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伦传》对刘植岩的有关记述
董宝瑞
北平沦陷期著名昌黎籍女作家雷妍的弟弟刘植岩，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走上革命道路的。当时，他的一些同学的回忆，对他当时的情况略有记述。今天，转贴罗筠筠所著《李德伦传》有关刘植岩的记述。
笔者手头没有罗筠筠所著的《李德伦传》，也没有读到罗筠筠所著的《李德伦传》，这段记述是雷妍的女儿、刘植岩的外甥女刘琤女士从《李德伦传》的第二章的第12节《考取师大附中》、第13节《大伯父成了汉奸》、第17节《一二·九运动前后》之中摘录整理的，这两天刚刚给我寄来。
当年，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与刘植岩一同在走上革命道路的，除著名音乐家、指挥家李德伦外，还有多年担任陈云秘书的刘家栋。刘家栋在撰写《陈云在延安》一书时，曾经回忆：“1933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时，和同班同学刘植岩在校图书馆墙上办了救亡墙报，以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此外，还有建国后曾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部、教育部副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第一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副主任、主任的李琦；建国后曾任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部长、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书记等职的张承先；建国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市委常委兼市委教育部部长，北京市出版局局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教育学会第二届副会长的张文松；建国后历任中共鲁中南区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临沂地委书记兼临沂军分区政委、上海市沪西区产业党委书记，上海市工业局局长、党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副部长、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书记、重工业工作部部长、工业工作部部长，兼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监察委员会书记，上海第一钢铁厂党委书记，上海市机电二局党委书记兼局革委会主任，上海市科委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等职的杨士法；先后任全国妇联组织部副部长、城市工作部副部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际部副部长、国际联络部部长，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第四、第五届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全国妇联活动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黄甘英等。
笔者曾经有幸与李德伦大师结识，在其去世后，撰写有怀悼他的文章《“惟乐不可以为伪”（写给李德伦大师）》。
下面是刘琤据《李德伦传》有关章节整理的资料：
李德伦忆刘植岩
1931年李德伦重新回到师大附中读初二，他与原来的一些好朋友，像刘植岩仍继续交往。这时李德伦接触到左翼文艺，不仅读了许多进步的现代文学作品，还读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外国翻译作品，像高尔基的《母亲》及美国左翼作家辛克莱的《屠场》及《没有钱的犹太人》、《士敏土》等，而刘植岩此时读的书更深一些，诸如现代派，象征主义，新感觉主义等。他还喜欢写诗，且写的诗被上海文艺界发现，作为1937年的新人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他的诗（发表刊物当是《新诗》杂志——编者注）。受他的影响，李德伦对现代派文学产生兴趣，喜欢穆石英的新感觉主义的诗作，与穆石英相似的叶灵风，郁达夫的书也看了不少。刘植岩与李德伦一起负责办壁报，两人也经常一起出去玩，专门找一些不平的路走，有时还从山坡上滚下来，追求刺激。
1935年暑假，李德伦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从原来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转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军训被迫结束后，学校放了暑假。经过军训，李德伦成熟了许多，更喜欢与好朋友互相交流思想和对时局的看法。暑假中的一天，他和刘植岩在操场上散步聊天，两人对将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表示十分担忧。刘植岩问李德伦：“你觉得中国目前该怎么办？”李德伦说：“目前当然还是拥护蒋委员长了。”刘植岩犹豫地说：“国民党恐怕统一不了中国。”想了想又试探地说：“说不定共产党倒有希望。”李德伦当时觉得好象忽然大彻大悟了一般。在这之前他已经读过不少左翼小说，对共产党有了模糊的了解。现在看看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的退缩，前后一想，的确，要解救中国只有依靠年轻的共产党了。
