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冰点”到《财经》，媒体人该思索什么
鲁宁：2009年第34期《凤凰周刊》
2005年的年初，中国青年报爆发“冰点”事件，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刊发于“冰点”的一篇重新评价义和团运动的长文，成为引爆“冰点”的直接导火索。抹去表象，则涉及几年间“冰点”一系列文章遭“人”恼怒的一次阶段性总爆发。
今年11月中旬，发端于国庆前的《财经》人事地震落幕，继经营团队先期“出走”之后，以胡舒立为首的采编团队也被迫辞职而去。胡舒立本人的结局还不算太坏，中山大学聘请她前往担任教授和博导。有消息说，吴传晖的经营团队和胡舒立的采编团队仍有可能“合二为一”----包括浙江报业传媒在内的多家地方级传媒机构正与胡舒立商谈创办“新财经”的可能性。
江湖上的传闻真假难辩，其中的一说是，胡舒立欲再起炉灶的“新财经”叫《财星》。呵呵，甭管传闻真假，创办一本“新财经”是容易的，要想让其与《财经》那样锋芒毕露，继续揭露“基金黑幕”、“银广厦陷阱”、“SARS真相”、“谁的鲁能”却是异常困难的，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新的出资人一定会吸取老《财经》的教训......
《财经》“出事”后，传媒界普遍为之叹惜，有媒体人士为胡舒立抱不平，赞扬她是中国第一位真正把新闻价值与商业价值揉合在一起的新闻人；还有人评价，她是为中国引入财经调查概念并确立相应操作模式的专业新闻人。更有人断言，《财经》的声音是当代中国极少数能为西方认可的消息源之一。至于《财经》缘何能在远谈不上宽松的传媒生态环境中异军突起，有人将其视为中国媒体正在进入并已初步形成一个特殊经济产业的标志。
愚见以为，赞誉胡舒立在中国引入财经调查概念并确立起基本的操作套路是靠谱的，但套路远未成熟为一种模式。
赞誉胡舒立真正把商业价值与新闻价值揉合在一起的“第一人”是不靠谱的。第一、《财经》“出事”前在国内几无同等量级的竞争对手；第二、出资方对《财经》的投入是固定的，也即对采编成本实施预算控制，杂志的直接广告收益和边际收益的高低与采编团队的工资奖金是不挂钩的；第三、《财经》终究发生了“命中注定”的人事地震，一是理念冲突，二是利益冲突。
至于说《财经》的声音是极少数为西方认可的消息源，下结论者显然过与轻率了些。要知道，在现实国情下，《财经》所揭露的类似“银广厦陷阱”、“谁的鲁能”等所谓黑幕，充其量只是黑幕的皮毛而已，真正能揭“黑”且信源可靠却不为社会各界所知的消息源，若是由传媒提供的，非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情况反映”莫属----更有其它同样不为人知的信息传递“渠道”分工向上传呈着各种各样的可靠信源。
当《财经》选择财经调查作为其报道风格并每期形成一至两个特定调查专题后，有“人”是可以抱定先观察一阵子再说的宽容的；当《财经》在财经领域不断扔出诸如揭露“基金黑幕”之类的重磅炸弹时，有“人”仍然可抱容忍态度，因为毕竟那个年代中国证券市场实在是太不像话矣，借助《财经》适度揭黑，对监管层整治证券市场能收舆论监督的辅助之效；当《财经》从事SARS系列报道时，有“人”气不打一处来，但所幸的是，SARS最终被全社会所战胜，而且还由此在中国引入了公共卫生安全理念，促成各级财政偿还了一部分在此领域的历史欠账，公共安全预警机制和行政问责机制的建立由此破题。更有甚者，通过战胜SARS危机，当年的“胡温新政”普遍为社会舆论所赞许和认同......正是这一系的“如是”，才使得《财经》自问世后连续开打的绝大多数“擦边球”最终都能有惊无险地实现“软着落”。
自今年7月前，《财经》所打的“擦边球”也有惹出事端的，具体的例子不举为好，我只想说，作为每期必买的老读者，我曾数次经历过已出版的《财经》在报刊摊上突然“失踪”或被“人”成捆“买”走（报摊主语）的案例。这类现象实乃“妥协”之结果，绝对不能作为《财经》“刀枪不入”或是用特殊材料打造的因而抗压能力极强的佐证。
对财经一词作分拆，前者是“财”，后者乃“经”。《财经》若能坚守“财经”之底线，今天的地震就不可能发生。财经与政经一字之差----事实上，《财经》的大量报道是以政经的视野和理路来进行的。以政治的视角----加快改革的视角来报道财经事件，说实在的，在舆论呈总体不断开放的时代大势下也未尝不可。翻阅这些年《财经》犹如“走钢丝”般的诸多政经报道，虽被一部分“人”认为“猛”了点，可毕竟《财经》影响在外，“人”的形象必须计较，只要报道的内容和口吻还在“临界点”之内，往往能以“下不为例”实现另类的“软着落”。
本拙文已多次出现的“人”，是一种拟人化的写法。所谓“人”指的是特定的管理。传媒界本当清醒认知是，管理总是有底线和边界的。作为被管理对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顺风顺水或磕磕碰碰这两种极端情形之下，更应该清醒认知管理的底线和边界时时罩在传媒的头上，它像一只靴子，随时都有可能落下来伤及被管理的对象。或者说，顺风顺水时切忌忘乎所以，不顺当时更须加倍小心。《财经》经营采编团队与资方曾经的合作，以及今天不得不分手，观其表象，似乎是“因理想而同路，为利益、理念而分手”，而若究其本源，则在于《财经》看似偶然实乃必然的“踩底线”所至。
