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24日,一列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开出的封闭火车,就是俗称闷罐子车的那种,把我们四百多个北京中学生从北京拉到了济南。从这一天起,我们在学生的称呼上加上了一个新称呼:军人。
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一火车人还剩下谁在部队呢?据我所知寥若晨星,其中就有陈知庶。他现在肩上扛着少将军衔,解放军甘肃省军区的司令员,曾经担任过驻港部队副司令员。今年十一见面时,我曾经取笑他:你从一个最繁华的花花世界香港,一下子换防到了偏僻荒凉的甘肃戈壁,落差是不是太大了?听到这话,他习惯性的稍仰起头,不说话,眼睛仿佛在朝下看,却是带着笑意。这眼神我太熟悉了,一下就把我拽回了四十年前。
那时,陈知庶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书,我在马路对面的北外附校,并不相识。说是读书,其实没书可读,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一切秩序。我们有些同学已经到农村插队了,应当在1968年初中毕业的我们,实际上只读了不到一年初中,正在等待命运不知道把我们跑向何方。
绿军装把我们联在了一起。
1969年出的征兵,我们都被选中了。那时他只有15岁,长得也像个孩子,红红的脸上,两只大眼睛,是个精神孩子,同伴都叫他小庶。我们一起来到济南军区防化团,他被分到九连,这是个喷火连,装备有重喷火和轻喷火,小庶恰恰被分配在重喷火排,几十公斤重的喷火器压在并不健壮的一个孩子身上,那个苦,可想而知。
我们很奇怪,小庶是陈赓大将的儿子,怎么没受到关照呢?后来听说,当时团里根本不知道这个小战士是将门之后,直到小庶的妈妈到部队来看儿子,才戳穿了谜底。不过,我想,即使是团里早就知道了,恐怕也不会有太多的照顾,那时的风气就是如此,或许还要在更加艰苦的环境里锻炼他呢!
因为不在一个连队,所以我和小庶接触不多。一次,不知为什么我们两人凑到了一个黑板前,我拿起粉笔写下陈知庶的名字,我说,当年,你父母给你起了这样的名字,是为了让你知道老百姓的疾苦。我把他名字中间的“知”字改成“志”,说:这就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了。我不记得当时他是怎样回复我的,但是,说到知疾苦,小庶还是身体力行的。一个笑话在战友中流传甚广。一次到菜园劳动,农村兵拔起地里的韭菜往嘴里放,小庶也拔了一把在嘴里嚼,他奇怪地说:这有什么好吃的?老兵拿起他手里的东西一看,不禁大笑,原来,他拔的不是韭菜,而是青草。
那时在部队,不断地听到关于小庶的消息,他是如何吃苦耐劳,他是如何艰苦奋斗,他是如何严以律己,他是如何勤奋好学,总之,这样一个优越家庭出身的人,毫无优越感,我们也都把他看作是北京兵的骄傲。
岁月在不经意间流逝,我们从十五六岁一起当兵,之后各忙各的,有时会通些消息,但是很少见面。香港回归后,我因为工作原因常常在香港,他当了驻港部队的副司令员,总是通电话要见个面,但总是擦肩而过。不过,因为有战友的那份情感在,再长时间不见,也不觉得陌生。
今年十一放假期间,因为探望患病的母亲,小庶回到北京,正好我也在北京过节,战友们聚在一起。小庶的头发也花白了脸上也添了些皱纹,唯有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清澈,言谈话语中的真情,还是那么浓烈。
小庶告诉我,工作之余,他拍了许多照片,塞外的风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拍到的。我立刻建议他,给我一些照片,刊登在《领导者》杂志上。因为许多领导者喜欢摄影艺术,这也是陶冶情操的爱好,应当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作品。
小庶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就有了这组题为《边关图》的照片。
我想,看这组照片的时候,读者一定会细心地找,作为摄影者的陈知庶司令员在哪里?也许,哪里都看不到他,也许,他在每一张照片里,因为,一个边防军人,他和祖国的边疆是融合在一起的。
这是发在《领导者》第31期上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