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 法 挥 去 的 记 忆



       开头的话：我出生在一个反法西斯战士的家庭，父亲荀国栋于1939年作为家乡知识青年及牺蒙会秘书被当时的共产党组织输送到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并同时参加八路军，母亲徐明月于1941年在我的姥爷、姥姥、三个舅舅、一个姨母的引导下与全家人一道，陆续走上了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场。父亲曾因保卫麦收遭到日本鬼子的炮弹轰炸而受重伤，七天七夜昏迷不醒，伤好之后，拖着一双严重残疾的腿为国家的工业建设工作到近七十岁才离开工作岗位。母亲的头部一直残留着日本鬼子的弹片。

       我的真实姓名：荀建，网名：碧空明月（注：明月是母亲的名字，我深深的、永远的怀念着我亲爱的母亲愿他老人家在天之灵能感受到孩儿对母亲的一片赤诚的爱心与思念之深情，因此我在母亲于2006年10月20日逝世后将自己的网名改为此名，并以此名发表了一篇网文---明月寄相思）、碧空明月荀建、一箭射中。一九五五年出生于北京，当时父亲在北京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干部司担任处长及部审干办公室主任。父亲曾因反应迅速在得知原国民党重庆监狱副监狱长被缉拿归案的消息后及时在第一时间亲往监狱详细审问此人，使《红岩》小说里的华子良原型韩子栋的（后任贵州省政协主席）确切越狱情况得到了澄清，还了韩子栋以清白。多少年以后，韩子栋仍念念不忘，在来沈阳时亲自登门拜访时痛哭流涕的当面向我的父亲深深表达了感激之情，因为就在韩子栋问题澄清后几日，那个副监狱长就被处决了，一起可能永远的不白之冤案就此将葬送韩子栋的一生，那样一出可能的对于一个人一生奋斗而产生的悲剧因此避免了。我曾就读于沈阳市红旗小学、中捷友谊厂子弟小学。沈阳市第十四中学、第一三七中学。1972年应征入伍。曾在保定二预校全军无线电发射机快速故障排除教导队毕业考试中以1分26秒的成绩获得三项故障排除实际诊断第一名的成绩。在文革中我亲眼目睹了造反派对公民人身的残酷伤害，因此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因作为战士理论骨干写下了第一篇向媒体投稿的文章<文攻武卫居心何在>并被包头日报社将此文与另一文章合并在当年11月24日第二版整版发表（第一版为两报社论）。部队因需要曾挽留我，但是因为整军撤销了原连队建制中的某一职位，（虽然部队生活很艰苦，尤其是我们的部队驻守大西北，我仍愿意为我曾立下的誓言而留在部队里。而如果我同意留在部队则必须调到师部工作，可是我留在部队的最基本想法是不离开我曾战斗、生活的基层连队，我爱那个连队，我更舍不得离开我的战友们。直到我于多年后找到了一位河北的战友，一位河南的战友，因此在离开部队二、三十年后，我分两次踏上了看望战友的旅途。）我的心愿没有实现，于1978年离开了部队，为此我依依不舍并为之痛哭。我对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理解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无情亦无义”。对于重情义的人来说，令人感动的、令人伤心的、令人激动的事情都可能导致人本能的热泪盈眶。乏泪者不不代表坚强，甚至多半会因而苟且；挥泪者不代表懦弱，甚至因情义而赴汤蹈火。

      复员后，我没有利用父母的权力为自己寻找一份可心的工作，在我最初的想法里就是要靠自己努力去赢得为公益事业奋斗的职场位置，我不想借助父母的权力为自己营造舒适的工作环境，因为我觉得那样我永远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一个不靠自己努力通过走后门去得到一个自己理想的职位，这样会让我感到很见不得人。于是，我自己到了武装部报到后根据我所居住的区域，被分配到沈阳轴承厂当了一名工人，我就是想从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自己而不想去走什么捷径。复员的第二年，我参加了当时还没有被国家承认学历的全国文革后创办的第一个业余大学---辽宁大学中文系的学习（学业在中途因全国越来越多的夜大学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国家开始了对这样的学习给与承认学历的考虑，为此学业被国家延长了两年。后来我又考取了一所函授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政教系并完成了本科学业）。作为一名年轻的中共党员，我积极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一个偶然的机会受到了公司团委的关注，于是我被调入公司团委担任干事、后任团委副书记、书记职务。在共青团工作中，在原老团委书记的帮助下，我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使我们的团委工作一直被局团委及市团委所重视。

