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易富贤
1、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中国工资收入水平占GDP比重很低，只有12%，而税负又是全球第二，那么我们理应享受良好的民生服务。我们的医疗、教育应该免费或者低成本，我们应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事实上，我国现有财力能够支持对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的更高投入。
但是由于行政成本增加和腐败等因素，垄断企业与资本和财政税收正在形成我国社会的三大寡头，他们三者合伙起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国家无力在民生方面加大投入。《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5日载文指出：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近日指出，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我国现在每年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比例却是世界第一。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占世界的2%。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2%，其中相当部分用于维持官僚机构的运转，而欧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都在45%以上。中国的低保，2004年中央财政负担105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73亿，还不及公款吃喝费用的1/10。
相对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1979年之前中国基础教育的进步令人刮目相看（基本上是免费义务教育），不少地方曾搞过普及中小学运动。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当时也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
然而中国在1980年实行严厉计划生育后的同时，也降低了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国家对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见的，降低到仅占GDP的2-3%，很多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教育成了家庭的主要负担，导致现在还得靠出卖廉价劳动力。2003年9月，在仔细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认为，中国的教育经费不仅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低得令人吃惊，而且政府预算部分只占其中的53%，另外的47%是由家长或其他来源填补的。她说，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竟然以世界教育总支出的1.04%，担负着全球正规教育在校学生中的17.9%。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4%。但是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近年来却一直在下降。2005年全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是2.16%，低于2004年的2.79%，也低于2002年的3.41%。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报道：“仅仅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国防开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
由于政府无力投入，在医疗、教育领域，管理部门以“市场化”为借口，政府回避提供公共福利的义务，将民众抛向积弊丛生和缺乏约束的垄断行业；在房地产领域，地方当局更依仗其唯一的土地供应者的强势地位，利用大规模城市拆迁、集体土地征用及饥饿供地等方式，进行“城市经营活动”，导致地价屡创新高，房价居高不下。一方面，民众履行了纳税义务，却需要为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向垄断行业再支付一次不合理的代价；另一方面，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滚滚财源。一方是不可替代的基本生存需求，另一方是不可动摇的垄断地位，这种力量悬殊的对比，更决定了民众在博弈中的绝对弱者地位。
《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5.3%的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市场化后医疗、教育、住房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2、教育产业化
在当今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教育的主要投资者是政府，特别是初等、中等教育，居民负担的比例世界平均不到8%，而我国的现实却远非如此。2002年，在教育投入总量9248亿元中，国家投入3107亿元，占33.6%；社会投入346亿元，占3.7%；个人投入5795亿元，占62.7%。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学级中个人都是教育投入的主力军。世界上只有7.5%的国家，个人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超过10%，中国即是其中之一。国家投入的经费，小学占36.0%,大学占23.6%，初中占22.6%，高中占12.5%，中专占4.0%，幼儿园占1.3%。
2002年初中生人均国家投入1062元，尚不及个人投入2147元的一半，个人投入占67% ,“义务”二字早已名存实亡。
小学的情形稍好于初中， 2002年生均个人投入1142元，个人投入占53.7%，比1998年下降7.2个百分点。