今年的盛夏酷热难耐，宏观经济尚在“V”型底部挣扎，社会稳定遭遇的挑战前所未闻。7月流火，社会法人、自然人以及管传媒的“人”都容易上火。《财经》按捺不住，写新疆、写石首、再写通钢改制风波......结果遭致4篇稿子被“枪毙”。“通钢改制的报道被压了两个礼拜，是我们编辑部实在忍不了自己发了。”《财经》的一位编辑如是说。说这话的编辑也许为采编团队坚持自己的风骨而自豪，但在我看来，《财经》却过于鲁莽了，其做法既不可取更失理智。当然，这是11岁的《财经》不可避免的宿命。
作经验判断，若仅仅是“通钢改制”这条“漏网之鱼”，以外界所一直盛传的“《财经》拥有深厚的政府关系”作为“挡箭牌”，出资方还不至于与采编团队翻脸。出资方之所以长期顶着有形无形、直接间接的巨大压力为《财经》输血，说白了与采编团队的理念无关，更与新闻专业主义无涉，出资方所要的只是投资的高额回报。
这些年《财经》采编团队回馈出资方的利润是丰厚的，当收益与“压力”尚能维持勉强的平衡时，出资方与采编团队的矛盾还不至于立即爆发----因为出资方心里透亮，一旦采编团队被换血抑或后者拂袖而去，丰厚的利润也将随之而弃。然而，“新疆报道”虽然被“毙”了-----并未造成“不良影响”，但出资方为此所受到的压力却一定是前所未闻的，于是理念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一旦失去出资方，采编团队不光脆弱无比，甚至于连整体的生存都会成为问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管理逻辑”。
那么《财经》犯得着去触碰“新疆”么？我以为犯不着。
其一、“新疆”固然涉及到“经”，但更大的成色却是“政”。而且这个“政”是国家的“大政”，涉及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关切，涉及13亿民众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认同。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尽管其生成和积累确有许多“经”的因素，但“政”的因素却是压倒性的决定因素。因此，仓促地报道或剖析“新疆”是不可取的，也是不严肃的，对“大政”是可能造成伤害的。
其二、“新疆”作为历史的存在成因极为复杂，对外披露的信源向来有限，各种外部势力渗杂其中，要想真实客观地报道或剖析“新疆”，首先不在于媒体的锋芒毕露和勇气，而在于该媒体有否真正的“大牌记者”团队，以及必须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以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报道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定力。显而易见，这样的报道重任尤其是定力，尽管《财经》名声在外，却力所不逮。
其三、转型中国矛盾冲突频发，无论是揭黑抑或揭露其它问题，的确有一个报道的态度与立场、大局与小局、眼前与长远、图一时之快还是着眼于矛盾化解的“立场命题”贯穿始终。由于新闻报道的时空所限客观存在，“人”的管制也如影随形，国内许多媒体人士一聊起西方的新闻自由和所谓的客观公正就兴高彩烈不知所云，可现实的讽刺恰恰在于，西方大量的新疆报道以及西藏报道，非但没有客观公正可言，而是包藏着搞乱中国的祸心。许多时候，只要能搞乱中国，西方媒体的报道简直就是“赤身裸体”。若读者认同我的“立场命题”说，认可西方对华报道经常厚颜无耻加胡说八道，那么，人们还能不能说，以往《财经》的各种揭黑报道和问题报道都是无懈可击的？结合苏东集团转型失败灰飞烟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均处于急剧转型和重塑的国家，必要的新闻管制究竟是“专制”还是“理智”，历史终将做出客观的结论。我预判，等到这个结论出来时，今天盲从而一味鼓噪“绝对新闻自由”的先生们将会失望无比。
胡舒立带着她的采编团队走了，她本人的归宿（若她本人认同这种归宿）还是不错的。在传媒界打拼近30年，留下了自己的历史印痕，她比中国成千上万碌碌碌无为只会拿着主办方发给的“新闻通稿”拼凑“本报讯”的记者们要幸运的多，我希望她由此静下心来踏踏实实教书育人，工作之余把这些年打拼的经历和思考写下来传给后来者借鉴，就足以面对天地良心也。
“冰点”还活着，没有胡舒立领衔的《财经》也许还会活下去。不过，今天的“冰点”比以往活的要理性，因而更具建设性。日后的《财经》会选择怎样的活法目前无法判定。
从“冰点”到《财经》，我与同行们应该一起思索的是，在尺寸永远被限定的话语空间里（当然，该空间是不断放大的），能说10句话时把话说到9句，于舆论层面推进国家的转型和社会的进步其实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