      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将整个中国从死一般沉寂的沉睡中唤醒，那一年沈阳市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席卷中国。我所在的工业局因体制改革进行了由政府机构向企业转化的试点，为适应当时改革的需要，在成立公司之初，从各个原下属公司及总厂向公司总部充实大批工作人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被调入公司总部工作，喜欢自己能独立灵活的处理各种工作及事物的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我是中文系学生，被当时的公司总裁调到了身边作了秘书工作（当时全国正式大学毕业生还很难满足企业需要）。好在我所在的公司总裁是一位锐意改革的领导，后来我在他的身上真的学会了很多我原来不懂的东西，尤其是他善于独立思考、勇于突破、决策缜密、独善其身的工作作风及人生态度与那些仅仅靠蛮干，说大话的假改革者形成了本质区别。我为能在这样一位师长身边工作而感到高兴，因此对个人的一些小事也就根本不去费神了，由于当时这位总裁与组织部门都对我原来的具体职务的级别不甚了解，我被任命为副科级秘书，但我没有向任何人说明我原来就是正科级职务，因职务级别的降低我的工资就理所当然的被减少了（半年以后，组织部门审查干部档案才予以纠正）。由于我们的公司改革在各方面的重要突破，使得公司在全国被引起关注，工作也因此更加忙碌起来，由于我本人的底子薄，只有以勤补拙而无它法之捷径可以选择，加上大量的来自国家、各省市、各部门、大专院校的约稿，白天的工作任务又很繁重，只有在夜晚去完成那些来自各方面的约稿了，有时候，甚至每天都有约稿且都必须留给我的业余时间去完成，记得最多一次，我曾连续17天每晚一稿。很多人并不知道我撰稿的艰难，其实只有自己知道那样的工作对我来说有多么艰难，我由于文化底子薄，我经常为一篇稿件而通宵达旦，上面说的那个连续十七天每天一稿就是连续十七天通宵达旦完成的，当然每当到了夜晚，准备开始那撰稿之前，我都是有片刻的畏惧，但是为了明天早上能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每次我都必须要求自己战胜畏惧，有时候写到后半夜实在困乏时就眯很少一会儿。有时候思路出不来或提纲列出来又推翻，整个前半夜几乎就是胡乱的写了一页又撕掉一页的无数次反复着，我的倔强让我受了很多苦，我不愿意让人看到作为高干子女的我什么也不是的混迹在改革大潮中，滥竽充数般的充当着今日的南郭先生。我赞成改革，自觉投身改革，为热火朝天的改革氛围而兴奋，并以极大的热情热烈的拥抱改革，期待着我们的国家能蒸蒸日上的发展，让更多的人都过上好日子。因此我要求自己咬紧牙关在改革中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参与社会变革的实际能力。改革初期，写作不像今天这样轻松的在电脑上敲字，遇到需要查阅的东西打开网页随便一查什么都知道了，可是那时候即使你不回家，办公室也没有可供你使用的电脑，要用纸笔来写作，且经常因为一个需要查阅的资料而遇到困难，因为家里可以查阅的书籍毕竟是有限的。随着公司改革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使我有机会从更多的角度得到了多方面的积累，曾多次随总裁前往国家有关部门、国内各大专院校、各省市汇报工作、交流学习、参加会议等，也结识了很多各方面官员及专家、学者，还有全国各大知名企业的朋友。在这些社会活动中，我从很多人身上学会了多侧面、多角度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还有很多次因为总裁工作繁忙而独自代表总裁参加交流、会议、学习、汇报等。我对人类未来学的兴趣与关注就是受到了世界未来研究会中国企业未来研究会的影响。曾参加了中国企业未来研究会成立活动并几次代表公司参与会议交流。应当说，那时候的国家各部门的很多领导还有知名学者（至少我接触的很多人）不像今天的腐败及霸道作风，大家在一起接触没有什么利益交往，在一起讨论问题也很民主、友善、平等，无拘无束。后来公司又任命我为办公室副主任及销售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其实我是在原来工业局基础上进行专业化公司改造前的正科级干部中因秘书工作的原因而最后被提升为处级以上干部的，这一点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委屈，在我看来这正是我没有躺在父亲影响的大树下乘凉而靠自己工作努力的结果）。在企业改革中，我们的公司曾先后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小企业承包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企业破产改革试点，在这些改革中我们受到了很多启发，并为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理论思考与更富于实践意义的基础。通过那些改革项目的推出，我们更深深的感到所有权与经营权如果不突破，我们的职工永远不会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经营管理者将永远摆脱不了官本位的思维定势，正是在那样的学习环境里，在总裁善于思考问题的影响下，我与总裁大胆探讨、交流了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革尝试的突破，并成功的策划了引起全国反响的大企业股份化与证券市场研讨会，最终公司将我们的股票成功的推向中国上交所第一批上市行列中。为了能在基层更多的得到全方位锻炼，我曾多次拒绝了各级政府部门的商调意向，直到一九八九年因为我在六四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了北京制止了一场反革命暴乱的消息后，我对中国共产党在整治作为方面彻底失去了信心，我在那一刹那间知道了党所领导的经济改革仅仅是一种没有专制政治制度改革匹配与呼应的瘸腿改革，我认为这样的社会改革将没有任何出路。我所为之兴奋的、热烈拥抱的改革不是这样的改革。

