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24日，一列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开出的封闭火车，就是俗称闷罐子车的那种，把我们四百多个北京中学生从北京拉到了济南。从这一天起，我们在学生的称呼上加上了一个新称呼：军人。

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一火车人还剩下谁在部队呢？据我所知寥若晨星，其中就有陈知庶。他现在肩上扛着少将军衔，解放军甘肃省军区的司令员，曾经担任过驻港部队副司令员。今年十一见面时，我曾经取笑他：你从一个最繁华的花花世界香港，一下子换防到了偏僻荒凉的甘肃戈壁，落差是不是太大了？听到这话，他习惯性的稍仰起头，不说话，眼睛仿佛在朝下看，却是带着笑意。这眼神我太熟悉了，一下就把我拽回了四十年前。

那时，陈知庶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书，我在马路对面的北外附校，并不相识。说是读书，其实没书可读，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一切秩序。我们有些同学已经到农村插队了，应当在1968年初中毕业的我们，实际上只读了不到一年初中，正在等待命运不知道把我们跑向何方。

绿军装把我们联在了一起。

1969年出的征兵，我们都被选中了。那时他只有15岁，长得也像个孩子，红红的脸上，两只大眼睛，是个精神孩子，同伴都叫他小庶。我们一起来到济南军区防化团，他被分到九连，这是个喷火连，装备有重喷火和轻喷火，小庶恰恰被分配在重喷火排，几十公斤重的喷火器压在并不健壮的一个孩子身上，那个苦，可想而知。

我们很奇怪，小庶是陈赓大将的儿子，怎么没受到关照呢？后来听说，当时团里根本不知道这个小战士是将门之后，直到小庶的妈妈到部队来看儿子，才戳穿了谜底。不过，我想，即使是团里早就知道了，恐怕也不会有太多的照顾，那时的风气就是如此，或许还要在更加艰苦的环境里锻炼他呢！

因为不在一个连队，所以我和小庶接触不多。一次，不知为什么我们两人凑到了一个黑板前，我拿起粉笔写下陈知庶的名字，我说，当年，你父母给你起了这样的名字，是为了让你知道老百姓的疾苦。我把他名字中间的“知”字改成“志”，说：这就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了。我不记得当时他是怎样回复我的，但是，说到知疾苦，小庶还是身体力行的。一个笑话在战友中流传甚广。一次到菜园劳动，农村兵拔起地里的韭菜往嘴里放，小庶也拔了一把在嘴里嚼，他奇怪地说：这有什么好吃的？老兵拿起他手里的东西一看，不禁大笑，原来，他拔的不是韭菜，而是青草。

那时在部队，不断地听到关于小庶的消息，他是如何吃苦耐劳，他是如何艰苦奋斗，他是如何严以律己，他是如何勤奋好学，总之，这样一个优越家庭出身的人，毫无优越感，我们也都把他看作是北京兵的骄傲。

岁月在不经意间流逝，我们从十五六岁一起当兵，之后各忙各的，有时会通些消息，但是很少见面。香港回归后，我因为工作原因常常在香港，他当了驻港部队的副司令员，总是通电话要见个面，但总是擦肩而过。不过，因为有战友的那份情感在，再长时间不见，也不觉得陌生。

今年十一放假期间，因为探望患病的母亲，小庶回到北京，正好我也在北京过节，战友们聚在一起。小庶的头发也花白了脸上也添了些皱纹，唯有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清澈，言谈话语中的真情，还是那么浓烈。

小庶告诉我，工作之余，他拍了许多照片，塞外的风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拍到的。我立刻建议他，给我一些照片，刊登在《领导者》杂志上。因为许多领导者喜欢摄影艺术，这也是陶冶情操的爱好，应当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作品。

小庶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就有了这组题为《边关图》的照片。

我想，看这组照片的时候，读者一定会细心地找，作为摄影者的陈知庶司令员在哪里？也许，哪里都看不到他，也许，他在每一张照片里，因为，一个边防军人，他和祖国的边疆是融合在一起的。

这是发在《领导者》第31期上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