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说，近几年来，一些地方的县委书记岗位成了腐败“第一重灾区”，如仅在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有18名在任和原任县（区）委书记因卖官受贿被查处。而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河南“孟州书案”、陕西“志丹短信案”、海南“儋州歌案”和山东“高唐网案”、辽宁西丰的“短信诽谤案”等几起因言获罪案件，也都是因为当事人表达了对所在地区党政领导（其中多名为县委书记）的不满，从而导致了行政拘留甚至判处诽谤罪。——某些“县官”长期以来养成的“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骄横霸道作风因何而来？

　　俗话说，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中国的历史上， 说书唱戏讽刺、鞭挞最多的就是县官。而褒扬的例子只有《七品芝麻官》这一出戏，想必做过县太爷的都看过，可古往今来县太爷们究竟有几个愿学那小唐成“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 新中国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县官”，名义上是“人民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国家公务员”，但是在历史进化过程中，县官的“官意识”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依然根深蒂固，“县太爷”不仅没有转换身份.降下格来，反而更加威风凛凛，高高在上，呼风唤雨的权势比封建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社会的堕落和腐败的盛行，县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风光。试想，当集人权.财权.事权.司法裁决权于一身的时候，想不腐败容易吗？

　　为什么一系列的腐败和恶劣侵犯公民权益的事件会频频发生在县官身上？道理非常简单：一是其中的不少县都是山高皇帝远，处于权力监管的边缘地带，这让一部分官员有恃无恐；二是这些县一般都相对封闭，县官俨然就是那里的太上皇，一人说了算，惟我独大；三是在县级政治生态中，县官独大，又缺乏应有的监督，导致下级往往看县官的脸色行事。谁来限制与监督那些自以为能为所欲为的县官们的权力？是上级官员吗？上级政府能否管理好民众，能否积聚足够多的财政收入，能否创造出良好政绩，完全得看下属县官们的表现。县官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而做出超越法律的事情，其实也在增加上级的政绩，上级自然倾向于不闻不问。假如县官的做法引起巨大反响，或者遭致问罪，上级的本能反应也必然是包庇、回护。因为，承认县官之错，也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职。于是，县官一方面作为亲民之官，掌握着一整套具体而微的国家权力机器，另一方面，尽管他面临上边好几级政府的控制与监督，但制度运转的自然逻辑会使这些监督趋向失灵。在这样一种几乎不受什么限制的权力之下，普通民众又能奈之如何？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县官们的表现吧：一位县官骄横地说：“在我的地盘里，我可以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能管空气!” 河南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在一次全县干部大会上就大放厥词：“你们要和县委保持一致。县委是什么呢?县委就是县委书记。”辽宁西丰县县委书记竟对讨要拆迁款的商人说：“你还想在西丰混不?要想混，就别跟我提拆迁补偿!”湖南望城县县委书记王武亮觉得阻拦他酒后驾车的两名交警不识相，于是便挥以老拳，并当着上百名围观群众的面口出狂言：“我是县委书记，是一把手，老子不怕!”江苏省邳州县县委书记李连玉参加人代会从北京回来，当地群众居然得停课停工夹道欢迎，并且还要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载歌载舞，县委书记的那副派头，活脱脱就是一个当代土皇帝!

　　——我们真的不晓得，设若焦裕禄同志还活在人间，究竟该会生出多少的感慨？！

　　（李吉明2009年12月2日于河南新乡 邮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