      收音机及电视里传来的不幸消息让我彻夜无法入眠，甚至痛哭了一整夜，我想到：改革完了，我曾爱的，我的父母亲为之奋斗了半辈子的党完了。中国至少还要经过更长时间专制制度的侵害。其实我的这些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正面教育的结果，也是我的父母言传身教的结果。而在那顷刻间，我被这巨大的反正不知党的失衡和反差击倒，我所接受的正面教育之厦轰然坍塌。“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我美好的记忆里竟忽然魔术般在我心里变成了一个恶魔。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很强烈的同情心，将母亲蒸的白面馒头拿出去给小朋友们吃，并从他们的手里接过硬邦邦的窝窝头啃，还美其名曰的告诉小朋友，我爱吃窝窝头。我还曾多次与父亲不谋即合的将有求于父亲的一些家庭生活很困难的人所送来的礼物在父亲的要求下兴高采烈的拿起礼物跑到那些人的家里，把礼物送还给他们，虽然很小，可我却从不为那些礼物所动。谁人不知道礼物好？然而我更感觉到的是怎么好意思收人家的礼物呢？再见了人家怎么好意思抬头呢？直到当了领导干部以后，给我开车的司机送给我香烟，我的部下因为求我办事送我礼物，我都一一奉还，但是能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我对他们所求的事情都给与了满意的帮助。又有一次，我们下属的一个企业为了将原有的全民所有制性质改回来（因为被退回到集体所有制，总公司欲投资却因为他们是集体所有制性质而无法投资），找到了我帮助他们向市里申请，并拿来了两份礼物，其中有一份是送给我的，可是我为了把事情办好，也为了不收这份礼物，将两份一起送到了上面。（那时候送礼不像现在这样权钱交易，仅仅是为了表示一些感谢的烟酒，上面的领导也是一推再推不得已而收之)。沉迷于公益事业的我更是很少顾及自己的私利，作为一个国家大二型企业的副职，我们公司的相同级别的干部都分得了四室的商品住宅，可是我却没有想到自己该去申请住房。直到我因六四被免除一切职务后也没有再申请过自己本该需要得到的基本福利住宅。在信仰方面，我曾牢固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并准备为之奋斗一生，其实那多半像我上面提及的因为我接受了良好的正面教育的原因，六四后，我深入思考了自己的从前的思想里其实是：正面教育使我真正得到的教益是潜移默化的人道主义思想基础。而不是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那些做官经中的尔虞我诈、机关算尽、见风使舵、八面玲珑、阿谀逢迎、狡黠伪善。

