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2.27.是我68周岁，发表此文以示庆祝。需要说明的是，该文原收录在一本《大型历史文献》中，条件是我要购买此书多少，我只愿买二本，于是被取消资格。但这篇文章编辑还是下了功夫，可谓图文并茂。既然他们不收录，我也就自行发表了。
执着追求 勇于探索 不断创新
——记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现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徐景安教授徐景安1941年12月27日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现为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
徐景安喜欢思考，重于实践，参于、创造了我国十几个第一。他立足前沿、勇于创新，从事多学科研究，从理论研究、政策研究、改革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情感研究、道德研究。他崇尚的座右铭是干自己愿意干的、说自己愿意说的。他的人生轨迹是上海出生、上学23年，北京工作23年，深圳工作将23年，下过乡、参过军、当过官、经过商、搞过研。但他基本上是一个充满热情、勤奋研究的学者，对社会怀有高度责任感的探索者。
一篇文章决定了他一辈子的追求
徐景安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父亲以摆小摊、擦皮鞋为生。一共生有8个子女。徐景安为老三，老一、老二、老四、老五没有存活，老七生下没几天送进育婴堂，不知下落。只剩下他与两个妹妹。为了改变家庭的命运，母亲将六岁的徐景安送去上学。1947年进上海斜土路小学，1953年进上海卢湾中学上初中，1956年进上海南洋中学上高中。1959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徐景安在大学二年级时看了一篇文章，居然决定了他一辈子的追求。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文章最终取决于独特的、深刻的见解”。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文字再漂亮，知识再丰富，最终取决于要有思想和见解。他从此非常重视理论的学习，自学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并且注重联系实际。学新闻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思想方法，就是关注实际、抓住问题。同时，他学习写作，一篇接一篇，到处投稿，但没有一篇被采纳。尽管如此，他仍坚持边学、边写，努力运用理论观点分析实际问题，锻炼了他的思维能力与写作能力。
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当年成立的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1965年去农村参加四清。1966年卷入文革。1970年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1972年下放五七干校。1973年参军，在北京军区炮兵当了5年理论教员。1979年初调入国家计委研究室。
一篇文章使他投身于改革
他当时研究怎么扩大企业自主权？在国家计委工作，比较了解情况。他发现中央管的计划品种太多，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全由国家管。连企业盖个厕所都要国家批准。针对这种情况，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个所有制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仍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上之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因此，既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为此，“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供销，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1]就是这篇文章，使他步入了改革战线。
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一开始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和他。他俩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起草了我国第一份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参加了1980年初由李先念主持召开的国务院财经会议，讨论这个稿子。徐景安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中央的决策会议。从晚上7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大家都不谈正题。到8点45分，李先念说话了。他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他心想，这下完了！都没看懂，怎么通得过啊！紧接着，李先念指着他们这一些人，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就这样，通过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就这么定下来了。