刘植岩与李德伦一样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学生，接触左翼比李德伦还早，但他入党却比李德伦晚，因为他这个人的特点是非常慎重，每一步都深思熟虑，走得很踏实。在抗日高潮到来时，他义无返顾地去了抗日前线。两个朋友从此分别再见面则是十年以后了。那是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召开时，李德伦在西柏坡又碰到了他的这位老朋友。当时刘植岩已经是太岳区的地委书记，是会议的代表。刘植岩骑着马，后面有警卫员，他已经是一位首长了。老朋友见面非常高兴，会议期间两个人又像过去那样深谈了好几次，刘植岩照样看问题深一些。当时刘植岩正在读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觉得作者虽然与我们的思想不同，但看问题达到了很深刻的程度。当说到音乐上的一些问题时，这个曾经对文学艺术挚爱的朋友却对一腔热情的李德伦说：“现在搞文化太困难了，这种状态是文化的蒙难时期。”李德伦看得出来，尽管老朋友已经成为党的领导干部了，但他对文艺仍然十分留恋，并且为文艺在当时的处境，尤其是被当作与革命相矛盾的东西感到遗憾。而李德伦当时还没有看到这些问题。解放后，刘植岩担任中组部的领导，两位挚友还经常来往，成了一辈子的朋友。而且每次见面还是经常谈到对文艺的理解，并且总是觉得我们的文艺与政治很难弄到一块。“文革”前，刘植岩又先后担任了昆明市委书记、西南局组织部长，两个老朋友见面的机会少了。让李德伦非常痛心的是，这位老朋友却没能够逃过“文革”这一关，因为他一直负责组织工作，是安子文的左右手，手里掌握着许多材料，所以“文革”中反他的人是非将他置之死地不可的，说他是李井泉的死党，在“文革”中被斗死了。这些都是后话。
话说回来，这年秋季开学后，学校筹建学生会。学生会还没组织起来，12月11日这天下午正要上历史课，李琦来了，说9日那天，许多学校的学生都上街了（即“一二·九”运动）。因为汉奸要成立“冀察政务委员”，它是冀东政府的继续，学生们很生气，就上街游行了。学生们冒着严寒，顶着高压水龙头的冲浇，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特殊化，却遭到军警的镇压。因为师大附中学生会还没有选出来，所以没有接到通知。李琦激昂慷慨地讲了一阵，老师也不上课了。那天下午，学校正好要举行每年一次的音乐会，李德伦他们全班决定不上课了，到礼堂去把情况告诉全校同学：这个时候不是开音乐会的时候，应该有所行动。到了礼堂后，见听音乐会的同学都来了，还有师范大学的师生，李琦便站在凳子上高声讲演起来，向全校同学介绍了情况，并且说：“同学们，要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了，华北没有我们念书的地方了，这是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歌舞升平呢？我们爱国青年要加入抗日的行列。”同学们听到这里，马上起来退场，就把音乐会冲散了。
很快就到了12月16日，这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这天早晨，李德伦他们正在学校商量下一步如何办，快到中午时突然看见几个学生从南门跑进来，到小西院卫生室去了，其中一个同学头破血流，被送来包扎。原来是汇文中学的邓力群，他游行时在南新华街一带被警察打了。这边有人给他包扎，那边李德伦就去敲钟，召集同学们在操场集合，让邓力群介绍游行的经过。同学们高喊说，我们也要参加。但是，此时游行队伍到哪儿了也不知道，就派人去联络，准备参加“12。16”游行。但学校把大门关了，一整天都没联系上，直到傍晚，有人回来说游行队伍在宣武门呢，可附中只剩下几十人了。大家还是表示要去，并且说他们已经坚持一天了，现在一定又饿又累，我们不能空手去，就找会计科借了20元钱，买了几大筐烧饼去慰劳。到宣武门时天已经快黑了，城门已关，城门外人山人海，学生们进不了宣武门，大家就在城门外喊口号，要求进城。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女学生陆璀从城门下爬进去，想打开城门，可是一进去就被抓了起来。外面的同学使劲喊口号，要求释放陆璀，结果又从门下把她推出来。还有的同学站在桌子上讲演。除了学生外，也有不少老百姓，他们提着水壶，带着干粮慰问学生们。这时火车从这里经过，同学们又冲着火车喊口号，群情激烈。天完全黑了后，同学们一看城门是进不去了，就决定不进城了，就在南城分段游行，不再与城里的人汇合，而是到师范大学去开会。所以就掉转队伍朝南去菜市口，这样原来排在最后的李德伦他们的队伍就变成了前队。将近晚上十点，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举着标语横幅，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游行队伍到了校场口，忽然路灯一下子灭了，迎头打过来许多手电光，保安队，警察就拿着水龙头，大刀冲过来了，一下子就把学生的队伍挤到了路边。队伍被冲散了，同学们有的被大刀砍伤了，有的被皮带抽伤了，有的被水龙头冲得东倒西歪。李德伦和几个同学跑到路东的一个大车店，可是里面挤满了人，进不去了。他们又跑到街上，看到队伍完全乱了，警察边追边打，学生们就边跑边挨打，李德伦等几个人跑到了路西的一个小胡同中，结果是死胡同没处跑了，就在里面躲了一会儿。这时他们听见有个警察说：“学生既然都跑了，就别打了！”李德伦他们以为没事了呢，就从胡同里面出来。没想到刚一出来，又碰到了宪兵，有一个宪兵冲着李德伦就是一闷棍，这时他听到有的宪兵还高喊着：“宰了他！”也顾不上疼了，拼命的跑吧！又是一阵穷追猛打，最后跑到西草场，见没有人追了才敢跑回家。一会儿，刘植岩、刘甲三（现名刘家栋）也跑到了李德伦家，两人也都受了伤。这次“一二·一六”大游行，虽然有30多名同学被捕，好几百人受伤，但它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同时受到全国许多大城市的响应和支援，对在全国掀起新的抗日救亡高潮起到了推动作用。
星期一上学后，学校的训育主任教英文的郝圣符老师称挂了彩的李德伦、刘植岩和刘甲三为“三骑士”，学校也没有处罚他们。随后，学校成立了“学生救国会”。1936年初放寒假时，平津学生组织了南下宣传团，到南京去请愿，李德伦想参加，但家里坚决不让他去，刘植岩家里也一样，结果这两个积极份子都没去成。师大附中有袁汝镛、刘甲三等四个同学去了，本打算一路宣传到南京，结果刚走到冀中，就被强行押送回北京了。
南下宣传团虽然没有去成南京，但他们在回来的火车上便酝酿成立一个组织，回来后在石驸马大街的师范大学部分（既女师大）召开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立大会，通过了纲领，推选李昌为总队长，总队的一些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地下党。与此同时在师大附中建立了队部，3月初，师大附中“民先”分队成立了，第一批有三十多人集体参加。李德伦的许多好朋友都先后加入了“民先”，像李琦、刘植岩、杨宝琛、姚圻、刘迺松、冯灿文、李振穆等。他们中许多人在不久后纷纷奔赴抗日前线，把自己的青春和一生奉献给了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解放后都担任了领导职位。
儿童时代的刘植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