      一九八九年六四当天新闻联播播出了平暴消息后，第二天我到了班上第一件事就是写下了自己的退党书并交给了我曾热爱的党的有关组织，回想这个激烈的举动的思想基础是：我因将正面教育当了真，使我最后退出了我再也无法理解的党，也唤醒了我潜意识里真正存在的那种善良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在所受党教育中，我看到有些党的干部学会的是怎么在官场上成为不倒翁而尽可能的明哲保身，六四后他们转起弯子来其就像川剧变脸。当然因为公司总裁的关照，职务是不可能保住了，可是公司经过努力与市里面的有关部门协调，将我曾在改革前的正科级待遇保留下来，然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如果没有了为之奋斗的事业，我要那个待遇又有何用？这当中也有些市里我过去熟识的老领导见到我时也是问长问短、关心备至，使我在那样的险恶处境中得到了一些人情世故中夹杂着的那么一些少得难以扑捉到善的慰藉；使我深深感到人的常情所在而非都是世故。那时候的干部还不都是像现在这样的坏，有几位我的老大哥包括国家机关的有关领导，也有沈阳市的有关局长、企业领导者正是在我出了事以后没有怕遭受株连，一直与我保持着很友好的联系，我感谢他们在我最苦闷的时候所给予我的安慰。现在他们中很多人都已经离职，否则我不能提及这些，以免因此而让他们受到我的连累。一九九二年，左锋减弱，改革出现了一些转机，但是也仅仅是经济方面的瘸腿改革，政治上对于中国暂时仍然毫无光亮之冀可言，于是我不甘往日的寂寞，虽然我不稀罕荣华富贵，但是我唯一能选择的就只有两条路：一是出国。我的在美国混得相当不错的朋友曾多次邀我去考察，如果习惯就留下来，如果不习惯就再回来，我婉拒了朋友的好意，因为我没有想到20年后的今天中国越来越陷入更深的灾难与堕落的泥潭，我期望着，留在原处静静的、慢慢的等待着我爱着的这生我养我的地方能在反思中得到醒悟，我用了自己整整20年的耐心陪伴着这可能迷途知返的岁月，从青年等到中年，又从中年开始以更大的耐心在逐渐步入老年的漫无边际的、遥遥无期的、看不到任何曙光的煎熬中、在永远也不会淡忘的记忆中保留着对正义与良心的回归与渴望，我不愿意把今天的一切同物质生活的改变与财富巨大的诱惑更多的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世界上并不都因此而将所有民族的正义与良心、文明与公德、人道与宽容葬送。为此当我读到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而为之叫绝，这也可能就是西方一些国家人文思想中博爱、宽怀思潮得以广泛被社会接受的缘故吧，虽然我摒弃马克思斗争哲学，而萨特对马克思学说持肯定态度。当然萨特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是在自己对学术与社会的深层理解中的存在主义，而不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中那种原封不动的、恶意编造的警句似的马克思主义极其为统治、奴役服务的骗术；更不再是我们的很多学者所研究的那种马克思主义---以脱离实际与生活为基础，用于自己混饭吃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我没有同意出国发展，因此就别无选择的只有一条路可走了---下海经商。因为我的勤勉，使我经商曾也有可喜的成绩，但我的另一缺点---不肖于财富，随便怎么被商人欺骗甚至“好友”背信弃义，借而无还。为了能间接的为社会公益事业出一份力，我于2000年前后放弃了可靠收入的一般性广告发展方向转而与某研究院一位非常有成就的教授合作生产为农业增收、改善农产品品质的微剂量壮植灵产品，甚至我在投入后告诉所有实验小组成员大家努力去把这个事情做好，我本人一分钱也不多拿，股份人人均等，而那些一辈子没有见过几吊钱的所谓的朋友们本来应当珍惜这样的机会，可是他们却在还没有利润的情况下将销售款直接当利润分赃，于是我与那位教授愤然决定终止该项目，而那位把教授引荐给我的“朋友”走上了偷卖假药的邪路。这就是中国，连我曲线从事公益服务的机会也被他们的无耻、无义、无德、无情剥夺了。

     从那时起，我不想再与什么商人打交道了，于是捡起我喜欢的老本行开始重新思索我们向未来文明社会发展的破局之探寻，更令人吃惊的是，那些打着民主旗号的所谓思想家、理论家们比起专制主义者更有过之无不及的排斥着所有的成功影响之希望，坚守着自己混吃混喝的烂钵，在网络里喧嚣的搞一些公众早已厌倦的什么左右之争、社资之争、置公众切身权益于不顾，白白浪费着人们的期冀资源，任何人都懂得民主与公民社会对于中国的公众之具体需要的内容，而这些人却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书本概念无休无止的辩白着、排斥着所有的努力，以自己的企图替代着、霸占着文明社会所有概念的解释权，他们明明知道没有基本的妥协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对文明事业的促进作用，可是却知而不改其宗。年复一年的在所有可以谋面的、相遇的任何环境里吵得人仰马翻、昏天黑地，更有甚者，当有人因言获罪时他们却手舞足蹈，对持不同观点甚至曾与他们争论的人的遭受不白之冤者，他们竟在网络里摆下庆功宴，为迫害叫好，为解恨而狂吠。如此看来指望这些人来成就未来真的是希望极其渺茫，公众只好再寻求新的出路了。最后我想说的是无数先烈为之奋斗的中国绝不是今天的样子，他们也该有打江山后的话语权，他们是为了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而战的，不是为了首长及其子女们明天将成为共和国新贵而战的，他们之所以跟随着首长们去出生入死是因为党曾经给了他们以庄严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