1980年徐景安调入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打倒四人帮后，经济上搞了一个“洋跃进”，引进宝钢等22个大项目，发生财政巨额赤字。当时，经济面临调整。他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提出发展消费品生产，调整轻重工业结构，作为摆脱困境的对策，受到国务院的重视。由薛暮桥主持，国家计委、财政部及经济理论工作者参加，先后召集了5次会议讨论。发展消费品生产成为重大决策实施，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冰箱、电视机等“三大件”、“五大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与后来主要调动地方中小企业、社队企业、民营经济的积极性的改革方向一致。商品匮乏、到处排队的现象一去不返，商品丰富、琳琅满目成为中国改革的伟大成果。������ 对价格双轨制的决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农村承包，企业改革，都讲利益了，价格问题就越来越突出。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
1984年3月，由《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筹备发起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代表人选按论文水平确定。从1300篇论文中确定会议代表124人。会议筹备工作由张钢等人负责。张钢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说：“徐景安了解情况，找他参加。”徐景安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组处长。张钢找到他，他觉得，这是好事，同意了。临开会，国家体改委和经济研究中心，都不同意他去。这个会不是国家有关部门召集的，参加有风险。可他担任了会议的策划工作，讨论题目是他定的，怎么能半路撂挑子呢？他冒着被撤职的危险，去参加会。
1984年9月3--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由于地点是莫干山，也叫“莫干山会议”。会议分七个组，第一组就是价格组。他一直在这个组，田源是价格中心出来的，主张“调”；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则主张“放”。华生是研究生院的，他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当时，吵得热火朝天。徐景安为会议撰写了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
这份报告写出来后，他兴奋不已，在杭州西湖边散步时对张钢他们说：“金苹果已长出来了！”果然，报告送上去，9月20日张劲夫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国务院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这就是我国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的由来。
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价格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至1986年底，国家计委下达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从120种减到60种，国家统配物资从256种减到26种。实行浮动价和市场价的比重，农副产品占65%，工业消费品占55%，生产资料占40%。后来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走双轨制道路。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
住房制度改革的主张被采纳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国家包下来的办法，由国家投资建房，再无偿分配给职工。当时，全国城镇公有住宅9亿多平米，实收租金1亿元，每平米租金0.11元，远不够管理、维修之用，致失修失养的住宅占一半以上。为此，建设部房管局提出来，要将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0.54元。这同价格改革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提高房租，涨不涨工资？不涨工资，老百姓要骂娘。
1984年5月徐景安在《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现行的住房政策必须代之住宅商品化，这是解决住宅问题的惟一出路。”具体做法是“变住房无偿分配为补贴出售、优价出售和全价出售”，“变低房租为半价、全价房租”，“公有住宅折价出售”，“住宅建设产业化”。[2]1984年底和1985年初，他两次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即房租提高到使买房比租房合算。全国9亿多平米的公有住宅，以每平米50元出售，国家就可收回450亿，投入住宅再生产。就是把房子白送给老百姓，也是财政甩了包袱，不用再补贴了！提高房租，职工可以买房，就不会有意见。如果，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权，房租提高一点，职工也不愿接受。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引导消费。当时，职工有钱就买彩电、冰箱，生产不出来，只得大量进口，而房子伸手向国家要，国家没有财力建房。住房制度改革后，职工有钱就先买房了，减轻了对进口消费品的压力。国务院领导赞同他的意见，成立国务院住房改革领导小组，他成为小组的成员。
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形成两种意见，建设部房管局的意见是提高房租，他则主张卖房。他对房管局的同志开玩笑说，你们当然不赞成卖房了，房子卖掉了，房管局局长就当不成了。住房在地方手里，住房改革自然由地方决策。形成青岛模式，提高房租，发放住宅券作为过渡；上海模式，小步快跑，逐步提高房租；深圳模式，提高房租，折价出售，一步到位。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殊途同归，最后都实行了住宅商品化。
为股份制改革离京来深
