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地理与诗人的命运
林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选择徐志摩作为这篇文章的开头，大约是基于这些原因。这是一首大家都熟悉的诗歌，能背诵的人很多；“新月派”在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上的贡献，无人能敌，《再别康桥》算得上典范之作；康桥不仅是徐志摩的诗歌命运，他在《吸烟与文化》中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更重要是，这也是他人生命运的写照。我想，如果不是诗神的灵驻扎在诗人的心里，并引起灵魂的共振，怎么可能写作如此美妙且宿命的诗，并且这也是其他诗人所追求的境界——诗人死了，但诗还活着！再者，徐志摩算是我的启
大凡诗人没有不与地理发生关系的，不管他是云游天下，还是独守诗屋，但要在诗歌中写出诗人的诗歌命运或人生命运，总还是相当有限的。究其因，恐怕在于写作者是走马观花式的为写而写，只不过是证明曾经“到此一游”，还是用心灵在感应，用灵魂在呼吸，并且让自己的灵魂熔解在地理之中，成为地理的有机体。这并不是说，没有写出诗人命运的就不是好诗了，同时，能在诗中暗示诗人命运的也还有其他方式，只不过不在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
如果可以把屈原的《桔颂》算作地理诗的话，那么他的命运已在这首诗中：“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要是这比较勉强的话，他的《哀郢》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诗句：“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就知道他后来自沉于汩罗江就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了，已经在这里埋下了伏笔。被称为归隐诗人的陶渊明，在他写作的大量的地理诗中，《饮酒》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无疑是他人生命运的真实写照。他之所以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只做了80多天彭泽令就辞职了，正是由于他的“心远地自偏”。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只不过在说理，缺乏具体的形象，但他写的是大象，非小家子气所能比拟，那种气势已超越了大唐气象，讲出了贤者的普遍命运。虽短，却可视为唐诗的压卷之作。有人会抬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首抒情长诗的确气象万千，令人心旷神怡。最矛盾的诗人可能要属李白了，这个被称为“诗仙”且才高八斗的诗人，游遍了大江南北，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地理诗。在大张想象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说道：“能安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事实。他与高力士的故事，经久留传。但他在《夜宿山寺》里“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时时想着能听从自己的君主，而在“安史之乱”时因此获罪。伟大如唐明皇者，尚不能把握自己及国家命运，而况诗人李白乎！真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诗人的灵魂在于流浪，正如他所折服的崔灏在《黄鹤楼》所言：“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为什么呢？即使在所谓朗朗乾坤之际，在诗人的心里，也往往是李商隐在《乐游原》里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所以，爱情诗人李商隐追求的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要说催人上进的，当要数王之涣的《登鹳鹤楼》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由写实而象征，由象征而哲理，就不仅仅在说诗人了，而是“登高者”必备的素质。渴望“致君尧舜上”的杜甫，注定了在“盛唐气象”时难以得志，因为他不太适合时代精神，当时推崇的是李白，无论他如何夸耀李白，在众多自视其高的诗人眼里，不过拍马屁而已。但是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之后，他真是做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他的自信有道理，证明了是金子就要发光。对于诗人来说，历来就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生存压力将多少人的梦无情地碾碎，白居易肯定算得上学习的榜样，因为他能够做到不怕挫折，如他到长安不久就写出了《赋得古原草送别》，让人耳目一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既要有顽强的生命力，还要有百折不挠的韧性。柳宗元的《江雪》却是另一种风骨，与白居易形成对照：“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很有江子牙风范啊！“山雨欲来风满楼”，既然是许浑在《咸阳城西楼晚眺》，说明每一次诗歌论争，都是有先兆的，其他领域也一样，乃经验之谈。
