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上海海事大学2009级法学系硕士在读研究生杨元元，在其宿舍卫生间内用2条毛巾打结紧紧系在一个锃明瓦亮的水龙头上，以半蹲下跪动作自杀，以如此别扭痛苦的方式把自己勒死。

12月9日，在各大论坛流传着一刚网贴，披露了此事，从而引发网友的注意；当晚11点30分左右，上海海事大学宣传部在官方网站连夜挂出相关情况说明，披露了事发当日的情况。

近二天，媒体对此事不断报道，也发掘出不少内幕消息，在此不作叙述。有媒体说杨元元死法恐怖，因为采用这个动作自杀，她一定要痛下决心，使出全身力气才能把自己勒死，如果她临死之前，对生命还有所留恋，犹疑一下，也不至于走上一条不归之路。让一个有着高等学历的女生，毫不留恋地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她的痛苦根源是什么呢？是谁之过？

很多网友的跟贴都把矛头指向海事大学校方，我认为是有点片面。死者已逝，为表尊重，本来不应再评论死者。但此事汇聚了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的结合，所以探讨一下，或许对世人，特别是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有所警醒。

一，上海海事大学有责任吗？

很多网友都把矛头指向校方，认为校方太漠视贫穷生的困难，把武汉大学允许杨母一起住到校园和海事大学不允许杨母留校住宿的做法作对比，从而得出了校方冷漠的看法。关于这点，我看上海海事大校的做法也没有错。按惯例，一个大学生即使是硕士研究生的家人，也一样是不能随求学者一同住在学校的。其实，在学校的帮助下，杨元元也为她的母亲在校外租好的住房，她陪同母亲在24日晚上已搬进租所过了一晚，第二天早上（25日），杨元元突然在被窝里坐了起来，喃喃自语道：“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她告诉母亲：“地上好冷，我去找学校去，我们还是要住回学校宿舍去。”

25日下午，杨元元与杨母到学校第三食堂吃晚饭，晚餐是蒜苗炒香干和豇豆；随后，杨元元带着杨母回到宿舍，然后催着杨母赶紧洗澡，杨元元告诉杨母，在晚上8点前离开宿舍，不要让宿管员再来赶人。第二天早上，就发生了杨元元自杀事件。

从这个过程来看，或者上海海事大学作为校方对杨元元的死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至少杨是死在校内，死在求学期间，学校应有对其人身安全承担责任。如果把学校不允许一个学生带母亲在学生宿舍居住，作为“逼死”学生的证据，法律上说不通，人情上也不一定冷漠：起码杨母也在学校里住了一段长时间，才发生要她搬出校处，自行租屋的事。在这一点上把责任推到学校身上是不客观的。

二，杨元元的家乡政府，对贫困大学生的家庭抚恤是否不到位？

在一个贫穷的家庭，能培养出一个硕士研究生和一个博士研究生，这样两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妈妈应当能受到尊重，按杨家的背景，绝对是应该纳入救助范围的，但杨母失去居所，并同女儿借住在武汉大学时，民政部门有没有跟进这个贫困家庭的状况？（虽然当时杨母在武大做点小生意，生活费还是很紧巴巴的），直到杨元元重返校园，如果民政部门能对贫困大学生家庭展开救助，解决下下杨母的住所，那不至于杨母要“陪读陪宿”。在这方面来看，杨元元家乡政府教育部门、民政部门等，对贫穷大学生家庭的怃恤工作是做得不够位的。

三，杨元元本身的自杀行为是否不理智？

尊重死者，是本不应评论她，但这事很大程度是由于她的不理智做成的。贫穷可以死人，但并不等于为贫穷而死！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如果理智点考虑到家庭的实际困难，杨元元不应该选择重新返回校园深造，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儿偏激，但学校学到的知识，并不一定能决定一切，本身已是名牌大学本科生的她，如果想找一份过得去的工作，我认为不难，从杨元元的经历中也证实这一点（武大毕业后，杨元元在武汉找了工作，慢慢偿清了债务，并有了一点积蓄），如果她能够按这条路走下去，先养活自己和母亲，供给正在上大学的弟弟，就算困难，也起码有一个经济能力的人，这对一个家庭至关重要。但重返校园继续深造后，家里唯一的“水源”都断流了，经济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从这一方面来看，我认为她重返校园的做法，是不对头的。虽然知识越多越好，但现实生活解决不了，何谈学业？

我想那天早上杨元元喃喃自语道：“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这句话的内涵，多少也为她重返校园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作一个注脚，当学业与生活不能并存时，如何选择？这是一个简单的答案！

其实生活也是一个求知的过程，并非一定要硕士、博士才会有生活的。杨家这样的“知识”层次，仍然未带来杨母“命运”的太多改变，但我觉得这其中原因多半出在杨家内部，以及出在他们对“知识改变命运”的理解上。不可否定，现实社会越来越泛物质化，就算一个有多少张文凭，不解决生活的难题，只是追求更高的学历，有用吗？可能吗？

当杨元元万念俱灰一死了之的时候，她的精神世界也已因口袋的贫穷而贫穷如也了，这样的残酷才是更让人难以接受的。

四，杨元元的家属和那些事后冒出来的血亲，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事发后，杨元元的亲属（母亲、弟弟、舅舅、表妹、外婆等）曾向学校提出了索赔35万元，5万元作为处理后事的费用，30万元为其母亲购买一套住房；另有一条发自12月11日的消息说，上海海事大学校方与杨元元家属商议赔偿慰问16万元，但该方案仍未得到家属方面的认可。

也就是说，在杨元元死前，只有杨元元与母亲孤苦伶仃在上海海事大学只求母女能同住“地上不冷”的学校宿舍不得，而在杨元元死后，她的亲属突然之间冒出这多人，弟弟、舅舅、表妹、外婆等人，当杨元元的母亲只能倦在学校礼堂的瑟瑟冷风时，这些人又干什么去了？

这种事只能用一个字解释“利”，有利益时当然有人会出头，目的是什么？路人皆知，不必明说。但不管抱着什么心理，杨母的血亲们比海事大学更有责任和义务为杨母的孤苦提供庇护。

最后，不管对杨元元的死如何评价，她的死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当下高学历人才不再稀缺，甚至大有泛滥之势，但就业形势不乐观，就业没有保障下，摆脱贫困、改变命运只是空谈。这对现今教育体制、社会规则都拉响了警号。

   杨元元的死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也更值得世人警醒。为了不再让类似如杨元元的悲剧发生。国家和社会应该给予贫困学子更多关怀和支持，使这种“血淋淋”的事件，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