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去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参加了“第二届管理学在中国研讨会”，会议期间在“公务”之外，也忙里偷闲旁听了不少会议的内容，将期间的一些想法整理出来。

　　１．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大，希望发出“中国管理”的声音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需要考虑的前提有两个：一是是否因为我们“有钱了”就敢说管理好？二是我们的所谓“特色”能否持久？如果这种持久不符合人道的规律与价值，是否会贻笑大方？

　　２．两届会议都使用了“中国学在中国”这样一个略显谦虚和审慎的字眼，其实蛮好的。要表达的意思自然很明确，就是试探性地研讨管理学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问题。当然，会议的论文中也有很多提到了诸如“中国管理学”、“中国式管理”、“中国管理科学”、“中国特色管理”等字眼，似乎更为激进一些。

　　３．管理学在中国，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基于理论指导的实践，也是基于实践的理论反思与总结。正是因为如此，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便显得庞杂了，似乎不管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冠之以“管理学在中国”。比如，先贤的一句话；比如，某一企业领导心血来潮式的一个举动。

　　４．由于历史悠久的缘故，我国向来是善于和敢于向友邦宣讲我们悠久的、优秀的文化的。比如，在“管理学在中国”的诸多探索中，对老祖宗的东西进行大肆总结与宣讲，一直是这一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显示我们“祖上就有”、“以前也阔过”，将许多古典的理论拿来研究，得出了许多中国管理与外国管理不同的地方。但是，这其中经不得质疑的是：“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管理”到底是那一门子的“管理”？将封建或者专制体制下用于公共管理（姑且这样叫）的“理论”（这些理论是否被实践还需存疑）放在现在市场化的企业中，行得通吗？

　　５．目前来看，“管理学在中国”需要对接的概念是“管理学在外国”，而“管理学在外国”所研究的是泰勒以来的企业管理的历史，而不是将西方所有的经典理论都冠以“管理”的。如果要这样，那人家是否也可以拿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师徒以及后来的各级各类各国的思想巨匠们来说事？

　　６．从文化的传承看，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重点，自然是应该立足“当下”的中国企业实践，因为文化是隐含在族群行动的过程之中的。行动的逻辑，才是文化研究的基本方向。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又遇到了问题，就是现在的“巨大的”和“试图巨大的”学者们，有几个人在潜心地甚至不计功利地研究中国的企业管理实践？又有几个企业领导愿意并且有时间陪你玩？即便陪你玩了，又有几个人会“真实”地向你叙述他的管理思想？因此，“管理学在中国”的真实状况在田野之中。而要在田野中收获果实，我们必须付出辛勤的劳动，同时需要让人家知道，你是有这个能力的、你的态度是端正的。

　　７．研究“管理学在中国”，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管理学在外国”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之间的联系在哪里、区别在那里。在这一方面，许多人倡导所谓“中体西用”的观点，是很不靠谱的。这个口号喊了一百多年了，到现在我们更多看到的还是“体”和“用”之间的排异反应。其实，“体”和“用”是相互依存的，简单割裂它们之间的关系，想采取机会主义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８．“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显示咱的管理和异族的管理不一样，更不是为了民族气节一类的大事，而是为了提高管理的有效性、效率和效益产出。所以，在这样的研究之前，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管理为什么存在？是为了提高资源组合的效率。为什么要研究管理？是为了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和提高组织效率。提高组织效率为了什么？是为了提高效益的产出。高产出为了什么？是为了多挣钱。多挣钱给谁？给股东？给员工？给消费者让利？给管理者？问到这里，问题就出来了，管理永远不是仅仅强调效率的，无论在过程与结果中，管理都要体现公平。如果说管理的技术是体现效率的，那么管理的价值就是体现公平的。管理的价值所要表达的，就是如何看待人及人群的问题。

　　９．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许多“中国特色”，似乎恰恰是管理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所以，不应该为了体现“区别”而研究“管理学在中国”的问题，也不能为了显示与众不同而夸大管理的差异。虽然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未必是能够立马系统化的，但是支离破碎的片段、走马观花式的调研、无厘头的问卷统计、企业领导的“精彩”语录等等，都不足以代表中国企业管理的真实。

　　10．在越来越快和越来越多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中西方文化也因为相互学习而一步步地趋同。或许，从根本上讲，管理学在中国就是一个伪命题。或许，随着全球的一体化进展，当我们还没有讨论出个子丑寅卯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没有价值了。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我们的荣幸还是我们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