企业改革怎么搞，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一种是搞承包，政府同一家家企业谈承包基数，这有很大的随意性，效益上去了，好处由企业拿走；完不成的，企业可说出许多理由，政府也没办法。一种是利改税，一刀切下去，企业接受不了，再来一个调节税，企业没有什么积极性。一种是股份制。徐景安是主张搞股份制的。但争论非常激烈。
1986年9月3日他写了《股份制：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一文：“联产承包制的推行，重新构造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细胞，这个环节的突破启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城市改革也需要找到带动全局的链条，这根链条也许就是股份制。它可以不同程度地解决企业制度、企业领导体制、投资体制、政企分离、条块分割以及资金短缺、规模效益、积累与消费的对立、生产要素的组合和流动等问题。”该文对股份制作了全面分析：一是企业吸收职工入股，增加了一层与企业资产的联系，“船中有货怕潮涨潮落”，对企业和职工具有更强的动力和压力；二是股份企业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规范了企业的管理体制，解决了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与厂长负责制之间书记为核心、还是厂长为中心的矛盾；三是实行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分离，即面向全社会的宏观管理和行业管理与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的分离，国有资产则分管理与经营两种职能，分别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负责；四是迅速地筹集资金和有效地组织供给是企业的要求，股份经济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企业自主权扩大以及经济联合发展所要求的自主地迅速地筹集社会资金的需要。五是建立证券交易所，通过股票的发行、转让，实现资金的合理流动，带动生产要素的转移，适时地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3]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86年11月26日将这篇文章，以《国营企业推行股份制是改革的重点》、《股份制将促进国家管理职能的改善》为题发表。
然而，对股份制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不少人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主张激进改革的人，则认为股份制中国家占大头，换汤不药，没戏。他觉得在北京争论，不如下去试点。1987年他以中国体改所副所长的身份去河北的沧州、浙江的湖州和温州推动试点，将沧州轻化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后来上市了；湖州两个乡的企业管理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这样跑了一年很辛苦，当时深圳缺体改委主任，李灏同志原来是国务院副秘书长，调深圳当市长、书记。应他之邀，1987年底他毫不犹豫地离开北京，去深圳就任。
来到深圳，他如鱼得水。在李灏同志的支持下，将在北京想做而做不了的，在深圳一步步推行。深圳与内地不同，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大多采取股份形式，至1990年3862家工业企业中，股份形式的公司近2000家。在他的主持下，企业处的张云东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由市政府通过颁发。据此，对股份公司进行规范，并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
当时，搞股份制也得有勇气。王石找他要求万科上市，是为了摆脱上级公司的领导。他的上
级公司是特发集团，作为直属企业，他随时可被罢免。王石想搞成股份公司，再上市，特发集团
就是一个股东了。特发集团董事长袁陶仁也许看穿了王石的用心，以股份化就是私有化为名，反
对万科改造为股份制。徐景安说，那时，谁搞股份制，就是正中他下怀。于是他为万科上市，可
以说是上窜下跳。一是找李灏同志寻支持，二是找袁陶仁做工作，三是到万科做动员，四是为万
科发行股票搞推销。他去深宝公司动员了两次，最后还是打电话给他：“徐主任，不好意思，我
们作了研究，还是不上市。”那时，搞股份制、上市，是他求企业啊！股票发行也不顺利，深发
展股票一开始只被认购了49.8%，万科股票剩下150万股没人认购。那时，买股票是凭觉悟，与买
国库券差不多。1989年受“六四”事件影响，股价趺到低谷。
1990年3月，深圳股市热起来了。当时5只股票，3个证券营业点。股票转让，到营业点排队。人头攒动，股价飙升。今天看，这是股票供不应求，多搞几家公司上市就是了。但北京干预了。说是5只股票搞得全国沸沸扬扬，再发股票，那还不翻天？要他们先把5只股票的价格压下去再
说。在张鸿义副市长主持下，深圳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多次开会研究，先规定股价不得超过10%，后来是5%，再后来是1%，但股价越压越涨，并出现了场外黑市交易。只好向国务院写报告，请求允许发行股票。徐景安作为赴京汇报成员一次次跑北京游说。
当时有一个观点，老百姓的钱都存在银行里，现在搞股票发行，老百姓用存款来买股票，这不就是存款搬家吗？有什么意义呢？徐景安说，我们到北京就是讨论股票与存款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常识问题。他讲，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随时可提取用作消费，而买了股票，就是投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而股票是企业的资本；企业融资只有贷款一个渠道是不够的，还需要开辟直接融资的渠道；老百姓有钱，可以存银行、买债券，也应该允许买股票。发行股票是存款搬家，但这个家必须搬、应该搬。这是企业改革的需要、金融改革的需要、投资改革的需要。他说，这是不是很可笑，岂不都是常识问题？是啊，中国改革，哪一个不是常识问题？地由农民种，经营由企业负责，价格由供求决定，土地有偿使用，住房要花钱买，有钱可以消费，也可存银行、买股票、开工厂。
