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差异
关键词：
前段时间，野蛮拆迁与强行拆迁成为媒体与民众之间吵得沸沸扬扬的热点，而美国西雅图的一个幸福的钉子户的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个故事说，一个美国西雅图顽固的老太不肯接受百万美元为条件搬走。开发商最后修改自己的建筑方案，三面围着她的小房子建起凹字形的五层商业大楼。开发商为这栋只有90几平米的小房子开出了几倍于市价的百万美元补偿，但屋主伊迪丝·梅斯菲尔德就是不肯搬。开发商最后三面围着她的小房子建起凹字形的五层商业大楼。梅斯菲尔德八十几岁了，孤身一人，商业大楼的工程项目主管马丁和她成了忘年交，一直照顾这个老人的生活。去年，她在自己的房子里去世了，而房子留给了马丁。
梅斯菲尔德说，“我今年84岁了，我在这里很开心，我哪也不去”“我不是英雄就想自己呆着”。老太太死后，马丁把房子卖给了Reach Return房产公司合伙人格里格·皮尼奥，新主人认为这个房子让每一个美国人思考自己的人生。从而取名“信念广场”。 当然，这是一个商业项目，这个项目还鼓励企业和当地居民以250美元到1000美元不等的价格购买瓷砖，刻上自己的名字和信念，将其安装在广场上。
就如奥巴马凭借“变革”一词就让自己光荣地成为金融危机推上来的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虽然这本质依然是市场行为在推动，但毕竟是真正的和谐。
单纯信念这个词，就可以把房子分拆到以砖为单位去卖，这让我们想起了另一个“拥有美国一寸土地”的故事：
想出这点子的人，真是把中国的国情揣摩透了，竟创造出如此“天才”的点子——把一片美国的土地以英寸为单位，一英寸一英寸地卖给渴望拥有美国土地的中国人，价格在上千元人民币左右。在这个相当正二八经的公开在全国销售美国土地的活动规定，认购者每人可得一份证书，以证明它确实拥有“一寸（或数寸）美国的土地”。
——美国人太聪明了！
另一个故事已经流传了20多年，说的是有一个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中国老太太攒了一辈子的钱，到了临死前才攒够了买新房的钱，才住上了新房，而美国老太太则先贷款，住进了新房，到死贷款也还完了，她也因此住了一辈子的新房。
20年前传说中的那个先住房提前享受生活再慢慢还钱的美国老太太提醒中国人——人是可以先消费再还钱的；20年后，美国的这个幸福的钉子户告诉中国人，其实美国人的社会比中国的和谐得多。
于是乎，从官方媒体到草根坊间议论纷纷，这种奇怪现象的对比之下，很多人看不懂了：
为什么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官到商再到草根百姓之间如此“和谐”；而恰恰是中国这样自诩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官商之间、加上媒体、专家、国有民营与外资之间，当然更包括草根百姓之间的不和谐之音占据了主流，即使是和谐都是“被和谐”，即使是自杀都是“被自杀”，即使是就业都是“被就业”，即使是强奸都是“临时性强奸”。
中国人是有深刻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情结的。
马克思与恩格斯那两个德国老头所提出的社会制度发展理论，以及他们引以为支撑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理论，支撑着中国草根百姓的信念，也维护着中国政权的稳定。从不远的历史上，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就是以工农利益为革命的终极目标，让农民有其地，让工人有其工，同工同酬并多劳多得、士兵有远大而崇高的信念、商人成为为政府分担压力与忧愁的人，至于学生不过是思想与思维方式被格式化了的一代又一代的人。
关于这一点，请参照本人以前写的类似主题的文章。
从更久远的历史上看，中国历次起义要推翻当时政权的核心目标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出自《论语》）。而中国人口众多成为实力强悍的象征与重要组成部分，在成为优势的同时也成为累赘，毕竟那么多张口都要吃饭，都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口成为国家的负担与包袱？难道随着国策，那些英雄母亲转瞬就成了国家的罪人？那么多嘴巴要吃饭，那么多人要住房出行，人口膨胀确实不是什么好事，但人自然形成市场，有人的地方就有消费推动，就可以为国家贡献GDP，人多力量大。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在统治阶层看来，那些需求就是在给自己制造麻烦，提出需求就是在给自己添事，而需求提出的方式稍微过激一些就会成为刁民，更为过激就会成为暴民，有了组织与武装就成为反政府武装。但在市场经济看来，有需求就有市场，需要满足的需求多了，就会给自己带来收益，持续性的收益就会给自己带来投资。用别人的钱为自己赚钱，何乐而不为！
中国的社会在政权与朝代更迭的时候，社会大环境总是在动荡之中，比较动荡的比如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另外的一些是统治者内部的，比如从唐高宗李治晚期到唐玄宗李隆基正式掌权之间的那将近三十年，宫廷的政变不断。更多的是得到管理与统治权而不是争夺市场收益。虽然得到管理与统治权在苛捐杂税等方面会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更重要的还是话语权。
中国历史纷乱的战争的核心原因就是中国政治是政治，市场是市场，在此“二元”之下，配额、牌照、官位、俸禄等就形成相当稀缺资源，不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甚至生杀予夺都存乎于一念之间，卖官鬻爵与官商勾结、裙带关系就成为政府管理所必然具有的衍生现象。外戚与宦官、宠臣与酷吏就成为足以左右中国历史的一股力量。
