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湖状态下的农民工骚乱危机
关键词：农民工 敌视情绪 生理压力 民工子女教育
最近有网友善意地在线提示：经济不景正加大广东的治安压力。
春节后深圳、广州提供的职位比去年下降三至五成，僧多粥少，外来民工就业形势严峻。官方预计，节后入粤民工达到九百七十万左右，近两成没有提前联系好工作。广州市公安机关表示，大约有近四十万外来民工仅仅带了少量车费，他们身上所带的钱财甚至无法在广东度过一星期。这些盲目入粤的民工将面临失业和生存的压力，从而成为具有违法犯罪倾向的“高危人群”。
朋友提示——老板们小心。远离“高危人群”！
这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确实部分客观地反映了都市人群对外来农民工的敌视情绪与矛盾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
先来看一组调查数据：根据上海市总工会统计，2008年上海的770万产业工人中，就有380万是外来务工人员，占工人总数的近50%。
数字100市场调查公司2004年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做过一项调查，实际完成样本量327个，调查结果是：民工受歧视的问题比较普遍，55%的民工认为自己在城市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对待，认为受到较大或很多歧视的比例达到20%。调查显示，民工感觉最难接受的是：被嘲笑、作弄或遭人白眼(22%)；被执法人员随意扣留罚款(13%)；服务人员对民工态度明显较差(12%)。
《瞭望东方周刊》就都市人群与农民工之间关系的问题在天津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他们的回答是：“没想过要和他们交朋友”；“他们那么脏，怎么可能互相交往”；“他们没有户口，没有个单位，没有个固定住处，上了当哪里找去”；“没有共同语言，在一起说什么呢”；“和民工交朋友？没有搞错吧，农民企业家还差不多”。
零点研究集团2008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进城务工者普遍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他们当中有72%的人表示愿意与当地城市居民交往，有82% 的人“喜欢城市的生活”，69%的人“希望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90%的人“希望能被这里的城市居民尊重”。但结果往往令他们失望。调查同时显示，民工最反感的歧视内容在三个城市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北京主要是拖欠工资、被人嘲笑作弄、被人扣留和罚款；上海主要是被人嘲笑作弄；广州则主要是被人扣留罚款以及服务人员对民工态度差。
每年春节前夕，在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的一些现代化居住小区里，会出现这样的文字：“春节将至，民工回乡，希望广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强防盗意识。”这显示出，一些城市出现了“妖魔化民工”的趋势。
杭州某商场工作人员拒绝四个看起来像“民工模样”的男人进入该商场；某房产广告称“小区安静，没有民工骚扰”；某公厕上告示“民工禁用”；苏州一高档小区抵制民工入住，即使这些民工是以合法的租用手续入住的；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东溪村公园的门口曾悬挂这样一个告示长达一年之久：禁止外来工入园，违者罚款100元……
农民工在外乡所遭遇的还不仅仅是心理的打击，在生理上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999年全国性病患者达800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城市外来民工。据统计，2002年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有224.4万人，已婚或成年民工的正常性生活，因各种因素得不到适当地满足，部分人因此患上性压抑症。
《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在回答“多久过一次性生活”一项的显示中，选择“一星期过三次以上性生活”的男性农民工只有5%，而女性农民工是0%；有19%的男性、18%的女性选择了“时间长了记不清”。在“据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样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没过性生活了，他们会选择干什么”这一道选择题时，男性农民工21%选择“找小姐”、18%选择“整夜睡不着”、18%选择“喝酒麻醉自己”、25%选择“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女性农民工有19%选择“拼命干活发泄”，5%选择“强忍着”。
《瞭望东方周刊》对民工做过一次调查，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之后，记者发现，工作之余民工的消遣方式十分单一。其中，男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举为(可重选)：无所事事(67%)、找老乡聊天(40%)、打牌或者打麻将(19%)、给家里打电话(19%)、喝酒(11%)，有5%的男性农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女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举的有：给家里打电话(52%)、逛街(35%)、找老乡聊天(28%)、看书读报(27%)、吃完就睡(20%)。而城里年轻人业余生活中“上网”、“泡吧”、“参加培训或自学技术”、“谈恋爱”等主要项目，民工很少选择。
在回答“城市打工生活，您最大的感觉是”这一个题目时，22%的男性民工、30%的女性民工选择了“空虚寂寞”。
社会在发展的同时，我们政府所带给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是生活品质的提高还是降低？是进步还是倒退！
再来看关乎中国未来的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
中国目前正处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破原来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
