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在他的自传《无畏的希望》中写到：“……对于那些担心自己议员席位不保的政客来说，牵制他的还有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决定政治辩论的性质，规定哪些事情他能做，哪些事情他不能做，哪些立场他能坚持，哪些立场他不能坚持。四五十年前，这股力量是党派机构：大城市的政治领袖、进行政治交易者、华盛顿的政治掮客，他们的一个电话就能决定你事业的沉浮。现在，这股力量是媒体。”

    如今，深懂传媒操控之道的奥巴马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他继续利用其可以引领传媒的天然优势——包括其肤色的天然优势——来实现其政治梦想。

    在全球的范围里，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形式多样，很多国家和地区有明确的党派倾向的新闻媒体。在中国，除了我们的党报媒体，具有党派倾向的媒体是不存在的，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代表特定的阶层，或者特定身份的人来发布新闻和观点。比如曾经引领中国财经报刊新闻报道进步，并成为财经媒体总编辑黄埔军校的《中华工商时报》，如今影响力虽然大不如前，但是其阶级立场反而愈发鲜明，其为民营企业家代言的政治定位已经愈发清晰。经济日报旗下的《中国企业家》早就定位于服务企业家群体，成为这个阶层利益的政治代言人。

    如果说昂贵的纸传媒和电波媒体还是政治家、企业家、明星们的表演舞台，越来越多的互联网论坛成为了平民发表声音的话筒。十年前，我在光明日报的总编室做编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座位后边每天都会有成捆的投稿和来信希望发表，而作为掌握版面的编辑，我通读的不足其中的十分之一，发表的不足其中的千分之一，不是哪个编辑不愿意去多发表来自民间的新闻，而是报纸的高高在上的定位不能屈身，也没有足够的新闻纸容许我们屈身。连常委们每天都要关心自己的讲话在新闻联播上的播出时间多长，在人民日报头版发布相关消息的位置和版面，新闻的资源极度珍贵。在党报编辑那里，轮完了常委新闻还有部委和省份领导的新闻，还有司局和大学、企业、名人和明星的新闻，基本没有空余的版面留给普通人。如今这种不屈身的媒体依然没有屈身，但他们收到的群众来信肯定大大的减少了，编辑们也不用每天成百篇的看那些来信了。这些信件都变成了电脑里的文字，一瞬间投到哪个论坛里去发表了。也许不意间一个发牢骚的帖子就导致了一个乡长、县长、局长的下台。科技是生产力，科技也是民主的推进器，传媒科技尤其如此。

    中国不同于美国，美国有四年一度的选举阵痛，有政治公关的大肆宣扬，有议员更迭时的大笔宣传经费，有身价堪比最昂贵律师的政客演讲撰稿人，有选举新闻秀的名嘴和铁笔。中国有传媒但是没有新闻论战，尤其没有政治新闻论战。美国也不同于中国，中国有更加精密的媒体管理办法，有细到分秒的网络主题词和网络舆论动态变化的监测系统，有用通知可以控制的话题屏蔽系统，这使得看似无序的网络舆论得到某种程度的引导和管理，也使得中国的政治公关可以在人为控制的范围里发展其有限自由。过度自由的经济政策搞得美国经济危机重重，过度自由的政治竞争是否也存在某种潜在的危机呢？这是个问题。（这个话题太大了这里先不讨论，这个话题可以支撑一本专著，等有兴趣的时候去深入的分析一下。）适度自由的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适度自由的中国政治公关何时能到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