高中学校的收费标准以每年14.7%的速度递增，2002年生均个人投入达4825元，占全部投入的70.1%，成为高中投入的主要来源。高中已成为个人教育投入的第二个重点。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张路雄教授对中国教育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城乡教育差距在中国教育不平等中表现最为显著。主要表现为城乡间学校资源和受教育机会的巨大反差。我国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加剧了城乡教育的差别。城乡教育差距还表现在进城农民子女得不到平等的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考察城乡教育差距的形成原因，除了形成城乡差别的根本制约因素外，不合理的财政制度是使地区及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因此，解决教育的城乡不平等必须从改革财政体制开始。近年农村又出现另外一个现象，计划生育导致生源减少，小学合并。以前小学生在自己村里的小学读书，小学合并后，学生需要到几里、甚至十几里外的中心小学读书。由于孩子小无法生活自理，另一方面这些学校大多没有住宿条件，结果需要父母付出半个劳动力来接送孩子上学。由于经济差距和财政制度使得农村教育经费短缺，农村教育投入与城市差距巨大，而教育成本又与城市差距不大，尤其是高中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是市场化教育，教育成本基本上等同于城市人口的教育成本，而城乡收入差距又高达5、6倍，大多数农民家庭不堪重负。
重点中、小学制度则是城市教育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重点学校制度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择校生和高额择校费现象。一些重点学校还以改革的旗号办起了民校，一校两制，教师的收入大幅度提高。由于教育部1992年有关政策制定的失误，使得这一现象越演越烈。这一荒唐制度产生的根源是：在教育产业化的大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造成教育供求关系的改变。独生子女是父母的唯一希望和寄托，心怕亏待孩子，“望子成龙”，每对父母都将独生子女当成“精英”来培养，教育供求关系决定了教育的不合理收费。很多一般的家庭也不顾经济实力为孩子买钢琴、送孩子去各种培训班，额外抬高教育成本。但因为“独柴难烧、独子难教”，花了高额费用后往往难以得到预期的教育效果。中国人的“孟母情结”是教育成本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产业化得以推行的重要社会学基础。
在教育经费比例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盲目扩招，高等教育更是让城乡居民不堪重负。1999年随着并轨令的下达，公费上大学划上句号，学杂费陡涨65.2%。此后，随着收费标准的不断提高以及学生数量的快速增加，个人投入继续猛增，2000年个人投入增143亿元，2001年再增260亿元，2002年更增366亿元。5年间个人投入每两年翻一倍，5年增加5倍，年递增速度高达41.1%。国家和个人两大主力的巨大投入促成了大学投入总量每年30.6%的高增幅，升速居所有学级之首。
目前高校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高达66%，而国外这一比例通常在13%―15%。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加上学校机构臃肿、冗员泛滥（中国高等教育的资源浪费情况非常严重，是最大的大锅饭），还有扩招之后的硬件投入等等也都加大了教育成本，导致现在家庭教育成本奇高。20年前，大学每学年的学费只有200元（当时很多大学不收费，有的专业甚至还发足够学生基本生活的补贴），现在已经冲破5000元大关，增长了25倍。一名农民辛辛苦苦13年的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根据人均收入与学费之比，中国现在普通高校的收费高于其他国家的贵族学校。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贫困生调查报告》的结论显示，2006年，有6成贫困高考生凑不齐学费。报告称，包括生活费在内，平均每年每个贫困高考学生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支出在6780元左右，高于他们的平均家庭总收入4756元，超过2/3的家庭入不敷出。81%的家庭总收入尚不足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10.2%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高达79.8%，只有4.7%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在40%以内。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一位官员尖锐地指出：“如果说高考是进入大学校门不可回避的门槛，那么对于那些贫困家庭而言，大学学费则是另一道难以逾越的隐形门槛。筹措学费的困难，甚至远远高于通过高考的困难，现在，6成顺利通过高考的学生正面临这道比高考更难跨越的隐形门槛。大学新生的贫困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超越教育范畴的社会问题。”
在教育方面，根据2004.10《“我国教育公平的理论与现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的研究：国家重点院校党政干部子女与工人子女、农民子女的入学机会差距是31.7：4：1，也就是说，干部子女的实际入学机会是农民子弟的31.7倍，是工人子弟的7.9倍。
假如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从目前的水平提升一个百分点，大学学费就可减半，中国就可减免贫困家庭学生的全部学费，消除大学生的辍学现象。2005年的财政收入达3万亿元，提升一个百分点就是300亿元用于教育。2003年全国高等教育收费约400亿元，按照这一标准，可以减免大部分学生的费用。
而要是真的依照联合国的建议将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从2005年的2.16%（0.39万亿）增加到6%（1.09万亿），或者只增加到世界平均水平5%（0.91万亿），高中阶段的免费教育将一点都不成问题，学生还读不起书吗？
就是说，中国的国力完全可以使得人口资源变为人力资源，但是由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人口资源不能及时转变成人力资源，在很多人看来人口是负担而不是财富。
3、住房