二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谋生，但又不可能获得“流入地”的合法身份，其身份只能是“进城务工农民工”。由于体制原因，他们在许多方面不能与所在地居民享有同样待遇，而他们的“第二代”不能与流入地孩子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则是最重要方面，而这种不平等造成的后果将最为严重。因此，许多孩子只好辍学，或帮父母打工，或在街头游荡。为了解决这种矛盾，许多地方开始出现“农民工子弟学校”，对这类条件设备极其简陋的学校，一些地方政府的态度从开始的歧视、关闭到现在管理、支持，无疑是相当大的进步。
这种学校虽然使民工子女在受最基本教育方面功不可没，但毕竟是中国社会转型教育体制新旧过渡时的特殊产物，其最大缺陷是仍将他们的社会交往限制在“农民工子女”之中，增加了以后融入所在地主流社会的困难。从小生长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对家乡的记忆、感情和“新旧对比”远不如他们的父辈，但从身份上说又不是“城里人”，因此他们将更无归宿感，更感到没有家园可依，因此对种种不平等待遇将更加敏感、更加怒气冲冲。
如果这种状况长期没有改变，随着他们长大成人，对社会将产生何种的影响确难预料。这是政府和全社会必须及早认真思考、对待的问题。
开放、改革与城市化，时尚的生活方式与轻储蓄的理财方式，无一不在动摇中国传统的生存标准与存在的根基。
在家务农种地不赚钱，甚至不能养活一家妻儿老小，自然就没有心思种田；即使呆在家里也被讥笑为没本事、没出息、不思进取。毕竟好男儿志在四方，是要去征服天下的。而女人，不管是年轻正在追求时尚的还是已经徐娘半老要追回青春的，都怀揣到繁华而时尚的大都市才能享受被关注、被重视的感觉，得到出人头地机会。
所以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只要还能动的，就都在追求外面的世界。当外面的世界可以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能够得到比较稳定的生活，而不至于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他们就带出了更多的乡里乡亲。如此就构成了都市里的新移民一族，这些客居都市的人把在都市里有一席之地作为努力的目标，把乡村与传统的一切都认为是丢脸落后的东西，并洗心革面做城里人。
一旦把农民从土地上连根拔起，所拉动的就不仅是一些泥土，更重要的是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平和的根基不稳。
终于原本生活在都市里的收入低微的人，自己原本宽敞的生活空间被充满了，原本安稳的就业机会被剥夺了，甚至原本稳定的家庭生活都增添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住房商品化了、教育奢侈化了、看病会倾家荡产、养儿防老更成为过期的逻辑。铁饭碗被打破了。部分原本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或者下岗了，或者到别的城市去打工。
这似乎才是本文开始所说的都市人与农民工之间尖锐的矛盾的根源。
在以制造业与农业为主体的社会中，事业的成败与所受到教育程度的高低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甚至会是“倒相关的关系”。
入世之后数年，外贸的路逐渐被堵死之后，中国逐渐从出口型导向转变成为进口型导向，同时，那些企业从赚老外的钱转变成为要给老外送钱，转变成为内销，同时也带动原本是国外的商品进口到中国，来抢占这个市场。
以上所说还是农民工就业问题不突出的情况，那么回到文章开始所说的，当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危机导致全球性的经济环境越来越严峻，国内的房地产面临价格狂泻临近崩盘，就更是加剧了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
事实证明，一个人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东西，不去奢望，得不到也就不会感觉失落；但是当一个原本曾经属于自己，或者认定就是属于自己的东西，重新失去了，总是会有巨大的落差；财富与金钱也好、感情与婚姻也罢，莫过如此。因此即使在外就业找工作有困难，农民工恐怕都很难再安心地回到穷乡僻壤去过落寞的生活。
我们不能怪别人贪得无厌，原本期望值就是水涨船高的。
这还不单纯是个人，小到家庭大到国家都是如此，否则也就不会有什么GDP与可支配收入年年要求攀升的心理预期，甚至在增长速度一直在10%以上，即使降落到8%都会觉得是一件让人郁闷的事情。
新华社姊妹刊《瞭望》杂志担忧地称“提前返乡的1000万农民工如果在春节后仍继续成为失业者，迎来天安门事件20周年的今年有可能爆发大规模骚乱事件。”
中国的出口产品大多由中小企业生产，而中小企业大多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近80%的工业岗位就业机会。如果世界经济陷入长期的衰退（2年或更长），出口订单持续萎缩，这些企业将陷入严重困境，会有大批企业亏损、停工甚至倒闭。新增上千万乃至数千万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失业人员，他们回乡无地可种，回家无老可啃，也无低保可吃，找工作无门，整日游荡在各大城市街头——后果十分严重，这将严重影响社会安定。
现在这些失业的农民工为了找到一份工作，今年春节刚过他们又大部分提前出来了。国际经济形势依然严峻，那些靠外贸订单的加工企业依然处于裁员、停工状态；随着去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中国的出口加工业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外商撤资潮、中小企业倒闭潮、民工返乡潮。再接下来，钢铁、建材、有色、汽车、机械、化工、煤炭、电力等曾经迅猛扩张的各大行业也纷纷走入低潮，大企业或降价、或减产，小企业或关停、或并转，盈利前景一片暗淡。至此，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全面掉头向下，且减速之快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仅有。
由于中国社会保障系统的不完善，大多数失业的农民工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已经失去了土地，打工收入是唯一的生活来源。当他们进城如果找不到工作，带的盘缠又花完了，社会救济又跟不上。——会出现什么局面？
2000～3000万农民工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即使分布在100个城市，每个城市平均也有2、30万之多，正在成为悬在中国社会安定局面头上的“堰塞湖”。
从心理到生理，从子女教育到外界的排挤，如果这些人找不到工作陷入绝望状态，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有关部门是否已经有了成熟的应对方案？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但愿中国平平安安渡过2009年。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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