政治永远比经济重要，社会化管理远比市场化服务重要。绝对服从远比建设性建议更容易得到上级的惠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成为政治斗争的主旋律，任何事情的判断就是right or wrong、黑与白之间的区分，所以才有“伴君如伴虎”。同时，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的核心支柱永远是枪杆子与国家机器，而不是民意调查与投票。这一点不管是历史上的帝国与朝廷还是在貌似民主的独裁统治时期，均是本质。
社会主义国家，不管中外，都越来越像封建帝国的统治。政令一出、莫敢不从，一切唯领导的马首是瞻，根本就不允许你有任何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单纯地在言论上被封杀还是幸运的，搞不好会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传首九边，或者被诛灭三族九族的也未可知呢！明代的方孝孺、熊挺荜就是前车之鉴。
在一脉相承的管理模式中，下级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是基本原则，下级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意识与观点，而只能是上级的执行者与支撑着，即使上级的智慧从逻辑上都是荒谬错误、甚至可笑的，都要陪伴他逐步走向灭亡，这就是官场中所谓的忠诚。
当一切言行都遵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每个人都成为一枚棋子，成为带有编号而缺乏个性化呈现的符号。当然，有上级罩着，下级尽可能地为所欲为，盘剥别人的利益，为自己中饱私囊。当下级总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不的时候，他怕就是自取灭亡了。
这种官僚之间的模式，颇有些像军事化管理，虽然不一定封闭到那种程度，但大体原则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毕竟枪杆子是由政治决定的，政治是由执政党说了算的，政府是由执政党组建的，国家是由政府来代表的，最为微妙的是除了执政党，任何其他政党都是陪衬，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颇有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意味。
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与军事是不分家的。
社会主义以国家为运营主体，是政治，政策的制订与调整是政客们拍脑袋形成的，并在那前后由专家去论证与传播；全国是由一面旗帜去指挥的。资本主义则是以政客们以资本家的利益为导向的，并在那前后接受市场的检验。封建帝国时代，帝国是家天下；资本主义时代，国家是以国会（议会）为主体，以政客为政治方面的职业经理人的。
政客就是政治方面的职业经理人。他们通过外交来谋求国家利益与形象的最大化，不同的部门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外交部与元首就会以形象为核心，从商务部、贸易部之类的部门到总理就会是以利益为主导。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指挥棒是握在资本家的手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指挥棒控制在政客的手中。
我们要弄清楚的一个事情，就是权利的传承。当权利足以为自己带来丰衣足食，黄金屋、颜如玉、封妻荫子、鸡犬升天，红楼梦里描写的“四大家族”的奢靡生活，都可以因为权利而实现的时候，当轻商成为悠久的历史传统遗留下来，当权利始终凌驾于物质财富与专业素养之上，谁还会有心思去自讨没趣呢！
权利表面上很空，但却是实实在在的资产。特别是在人以群分，权利集结着权利，权利集结着传媒的喉舌、纠缠着利益输送纽带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追逐权利，甚至在国家与民族大义面前，都不是拓展的权利，而是对内盘剥与奴役的权利，以往是千户侯、万户侯，现在是争相做封疆大吏、朝廷重臣。道理也很简单，把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输送一些给商人或者友邦，会让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个体利益的满足。
以形象为核心诉求的，总是在问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是从道义取向的，而不是利益取向的。当发展中国家自顾自地发展，发达国家纷纷推卸责任的时候，中国势必要承担许多多余的责任。对外的无奈势必要通过对内的压制来求得内心平衡。
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条颇为有价值的黄金定律：
在中国或者是有中国特色的国度，任何市场走向与脉络都能够找到权利与政治的影子，而在美国与欧洲的某些发达国家，虽然从福利、人性化以及和谐等角度看，都有貌似社会主义的影子，但从本质上，还是经济与市场成为幕后推手。
在中国的股评家，不应该以技术分析为主，而应该以基本政策面的分析与预期为主，所谓技术分析都需要让位于基本面分析的。所以任何政策导向、对产业的支持与规范、周边股市的走势都会对国内股市起影响的作用。当然那也仅仅帮助你看清门道，辨别方向，如果想投资赚钱还是需要选准个股，判断基本入市与退出的关键时间节点，判断自己的竞争对手，你是在跟谁搏弈。
至于两个美国老太太，还是姑妄听之，是否相信还是要取决于自己，至于谁能参透其中的本质与逻辑关系，还是要看每个人的悟性。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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