北京总算被说动，1991年深圳公开发售股票。凭身份证买认购表，再凭认购表买股票。当年成功地发售了300万张认购表。到了1992年8月10日如法炮制再次发售，就出事了。没有买到认购表的人，游行、烧汽车，轰动全国。1992年10月15日，他写了《深圳股票发行事件之我见》：买股票本来是风险投资，结果变成福利事业，凭身份证认购。1991年买股票发财起了极大的示范作用。1992年上百万人拥入深圳，收集了一大堆身份证，尽管认购表从1元一张，提高到100元一张，也供不应求。再加上一部分认购表被私分，许多人买不到，引起不满。在发行办法的讨论会上，我曾提出买股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钱，二是有知识，因此建议由股民竞投，即根据每家上市公司的业绩，填报认购的价位和股数，并交纳预押金。在当时的情况下，不采取按身份证认购的平均主义、福利主义做法将激起民愤。所以，这次股票事件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认识到买股票不是福利，而是投资。[4]
对股票市场的最大质疑，就是姓社姓资，股票自由流通，企业岂不都私有化了？为了保证公有制为主体，只能限制公股交易，仅25%的增量股份可以流通，这就坚持了所谓社会主义。他在1991年3月18日写的《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继续完善股票市场》一文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公股进入市场，一则可以起调节市场的作用，当股价飞涨时，可以抛售公股；二则可调整结构，卖掉公股的收入，可用于电厂、公路、机场、港口的建设。[5]但保公有制为主体是头等大事，存量股份不让上市的政策，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徐景安说，海归派回来一看，这算什么股票市场，土得掉渣，应该推倒重来。他们哪里知道中国的国情？由于大部分存量不通流，只有少部分可流通，再加上中国人没有多少投资选择，无论从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获得的流通股都要花很高的价码，中国股市的市盈率就大大高于境外股市。可有些人老是用境外股市的市盈率来评判中国，这可比吗？
对于深圳的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不少外国人很不理解。有一个代表团到深圳考察，问深圳搞了5家上市公司，对全国来说有什么意义？徐景安回答说：意义就是示范，成功了，就可以推广。世界银行对于中国的改革很关注，但是对搞深圳特区、对搞试点都不赞成。世界银行驻京办的林重庚就认为，这是温室里的花朵。1992年徐景安去美国开会，对世界银行提出批评。他说：世界银行每年的报告，对中国政府与知识界很有影响，提出过许多建议。但对于深圳改革试验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世界银行认为不能采取试点的方法，只有全面推广才有意义。这个逻辑应该倒过来，试点不错，应该进一步推广。对试点应支持，而不是反对。实践证明，试点是有意义的。我国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是成功的。星星之火，已经燎原。
力推产权转让、企业破产的改革试验
徐景安认为，企业是一种生产经营单位，总有办得好、办得差的。好的应该发展，差的就要淘汰，这似乎是常识。可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只生不死、永垂不朽！一大批企业生产能力闲置、严重亏损，不能向社会提供有效供给，但照发工资。这是造成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所以，他一到深圳，就鼓吹要为企业办红白喜事，好企业就搞股份制、上市；差的企业就转让、破产。
1989年他主持起草了《深圳市国营企业产权转让暂行规定》，以市政府文件下发。他的创造有两条：一是成立产权转让办公室，设在体改委市场处，负责产权转让的实施和审核；二是实施强制产权转让，对长期不能清偿债务、经营状况很差的企业，提出建议报批后实施。到1993年共有65户企业实行整体产权转让，转让资产总额达2.6亿元。1993年２月, 成立深圳市产权交易所，成为全国第一家产权交易机构。
1991年12月26日他还主持起草了《深圳市国营企业强制依法破产实施办法》。这又是他的创造，破产一般是由债权人或债务人申请的，而他提出对连续三年发生较大数额的经营性亏损，或亏损年度不足三年但亏损数额巨大，到期债务超过企业实际资产一倍以上的，实施强制依法破产。这项改革阻力大、难度大，资产的清理工作没有人做，他就派人去。1992年1家国营企业实施破产，2家外资企业和1家外资银行破产处理。
制定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1987年他考察新加坡，用人单位与员工都按一定比例交纳，建立公积金，用于养老、住房。这给了他很大启发。1989年由体改委牵头，劳动、卫生、计划、财政、市总工会、市人民保险公司参加组成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小组，讨论方案。他故意不称领导小组，而称工作小组是不用向市领导请示，干起来再说。他自封为组长，提出一个思路，参照但不照搬新加坡经验，按工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个人帐户与共济帐户，当个人帐户不足支取时，由共济帐户补充，以弥补工资少或发生大病时抗风险能力弱的缺陷。此后，由体改委副主任陈道贻主持，市场处副处长杨建和主笔，市场处陈坚定作测算，经集体讨论，历时三年，于1992年拿出《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深圳市常委会先后讨论7次，终获通过颁布实行。这是我国最早制定的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由职工与用人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社会保险金，分立个人专户与共济基金，用于养老、医疗及住房。后来，这项改革推向全国。