一般认为，房价与家庭年收入的比例在3～6倍之间比较正常。然而在国内，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10～20倍。我国城市家庭购房平均要花掉其13.4年的收入，温州、上海、杭州等地的居民购房，甚至需要花费超过20年的家庭收入。
目前中国房价持续攀升，与社会普遍的经济预期有关，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上升国家，今后的房价还有上涨空间，房产商抓住这一大众心理，推高房价、极力迷惑民众进入房地产市场，一方面以此用最快速度获得暴利，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吹大房地产泡沫。到那时，即使是洪水滔天，对他们亦不会有多少影响，因为钱早已落袋平安。
在其他国家，年轻人购房都是等工作多年，有一些经济能力后自己买房。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引起家庭结构畸形，子女刚结婚就需要父母帮忙买房。这也是目前房市畸形的原因之一。
房价过高的另一原因是财富分布的不均匀，比如建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只要不到20万的成本，房产商以20万卖出是有利可图的。但既然财富都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这些人愿意花费100万去买成本价60万的房子，房产商当然更倾向于建高档住房了。这样必然影响普通住房的价格。
中国富人控制房地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没有房产税。美国20万美元左右的房子，20％首期付款后，分30年付款，每月需要还银行900美元左右，还得缴纳近400美元左右的房产税。第一栋房子的费用要低，第二栋房子的利息和税就要贵多了，要是富人买几栋房子，即使全部付清，每年的房产税也是巨大的，倒不如将钱用在其它投资。中国没有美国那种高房产税，富人只要付清房款后，几乎不要担心其它费用。很多开发商看中今后的房价上涨空间，修建大量房子，即使空着也不卖、不租，因为他们知道房子的上涨价值比银行利息和股票增值要高，他们一直等着高价位，并且即使今后几年真的出现“房产泡沫破裂”，也只影响中、下层房产商，对有能力炒长线的大户是没影响的（可能反而更有利）。另外，投资房产可能是某些人洗钱的一种手段。要是财富均匀分布的话，房产商考虑的是短期收回成本，房价不可能很高，住房就单纯是为了满足人们现在的需要了，众多身负巨债的“房奴”和无债一身重的准“房奴”可以安居乐业。
4、医疗产业化
来自卫生部的统计数字显示，上世纪80年代，全国一年的总体医疗费用为143.2亿元，到2003年上升到6623.3亿元，20多年增长了40多倍。与此同时，在总体医疗费用中，需要个人支付的比例，也由21.2%上升到55.5%。中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的比例不到40％，是世界最低国家之一，而发达国家是70％以上，发展中国家也达60％。另外，中国医疗价格上涨之快十分惊人，据统计，90年代我国综合医院门诊病医疗费用每年递增20％，住院病人住院费用每年递增17％以上，成倍地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之类的民谣与各种无钱就医等死的悲惨故事不绝于耳。89%的人觉得用于看病的钱在家庭开支中的比例上升了；60%的人表示看病贵很明显；90%的人对医保极不满意。农村医疗体制基本崩溃，农村乡镇卫生从业人员数，上世纪70年代平均为350万人，到80年代降为250万人，最近更降为不到50万人，农民的医疗质量明显下降，现在中国农村有一半农民看不起病了。钟南山院士认为“政府投入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是看病贵、看病难的根源之一” 。世卫组织(WHO)2000年评估称，中国卫生医疗的公平性在191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188位，倒数第4；总体绩效评估，中国仅列144位。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得出的“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 、“卫生医疗是倒退的”等结论，卫生部门很多人不服气，他们说中国医疗水平有提高，怎么倒退了？ 1949年到1981年，中国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68岁，远远快于印度，但是1981年到1999年印度预期寿命延长9.1岁，而中国只延长2.3岁；1970年代中国预期寿命比韩国长0.6岁，2003年比韩国短5.4岁。无论横向还是纵向看，中国医疗事业都在倒退。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命价值的提高，对医生的素质和责任要求提高，医学教育比较辛苦（中国医学学生五年的学习期间远比其他学科辛苦），医生责任大，工作辛苦，工作时间长，随时要加班，节假日也得查房，并且经常要参加考核，各国的医生待遇都比较高。中国医生的待遇比其他行业高一些原本是正常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中国的医疗改革曾经效仿美国，而美国的医疗制度算是世界上成本最高的制度，美国自己也是积重难返。中国的医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美国。美国医生的训练周期之长为世界之最（其中成本浪费很大），美国医生都是博士毕业，想当医生的人，都必须要在精神上，经济上磨练一番。而美国医生在工作时间长度、工作强度、工作风险等方面也比其他职业艰苦。
中国医生平均起来依照美国标准，相对于老百姓来说工资并不低。中国的医疗不公平已经远远超过美国。难怪世界卫生组织称中国卫生医疗的公平性全球倒数第4。但是现在医疗费用高主要原因还不是医生工资提高，而是药品和器械这个黑洞。“医药代表”这个暴利行业的诞生是中国医疗成本增高的标志。成本很低的药品可以以数十甚至数百倍的价格卖出，普通的药物换一个怪名称就以高价出售，为了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制药厂家和销售公司/代表提供给医生高回扣，一个中等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可能获得的“灰色收入”常常是惊人的天文数字。医生和药剂科的回扣还只是一小部分，制药厂家和销售公司/代表还拿走很大一部分。因此要降低医疗费用，必须严格监管药品的销售渠道。
5、消费阶层化使中国人普遍感到穷
市场价格是跟着财富走的，贫富差别太大，有些特殊物价必然上抬，连中等收入家庭都有“穷”的感觉。比如假设北京为人口1000万，颐和园的门票是10元的话，80%的普通市民有经济能力参观，门票收入8000万；但由于贫富差别大，有人愿意出高价，公园将门票提高到200元，结果只有10%的人愿意参观，这些地方就成了富人们的私家公园了，但门票收入反而增加到20000万，增加2.5倍，而由于参观人员减少数倍，维护的费用相应减少，颐和园当然愿意提价。但普通工薪阶层要想全家参观一次颐和园得下很大的决心，觉得非常贵。结果公园、风景区、博物馆全变成富裕阶层的私人领地了。
