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件事情和我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时候，是做一个参与者还是旁观者，这该是谁也逃不过的困惑，也是智慧的抉择，因为更多时候，事情发生后的延展并不像我们开始想象的那样简单。

       在美国波士顿一个犹太人的纪念碑，有一个德国的新教神父---叫做马丁，说了一段特别有名的话也是他的忏悔之语。他说：当初德国的纳粹希特勒，在德国国内追杀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就想，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此时与我无关，所以我不说话。后来，纳粹们又开始追杀犹太人，我想我不是犹太人，与我无关，我不说话。在接下来，他们又开始追杀工会会员，我想我不是工会会员，所以与我无关，我还是不说话。再接下来，他们又追杀天主教徒，那我是新教教徒，所以我觉的与我无关，我继续不说话。那么最后纳粹们带着刀冲着我们来了，我才发现几经没有人帮我们说话了。

        当一种恶强大到一定的程度，强大到我们没法承受反抗它，超过了忍受的代价的时候，我们就会倾向于把这种恶，看成是我们的命运。而且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就认为它的存在是合理的。从这种层面来讲，马丁还算是清醒的，所以才有了忏悔。

       王小波也在《沉默的大多数》开篇这样写道：“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这个故事太过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 与其说是通病，可以改好听一点叫做“文化”，中国人的信仰：开口是银，沉默是金。龙应台女士曾经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王小波说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是不对的，沉默该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是文化就可以传播。沉默也可以传播。在某些年代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沉默就像野火一样四下漫延这破坏了沉默的完整性。

       但是与此同时人群中也不乏一些敢于大声喊出自己声音的人，他们在别人眼里始终特立独行，或被在心里偷偷的膜拜。他们也必将遭到一部分人的厌恶，这简直是一定的。摒除了道义与否，我还是很愿意尊重这部分人，他们往最坏处想也还拥有自由的思想和勇敢的表达。

      我们周遭的话语圈就这是这样：时而激昂、时而消沉，时而狂吠不止、时而一声不吭。每个人就在这个光影变幻的大舞池中不同时段扮演着着不同的角色，以特有的方式行使着自身的表达，真真假假，是是非非，纷乱之中，景色都模糊了。

       怒目的吼、平淡的说、婉转的低吟、笑而不答、沉寂、窃窃私语、行为艺术...生动的脸孔、多样的表达苛责着身边的人与事也同时问询考量着我们的内心。

       对于那些有话能讲、有话敢讲的人，竖大拇指给他，因为他激发民意也表现勇敢；对于那些不说话却用行动给出最有力证明的人，封他为实干家，哪怕光芒再小也照亮了一块地方；对于那些不作为的人，也不要轻易就拿“道德”贰字去压制他，况且下面这两段文字该被牢记：

“你必须有理想，但是不要公然鄙视那些鼠目寸光的人。你必须有操守，但是不要公然抨击那些蝇营狗苟的人。你必须培养高尚的趣味，但是不要公然与那些逐臭之夫为敌。我们做好事，别勉强别人也照我们的样子去做，别责备他们为什么不做。道德是一种修养，不是一种权利，道德最适合拿来约束自己，不适合拿来压制别人。道德如果成为运动，也是“自己做”运动。”

“恃清傲浊比恃才傲物的后果更坏。人们之所以尊重道德，就是因为道德对他们无害。如果道德成为他们毡上的针、背上的刺，他们就要设法拔去。人们之所以提倡道德，是因为道德可以增进社会的安宁和谐，不希望引起纠纷、造成风波。否则，他们就要对不道德分子加以安抚了。这就是以道德自命的人应该守的分寸。”