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田：院士为什么变“院仕”？

据中国新闻周刊12月17日的消息，今年两院新增院士官员占有绝大多数。在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中国已变成“官而优则院士”了。联想到我国首届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所长院长闹剧，人们有理由质疑：为什么我国的院士演变成“院仕”了？这样的局面有什么弊端？如何来改变这种局面？

为什么院士变“院仕”？

为什么我国的院士聘选最后变成了“院仕”？主要的原因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目前院士的选拔推荐机制有问题。目前我国的院士选举基本上采取各部委推荐制，比如分配给农业部系统几个推荐名额，推荐名额一般是通过行政机构层层下拔的。在一个单位，行政领导有优选推荐权，一般情况下，那些双肩挑的行政领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自我感觉良好，优先推荐自己，而那些没有行政职务的科学家基本上连入围名单都难进入，更不提被选聘上院士了。体育比较有选拔赛，那些成果最优秀的就可以脱颖而出。而院士选拔是给推荐名额，科学研究一般又有很难绝对可以量化的东西，这样的一个推荐机制本身就是纯学者极为不利，最后的结果是连参加比赛的资格都没有。

其二我国政府科研经费拔款机制有问题。目前我国的研究经费主要还是来源于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一般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政府部门的拔款原则目前的潜规则应该是官越大越有利于获得政府部门的研究经费。看一看我国几大政府科研经费拔款机构就明白了，科技部的经费，一般也是大的行政领导，比如是某研究所的所长，某大学的校长院长等比较容易拔到得到经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虽然更重视同行评议，但终审委员会的专家一般也是由各个院长校长主任组成。经费来源拔款机构基本上由学官组成，就决定了谁的官大，谁就更容易得到研究经费。而得到大的研究经费，就更容易得到获得大的研究成果，故也更容易获得院士评审资格。美国、日本等有一套相当科学的同行评审机制，那些研究做得好的人很容易得到同行们的认同，无论他做不做官。更有一些公司科学家，主要集中在应用技术上，如果有大的发现也很容易得到认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一般优秀的学者是不愿意从事行政职务的，顶多是担当研究中心或者重点实验室的行政职务，因为一般的行政职务太耗精力。而在我国目前同行评审机制极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司研究经费基本上可以忽视不计，借助于行政职务就更容易获得大的研究资助，从而更容易获得成果。

其三是“学而优则仕”的官员选拔机制。我国许多大学与研究机构基本上还遵循“学而优则仕”的官员选拔机制，一般选拔所长院长要考虑学术成果突出的学者。这种的官员升迁机制也就使那些研究成果优秀的学者更容易走上仕途。而他们走上仕途之后也更容易获得更大更多的研究费用支持，故也更容易获得更多的研究成绩。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马太效应，这些学官倦竞争院士时就更容易获得成功。

其四是目前的院士投票机制使学官们更容易获得支持。目前的院士选拔采取投票机制。不可否定的是，每年的院士评选就是一场公关战。那些学官们拥有更多的行政资源，在公关战中也更容易利用手中资源进行游说工作。而一般的纯学者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这方面的公关能力的，自然在院士选拔中不太容易获得认同。

院士变“院仕”有什么弊端？

院士变“院仕”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那些肩负着行政任务的院士们当选后基本上就不再可能从事学术研究了，这也是钱学森先生所言为什么我国这么多年来难出大师的核心原因。道理很简单，行政职务的目标与科学家的目标差异太大。比如你作为一个所长院长校长与作为一个科学家，其考虑的工作重点是完全不同。科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某一细小的领域内作出开创性的成果，而行政职务更多的是与人打交道。如果让过多的从事行学官们挤占了本该纯学者们占据的位置，一方面会有较强的导向作用，让那些学者们不是把精力用在学术研究上，而是拚命去谋得一官半职。最后让院士这个群体本来是一个科学家俱乐部变成了学官俱乐部。国家每年花大量的科学经费，却让这些早就退居一线的院士们来牵头拿着大项目，投入产出效率打许多折扣，使我国在科学创新方面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于国于民极不利。

如何改变官本们独木桥与“官通吃”的体制？

要想改变很难，但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来看还必须改。方法主要有两条，一方面就是要改革目前神化院士的社会氛围。在我国，一个人一旦变成院士，背后的福利太大了，国家重大项目一般要由院士来主持（实际上当选院士后早已过了最佳研究年龄阶段），各种各样的兼职荣誉都找上门来，还不包括副省级待遇、永不退休待遇、奖励分房待遇等等。更核心的是，评估一个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不是按研究水平，而是要所谁拥有的院士多。这些隐形的神化院士行为才是目前许多单位与个人削尖脑袋向院士队伍进军的主要动力。必须改变目前神化院士的行为，院士只是一个荣誉称号，是一个过了最佳年龄不再在一线从事研究的队伍。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未来应该改变目前国家重大项目要由院士来牵头的极愚蠢的潜规则，改由让更多有创新能力的一线年轻学者来担当。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

另外一条是未来要厘清两条线：当官线与研究线。目前我国行政线与研究线不分，导致“学官”们赢得通吃。一旦当上行政领导职务，无论学术水平怎样，各种资源、名誉一概都向学官们倾斜。未来还是应该分成两条线：让官员有官员上升的通道，让学者们有学者们上升的空间，比如规定院士申报采取同行推荐制，不能再搞单位推荐制，院士选举规定只有能选择研究中心主任或者研究室主任而不是所长、校长、院长，这样就使那些纯学者就不会千军万马向为官独木桥上闯了。也能让更多有才华的人把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而不是内耗上。

（评论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