医疗、教育等服务行业也一样。电力、电信、烟草等垄断行业更是如此，因为各级政府都存在通过行政性垄断取得更多财政收入的偏好，只要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对垄断行业就会听之任之，甚至加以保护。
依照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是可以逐渐形成一个中产阶级的，财富分配的结构呈“橄榄型”，社会也趋向稳定。但是由于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中国财富分配的结构呈“哑铃型”，一头是巨额财富，一头是庞大的贫困人口。并且中间这个柄很细，但很长。因为“长”，就形成分层次的消费阶层，在上层财富的拉动下，这个柄起着导体作用，将整个消费拉高；但是因为“细”，使得缓冲作用非常脆弱。
北大副教授、《实话实说》前主持人阿忆2006年在博客中公布了自己的工资单（月薪4786元），以证明自己的收入之低，引起一大批高校老师的附和。其实即使中国工资总额占GDP比例提高到美国的58%的水平，阿忆的工资也相当于美国的172473美元，超过哈佛大学正教授的水平。大牌球星郝海东在电视上诉说足球运动员比民工还苦，时时遭遇欠薪。银行业的员工也在进行世界范围比较，为自己的工资低叫屈。房地产商也哭穷。
中国目前都感到“穷”的原因是中国阶层隔离，形成多个无形、封闭的消费阶层。一个白领月薪上万元，从全国来说，算是高薪，但是他的朋友圈子大多是两三万月薪的，他有压力，他买不起郊区别墅，他不能经常到海外旅游，孩子上高档私立学校也有困难；月薪三四千元的，孩子择校都有困难，买车也成问题，压力大；由于基本消费品的物价被高薪的抬高，月薪一千元的，连基本生活都有压力；而月薪四五百元的农民工，是绝对贫困，要老天保佑千万别生病才能勉强度日。
中国人的攀比心理和面子问题不容忽视，给烟草等垄断行业以及奢侈品提供了大量利润空间，天价月饼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繁荣程度与中国的经济总体水平不协调，这虽然主要是贫富差别所致（富裕阶层的消费需求），但是与普通老百姓的攀比也有关。
工资是普通人收入三四倍的美国医生或公司管理人员，骄傲得像只小公鸡；中国月薪四五千元的医生还是感到穷，他们的服务对象很多是月薪数百元到上千元的普通百姓，赚的是这些人的养命钱，但他们的消费标准却要与那些每月黑色/灰色收入过万者比。其实只要贫富差别降低到合理水平，消费自然理顺。
正是因为消费圈的阶层化，导致大家都感到“穷”，这也是官员贪污腐败的重要原因。
现在的“穷”并不是因为物质短缺，而是因为分配和消费制度，可以说现在的“穷”是人为的。只要改变这些制度，打破消费的无形阶层，老百姓会感到“富”，官员感到有尊严，趋向自律，社会会趋于和谐。
6、消费率持续走低
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过低造成需求不足，而贫富差别太大导致有消费能力的没有消费意愿（消费饱和）和投资意愿，有消费意愿的没有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也导致人们不敢消费。储蓄率高是对未来信心不足的表现。在谈到“你为什么储蓄”的问题时，排前五位的依次是：应急、教育、住房、养老和医疗。财富在流动中才能增值。贫富差别太大意味着有消费能力的人花费一小部份财富消费就饱和，大量财富不能进入市场，而有消费愿望的人却没有消费能力，结果市场萎缩，市场萎缩意味生产萎缩。因此要保证社会发展，必须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实行财富再分配，减轻贫富差别，才能增加内需，才能提高生产水平。
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持续降低，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即居民消费率更是如此。在上世纪80年代，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在62%以上，到2005年降到52.1%。居民消费率已经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而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消费贡献率已由“九五”末期的73%下降到4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80%。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帆指出，从1990年到2005年，16年的时间中国投资增速年均增长20.8%，消费年均增速只有4.1%，同时，年均GDP的增速也远高于消费的年均增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现实购买力严重不足，成为制约中国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消费的萎缩导致商品积压与生产萎缩，企业也就不得不裁员或者倒闭，失业者自然也相应增多。据李志宁的估算，2002年中国“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而西方国家通常不会超过1%。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为1.23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3.8%。消费的萎缩导致目前这种“无就业增长” 、“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怪事，从长远看也必将降低经济的增长。
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鼓励消费，但是由于贫富差别太大，政府的措施等于是掏走老百姓的养命钱，但是又不能让老百姓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无后顾之忧，结果是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别，将老百姓推向绝境。比如近年大学扩招，政府最主要的目的是看中老百姓的银行存款（而不是真的为了发展教育，因为国家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想以此拉动消费，但由于政府看中的存款大部分不是普通百姓的而是特权阶层的，结果导致底层的老百姓不堪重负，近年因为儿女考上大学无力提供学费而自杀的悲剧性事件时有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