唐诗如此，如果再来考察后世的古地理诗，同样会发现这种奇妙的现象。从苏轼一生来看，《题西林林壁》不正是他人生命运的写照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纷繁复杂的人生与社会，谁能看透呢？虽然陆游一生经历了无数坎坷，但他收复失地的心愿未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乐观的一面：“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真应了“天无绝人之路”或“车到山前必有路”，即使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可以看作鲁迅的诗意人生，虽然他不是第一个写新诗的，但他是第一个写现代小说的。正是鲁迅等人的开创，一条条的路被开拓出来。正所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毕竟是“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对于龚自珍来说，则是“落红不是无情物，花作春泥更护花。”非至高品质，大家之气与牺牲精神则不能为之！
要论及“诗歌地理与诗人的命运”，外国诗也是不可少的。由于篇幅所限，只好挑选只个代表了。在学生时代读到叶芝时，最欣赏他的诗是《茵纳斯弗利岛》，不要说他在那里能够按自己的内心生活，更有灵魂的共鸣：“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到/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是灰暗的人行道，/都在我心灵的深处听见这声音。”但叶芝放不下的东西太多——爱情与爱尔兰的复兴——并没有真正隐归，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又未必不可以认为，爱情与爱尔兰的复兴，才是他真正所要建立的茵纳斯弗利岛。这里不能不提到法国诗人瓦雷里的长诗《海滨墓园》，这是一首我读过多遍的诗，据说，在他的墓碑上，就刻着其中的诗句：“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这样的墓志铭，该是对诗人最高的奖赏。我不得不说到具有哲学家气质的艾略特，这个为西方现代诗歌扔下原子弹的诗人，在地理诗的写作上，也呈现着哲学的意味，这当然不是指他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荒原》，我是指他的长诗《四个四重奏》，其中他在《小吉丁》里开始就是：“在我的开始里就有我的结局”，并在诗中反复多次。如果对比艾略特与威廉斯两人的诗歌命运，这是多么准确啊！就英美新批评的命运来看，也是如此。
如果说《再别康桥》是清新之美的话，戴望舒的《雨巷》则是凄幻之美，这是美的两极，具有平衡作用的当是卞之琳的《断章》，这才是典型的朦胧之美：“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艾青的地理比较广阔，他的命运大有“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啊……”但这才心灵的歌唱，即他在《我爱这土地》所吟咏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中断歌唱那么多年，却缺乏对中国命运的认真反思，这也是那一代文人的共性。在“中国新诗派”诸诗人中，袁可嘉的《南京》虽不被人重视，但看到这样的句子：“一梦三十年，醒来到处是敌视的眼睛，/手忙脚乱忘了自己是真正的仇敌；”应该是发人深思的。罗门的《麦坚利堡》是写战争诗的另类，它开头一段只有两句：“超过伟大的/是人类对伟大已感到茫然”，在警醒之时，是否感到了更大的茫然？
在北岛是《迷途》，尽管他找到了“那深不可测的眼睛”，相对而言，杨炼是不是要清醒得多？为他获得大名的《诺日朗》，是这样结尾的：“此刻，在世界中央。我说：活下去——人们/天地开创了，鸟儿啼叫着。一切，仅仅是启示”！比起男诗人动辄就要创世来说，女诗人要现实得多，比如舒婷的《神女峰》就宣称：“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其实，舒婷的“祖国”不是别的，恰恰是他的丈夫与儿子，只要读她的散文便知。要作“当代英雄”的韩东，他的《有关大雁塔》既是寓言，也是启示录：“我们爬上去/看四周风景/然后再下来”。这可以说是大多数写诗人的命运，特别是那些缺乏天赋更缺乏创造性的作者。《圆明园酒鬼》，黑大春自画像，同时也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伊沙的《车过黄河》最具惊世骸俗的刺激性，他在解构一个巨大的隐喻时，又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隐喻。在文化意义上，他是真正的弑父娶母者。然后就一路杀过去了，最后还是回到了《唐》的怀里。在旅游兴盛的当下，写地理诗的很多，但形成规模且最有特色的诗人，恐怕要算安琪，几乎可以说她就是地理诗人，她在《任性》里就给自己下了命令：“你一辈子都是在打诗歌的天下”。她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付诸行动，强大的诗歌史情结，推动着她完成了煌煌巨著《中间代诗全集》的编辑出版，因为，她在《九寨沟》里说：“文字在手，诗与我融为一体，它是我的血液和真实/精神能力制造语言”。这首诗的主题比较复杂，涉及到对男权的解构，环保，宗教，世俗与自然的矛盾，等等。
即使我从这个角度来谈地理诗，也只能做到浮光掠影式勾列，无法举出更多的案例，更无法加以分析，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如果以此为选题，差不多可以写成一部专著。虽然我不常写地理诗，但像我的《御临河》，也暗示了我的命运，最近我在《溪水边》更是说：“在溪水边领受了灵命日粮/一行人前往迦南美地”。
从诗歌的角度来看，这种憧憬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如果仅从人生出发，则又可以回到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但这显然不够。我觉得，我们的写作应具备这样的元素，即索尔仁尼琴的思考：
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