，那时也面临着易卜生戏剧中同样的社会问题，自然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界长期推崇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极力贬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再加上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似的，有一种打抱不平的心理，并发展成为一种阴影，甚至一种阴暗的心理。
亨利·易卜生（1828——1906），戏剧大师，易卜生主义的创立者。
易卜生自1850年写作第一部戏剧《凯替莱恩》后，到1899年，出版最后一部剧本《当我们死而复醒时》，发表了25部戏剧，包括诗剧、悲剧、喜剧、历史剧和问题剧，对世界戏剧的影响很大，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
易卜生早期剧取材于古代英雄传奇、民谣、神话，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如《恋爱喜剧》等；中期创作取材于社会现实，即社会问题剧，成为了19世纪在戏剧领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如《社会支柱》、《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后期创作具有象征主义成分，充满了悲观情绪，如《建筑师》等。易卜生最有影响的是他的《玩偶之家》，引发了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思考；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成为了当时中国文艺界的一个命题，形成了“问题小说”的创作热潮，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更是将“问题小说”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种类型的小说中，鲁迅的爱情小说《伤逝》是对易卜生主义的最好注解。在戏剧方面，胡适创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戏剧——独幕剧《终身大事》，也是他极力宣传和倡导易卜生主义的结果。
易卜生曾被称为“一个伟大的问号”。我想，一是指他的创作，他提出了问题，却没给答案；二是至今仍让不少人耿耿于怀，就是瑞典学院为什么不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易卜生？
1903年，在最后的角逐时，易卜生与比昂斯滕·比昂松（1832——1910）平分秋色，瑞典学院曾考虑颁给两人，但这时易卜生由于身体原因不再写作，而比昂松仍保持着创作的生命力，于是最后颁给了比昂松，他是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还是挪威国歌的作词者，他也是第一位出席授奖仪式并发表演说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人，无疑增加了盛会的气氛。就这样，易卜生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让人遗憾不已。
这样的问题也困惑着热爱列夫·托尔斯泰、左拉、哈代的读者，甚至专家。一方面与诺贝尔委员会所理解的“理想主义”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是，虽然他们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但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之际，19世纪已经过去，而他们代表的却是19世纪。既然诗歌这种古老的文学形式在超越时代性方面要比小说更具魅力，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一位诗人就不奇怪了。后来颁给了托马斯·曼、高尔斯华绥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算是一种补偿。这个时候，批判现实主义已成为一种伟大的传统，这些作家在各种现代思潮兴起之际反而显出了独特的个性，而且，经过一战之后，他们也成为了更具“理想主义”的人道主义者。
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事情是，当易卜生离开当时的世界文学艺术之都巴黎时，梅特林克却来到了巴黎。这位在易卜生写《恋爱喜剧》时才出生，而只比泰戈尔小一岁的梅特林克，后来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难怪有人把易卜生离开巴黎称作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把梅特林克来到巴黎称为一个时代的开始。他们的创作，的确不属于同一个时代。但他们都是自己那一个时代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