徐景安说，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制订该方案时没有涉及财政对社会保险的支持，更没有研究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对这个问题的忽略变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时隔10年之后，徐景安发表文章指出，对城乡居民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首要的不可推卸的公共责任，是社会主义原则的根本体现。他呼呼政府应尽快制定社会保障的长远规划。[6]
老骥伏枥热情不减当年
1993年徐景安离开工作岗位下海，发觉不适合经商，3年后上岸。但这几年的经历，使他换了一个观察社会的视角。从此他转入对我国社会的研究。他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就，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表现为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人与人关系的恶化，表现为贫富拉大、犯罪严重、腐败泛滥、道德下降；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表现为精神障碍严重、自杀率趋高。基于此， 2004年5月写了《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最早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物质与精神的和谐。[7]
2007年出版了《中国未来与理念革命》，并创办了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至今已举办了14次研讨会。他针对中国人信仰的缺失，进行了研究。所谓信仰就是人的终极追求与心灵的敬畏。基督教以赎罪上天堂为终极追求，而敬畏上帝；佛教以西方极乐世界为终极追求，而敬畏来世；儒学以光宗耀祖为终极追求，而敬畏祖宗。他提出，人生幸福、敬畏生命，可以成为大多数人的信仰。幸福有来自物质层面、情感层面、精神层面。人不只是追求物质层面的幸福，还应追求人与人真挚的情感带来的幸福，追求超越有限生命实现永恒带来的精神幸福。实现幸福的途径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他说，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人权，就是承认爱自己、鼓励爱自己、保障爱自己。传统文化倡导的孝道仁爱精神，就是爱他人，即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宽厚待人，诚信对友。社会主义的原意就是集体的、公共的、社会的，也就是维护公共利益。所以，社会主义就是爱大家，即公平分配、完善保障、政治民主、实行法治、保护环境、爱惜资源。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继承了5000年的传统文化、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理念。
他起草了《2 1 世纪幸福宣言》：“追求幸福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共同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应成为人类的共同理念。”“幸福是人的重要需求获得满足而产生的愉悦感，是需求客观性与感受主观性的统一。幸福知识是人对自我需求的调节与满足需求路径的选择，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心胸修养和思维方式。幸福知识是人生最重要的学问。”“幸福与道德同在。为了自己的幸福，要自觉约束自己。对他人不道德，会遭报应。对自然不道德，会受惩罚。离开道德越远，人就越不幸。”“追求自由与约束自己，拥有权利与承担责任，勇于获取与慷慨付出，外求开拓与内省修行，是东西方道德文明的结晶，是完整的道德追求。”“是否为民众谋幸福是检验一切政党、政府、团体好坏的唯一标准。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应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幸福指数应替代GDP作为社会发展指标。”“传播幸福知识，鼓励人追求物质幸福的同时，重视情感幸福与精神幸福的追求，激励人既爱自己也爱他人、爱大家，宣传所有向善的伦理与为自己的幸福而善的新伦理，停止对暴力、色情、恶行、奢华的渲染，是教育与传媒的责任。”近300人在这份宣言上签名，其中有著名学者茅于轼、周瑞金、辛子陵等，还有解放军的少将、副省级干部，也有中国儒学研究会会长、南京玄奘寺住持、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还有教师、律师、工人、农民、商人以及20多名80后的年轻人。
针对国人精神障碍严重、自杀率高，2005年以来，他在浙江省金华市、燕京华侨大学、深圳市农产品股份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深圳怡亚通股份公司、深圳机场集团公司推广成立“情感护理中心”。2009年4月28日成立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截止9月15 日，免费接听热线电话 1449 个，接待来访 61人，成功避免了7起自杀、他杀高危事件。徐景安认为这是新时期思想教育工作的新探索。采取情感护理方式，当人有困惑的时候，正是关心的时候，也是做思想工作的时候，也是传播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的时候。情感护理以心理咨询方式切入，更在于价值取向的提升、性格涵养的启迪、思维方式的引导。
今年68岁的徐景安，每天工作六小时以上，他身体很好，一年四季洗冷水澡，每星期坚持游泳、爬山、打羽毛球。很快就要出版《重建中国核心价值观》、《创建中国新文化论集》两本书，一百多万字。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